姚洋：尊重常识是战胜经济挑战的前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大国发院 Author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我的新书《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出版之际与大家交流几个问题。我主要分享三点：
第一，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第二，不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危贻害极大；
第三，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常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国富论》。其实，按照他那个时代的叫法，亚当·斯密应该是哲学教授，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本哲学著作。
他为什么要写《国富论》这本书？为什么要提出“市场”这个概念？这和启蒙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
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太一样，苏格兰人特别注重情感和经验，而欧洲大陆的人更注重理性。这一区别奠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色，也奠定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人类所做贡献的突出特征。
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至少在当时，是终结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此后，虽然基督教依然存在甚至还有革新，但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已经瓦解。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第一位奠基人物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对于“道德从哪里来”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督教思想认为道德来自上帝，比如，一个人只要按照“摩西十诫”去做即可。然而哈奇森提出质疑，他认为道德不来自于上帝，而就在每个人心中，人从自己心中就可以产生道德。这是不得了的思想，因为这相当于说人可以不需要上帝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事。
这一思想打开了思想启蒙的大门。随后，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向着回归或解放“人性”的方向推进。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他认为情感才是人类行事的基础，而不是理性。
顺此逻辑，下一个问题自然而来：如果人都回归人性，人行动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情感，那么如果所有的人性都喷涌而出，包括好的、坏的、破坏性的，这个世界怎么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位思想家，休谟的叔叔凯姆斯勋爵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说法：“Man is created to possess（人为占有而生）”。但如果人真的是生来只为占有，人类岂不是要回到“霍布斯丛林”？
亚当·斯密提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市场，人性可以通过市场进行释放，继而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人人为我，最终的结果是人人为社会。
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从常识出发。我们每个人有七情六欲，这是常识，只不过宗教遮蔽了我们的常识。苏格兰启蒙运动倡导回到常识，因此亚当·斯密提出，要在常识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制度，使人的能量得以释放，然后贡献于社会。市场里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让人的能量贡献于整个社会。
因此，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起，大家应该就能明白——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才可能是真的、正确的。如果一个经济理论或者一条经济政策不符合常识，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这条政策肯定要失败。
这是我在《经济的常识》这本书里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根本性的道理。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贻害极大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想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货币中性理论
货币中性理论是货币主义学派最重要的结论，卢卡斯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完美世界的假设之上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整个经济运行得天衣无缝，在这种情况下，多发货币只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很多人，包括卢卡斯自己可能忘记了，我们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
在一个有摩擦的世界里，我们老百姓的常识是，货币并非中性，有钱就有更大的权力，有钱就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当然，老百姓也明白，如果货币太多，钱就不值钱，但当自己手中的货币适当增加时，财富值就有所增加。这是老百姓的直觉或常识，我很认同。在我们真实生活的有摩擦的世界中，货币不可能中性。
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看，美国为什么可以超发那么多货币？如果货币完全中性，美国超发货币就会制造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疫情以来超发那么多货币，美联储扩表数倍，尽管美国也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至少远远低于货币超发水平。为什么？因为货币是一种主权。这就是黄海洲与合作者博尔顿（Patrick Bolton）提出的理论——货币主权理论，当你拥有发行货币的主权时，你可以从发行货币中获利。不只美国这样做，日本也在悄悄地这么做。
在中国的现实中，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同时利率较低，而民营企业往往得不到贷款。如果你相信货币是中性的，你就会说，让货币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长的速度即可。比如，按照5.5%的GDP增速来供应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这是货币主义理论一个核心的政策建议。但如果我们这么做，恐怕民营企业都会倒下。
我经常用“养一池鱼”来做比喻。在一个鱼塘里，国有企业相当于其中的大鱼，民营企业相当于小鱼。如果鱼塘主说，经过计算，池塘里投放200斤饲料正好大小鱼都吃好，他就只精确地投放200斤，结果大概率就是这些饲料绝大部分被大鱼吃掉，大量的小鱼饿死。他应该做的是投放250斤到300斤，让大鱼都吃饱以后，小鱼还有饲料吃。
