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20世纪50年代北大经济系的教授们

 作   者：赵人伟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来    源：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总第87辑）。

195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那里学习四年，1957年毕业后分到中国科学院（199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如所周知，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许多名校（包括清华、北大、燕京等）的经济学名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来，诸如马寅初、陈岱孙、陈振汉、赵迺抟、周炳琳、樊弘、罗志如、徐毓楠、严仁赓等等。这些名教授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有的还是名牌大学（诸如哈佛、剑桥、哥伦比亚等等）的博士。他们大多数住在燕东园和燕南园的教授楼里。

我进校时，院系调整刚结束不久。在当时一边倒的政策指导下，这些教授们必须按苏联教科书或者苏联专家拟定的教学大纲来讲课。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教授们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马寅初和赵迺抟两位教授年事已高，不必开课。不过，马老有时来参加一些系里组织的活动。我听他多次讲话，主要是讲述他的人口理论，主张节制生育。另外，他还喜欢讲通过爬山和洗冷水澡来锻炼身体；也欢喜讲述他如何对照英俄两个版本的《联共党史》来学习俄语。

1957年以后，马老因他的人口理论遭受严厉的批判，而且被免去校长的职务。不过，1957年颁发给我们的北京大学应届毕业证书上盖的还是马寅初校长的图章。也许这是马老以校长的身份在毕业证书上最后一次盖上自己的图章吧！

赵迺抟教授曾任老北大经济系系主任，并有东方亚当·斯密之称。由于他不开课，未能聆听他的教诲。不过，每逢春节，我们作为学生都到燕东园他家中去拜年。我毕业以后，曾经回校参加赵迺抟教授九十大寿的庆祝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钱学森和邓力群作为它的学生 都发表了祝寿的讲话。

陈岱孙教授是1926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经济系，还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到北大以后，长期担任经济系主任。他给我们讲经济思想史。不过，他很聪明，只讲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止。因为，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讲他们的理论是完全正常的。

此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学，他既没有宣扬，也无须参与批判。根据他的经历和学识，他的这一选择是非常理性和明智的。他讲课从不念讲稿，但记下来就是一篇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文章。

而且，他讲课的时间掌握也是很著名的，既按时开讲，又按时下课。五十年代的课程一大节分成两小节，中间休息五分钟。他讲课从来不侵占这五分钟的时间，保证学生们的课间休息。这可说是他严谨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我到经济研究所工作以后，由于经济研究所和北大经济系有很多业务联系，所以仍然可以得到陈岱孙教授的教诲。

1958年春，北京经济学界举行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跃进座谈会。会议气氛非常热烈，许多经济学家互相挑战，表示要在大跃进运动中写出多少万字的文章或著作。会议由孙冶方和陈岱孙共同主持。我在下放劳动锻炼的间隙中去做会议记录。

陈岱孙教授在主持会议闭幕式时只讲了八个字：“现在宣布会议闭幕”。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他保持如此冷静的态度，我当时觉得不好理解。现在回味起来才觉得他的确是高人一等。他深知，研究工作是不能靠大跃进式的运动和虚夸来推进的；但是，他又不能给人家泼冷水。于是，该沉默时他选择了沉默。国际上有一句格言叫“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en）。

我想，陈岱孙教授是真正懂得这句格言真谛的学者。

经济研究所经常请陈岱孙教授来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如参加《经济研究》的编委会、经济研究所高级职称的评委会等。陈岱孙教授年事已高，所里当然要派车接送。有时，我也被派接送陈岱老。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送陈老回学校。

在车中闲聊时，我说：“物价涨了，但老教授的工资没有大动，陈老师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条件恐怕还比不上我们在校时的1956年吧！”他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连声地说：“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生活很简单！”。他没有在我面前发牢骚；我也从没有听说过他在别的场合发牢骚。这就是陈岱孙的为人！

还有一次，我送他回到北大燕南园的住所。进门时刚跨过门槛就觉得脚底下的地板喳喳作响，原来拼木地板因年久失修已经松动。我随口向陈岱老提了一个建议：“ 是不是请学校把地板修理一下？”想不到他竟然作了这样一个回答：“没有这个必要了，房子老了，我也老了，正好相得益彰嘛！” 这一恬淡而又风趣的回答，能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陈岱老一生中所悟出来的为人之道呢？ 

陈岱老并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高层还是基层，国内还是国外，都对陈岱老的学识涵养、道德情操表示敬仰。记得陈岱老九十大寿时，参加祝寿的除了学术同辈和晚辈之外，还有像宋 平这样的党内高层人士。

1997年春，我因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的需要，应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邀请，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学期。该学院的一位教授得知我来自中国，并且是陈岱孙教授的学生，马上拿起笔来给陈岱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问候信，希望我回国后能转交给陈岱老。

不幸的是，当我回国时听到了一个噩耗：陈岱老已经在不久前仙逝了。于是，我只好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晏智杰教授。 

陈振汉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在陈岱孙教授到任以前，曾担任过经济系的代主任。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他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课。他的研究成果转到熊正文老师手里，由熊老师给我们讲《中国近代经济史》。熊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好，既有大量的史实，又有独到的分析，可谓史论结合的佳作。

1956年上半年，按照教学计划，我们班的同学赴山西太原钢铁厂生产实习。在实习后期春夏之交的时候，陈振汉教授代表经济系的领导赴太原看望我们这些正在作生产实习的学生。他除了听取有关生产实习的汇报以外，主要是向我们传达了北京的新动向。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的是他传达了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精神。

他在讲述“双百方针”时的精神状态是兴高彩烈的。他当时的心情，可以同费孝通教授在后来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所表达的心情相媲美。这种心情，大概是他1957年以他为首写出《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动因吧！

这份意见书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被批判为经济学界六教授的反动纲领。在这六教授中，为首的他被定为右派分子，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得到平反改正。

在经济史领域，除了上述中国近代经济史这门课程以外，经济系还为我们开设了《外国经济史》这门课，由周炳琳教授主讲。周炳琳教授青年时代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以后由蔡元培推荐到欧美各大学深造。回国以后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学院院长；1949年以前是著名的民主教授。

据说，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数次未获通过，还是最高当局下达指示以后才获过关的。在外国经济史领域，周炳琳教授是一位学养有素的专家。

不过，当时他很难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来讲课，加之当时苏联出版的相关著作还未翻译成中文，所以他的讲课很难形成一种新的思路，只讲了少数几周后就停止了。

应该说，这对我们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缺乏外国经济史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缺乏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史的知识，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包括对《资本论》的理解，就要肤浅得多。 

罗志如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曾任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在资深教授中，罗志如教授的适应性是很强的。他给我们开国民经济计划课，居然能按照苏联专家布里也夫的讲稿来讲课，而且讲得