由此看出，货币并非中性。货币中性的后果是什么？宏观模型里不必再有货币这一选项，也就无法解释和预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货币现象，但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它怎么可能去解释金融危机？因此，货币主义者很别扭地提出所谓“真实周期理论”，认为凡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都归结为罗默所说的“小鬼们”的捣乱而产生的波动和冲击。这完全不合理。没有货币就不能解释周期，更不能解释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伯南克的流动性过剩理论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他因为研究金融危机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我不认为诺奖颁给他是令人信服的。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他都说，金融危机是由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而流动性过剩是东亚国家储蓄太多造成的。他暗指中国储蓄太多，导致消费太少，然后把钱又运回美国，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过剩，最终使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我把他的这种理论比喻为“地主家的儿子理论”，美国好比是地主，中国好比是长工。长工给地主干活，同时节衣缩食攒一些储蓄。地主家的儿子败家，跑到长工家借钱。长工看在地主面子上把钱借给他，结果地主家的儿子不仅把借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把地主家的家产也败光了。地主不怪自己的儿子败家，反而跑到长工家里抱怨：“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把钱借给我儿子？”事实上，地主应该骂自己的儿子败家，而不应该骂长工的好心。
伯南克理论的逻辑和地主的想法异曲同工。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书，中文版名字叫《美国真相》。他通过这本书指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金融成为整个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之一。美国在金融上随意施策，即便是巨大的金融危机，美国仍然能从中获利，现在又发展得很好。
因此，美国的真相或常识是：很多问题源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可是很多经济学家不从常识出发去研究这些问题，反而找一些“歪理邪说”。
第三个例子：劳动价值论
第三个不符合常识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我们的常识是，要生产就一定要有劳动和资本，以及其它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没有资本的前期投入就无法生产。然而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和其它要素都不创造价值，如果资本拿了收入就属于剥削。
如果按这个理论去做，其结果一定是抑制资本积累。如果现在还有人提倡劳动价值论，可能就会吓跑中产阶级和有产者。这也是一个不从常识出发而构造的理论，最后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还有很多这样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但当下经济学的悲哀就在于，这样的理论越来越多。很多经济学家变成了“黑板经济学家”，理论只来自黑板上的推演，而不是从实际的常识出发。
希望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少一点，否则祸国殃民。
不符合常识的经济政策导致错误的结果
现实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不符合常识的政策，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
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不符合常识。常识告诉我们，中小企业的风险很高。虽然现实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好的，我们国发院老师一直在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民营企业中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不专注经营，一心只想套利。并且，中小企业本身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失败的风险很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下，存活三年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技术进步速率很高。如果每家企业都是百年老店，这个国家就不大可能快速发展。美国企业流转的速度也非常高，十年前听说的企业现在很多都已经倒闭，比如摩托罗拉，说明美国的技术进步很快。
但中小企业存活率低、倒闭速度快，对大银行是一个极高的风险。对大银行而言，做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合算，因为大银行每笔贷款的成本极高，而且大银行的客户规模较大，赚大客户的钱相对容易。所以，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是常识。
然而，每次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时，我们就鼓励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痛苦过程，2008年之后搞“四万亿”，也是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最后的结果是不少民营企业拿到贷款之后亏损“跑路”，温州因此爆发了一场小型金融危机。
第二个例子：不科学的防疫政策
第二个例子就要谈谈不科学的防疫政策。最新的“20条”非常好，要求提高防疫的精准性、科学性。如果我们能按此执行，常规化的防疫效果就会推进一大步，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小得多。
我们北大国发院有一个模型，计算出今年因防疫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GDP的3%。这个数字很大，因为我们每年的GDP总量已经超过100万亿，3%就是3万多亿。经济的潜在增速大概在5.5-6%，这3%的损失很可惜，但时间已经走到年底，谁也无力回天。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尽管最新的防疫“20条”非常好，但这一轮疫情起来后，各地仍然在层层加码。我个人认为，原因还是在于不按常识做事。
常识之一：清零一次不等于病毒永远消失。今年来来回回至少有两大轮疫情，春季、冬季各一轮，中间短短的窗口期还有零星暴发。如果我们承认“清零一次不等于永久性消灭病毒”这一常识，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常态化防疫措施，就应该按照“20条”来精准防疫，而不是每轮疫情到来的时候都搞运动式防疫。
常识之二：清零政策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在运动式防疫过程中，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按下了暂停键，老百姓收入下降，民众自由丧失，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增长，等等。我们要算政治账，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账。以人民为中心应当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和基层忽视了这个常识，对中央政策的内涵在理解上出现严重的偏差。
常识之三：病毒的毒性会降低。我们的防疫措施应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且要有稳步退出机制。按照现在国际上流行病学家的估计，奥密克戎病毒再迭代三代，大约到明年年中就会等同于感冒。我相信WHO到那时会宣布疫情结束。届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完全开放，因为既然相当于普通感冒，就没有理由不开放。这也是常识。
疫情已近三年，病毒的毒性已经降低，会与人类共存，所以我们就应该计划好退出机制，不应永远像现在有些基层和地方政府理解的那样，以病毒的绝对清零为唯一目标。我们不是要在病毒面前躺平，但在清零和躺平之间，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20条”就是很好的政策调整，可惜没有得到地方的有效执行。
为什么大家对于当下的防疫工作不满意？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尊重常识。
我们一定要尽快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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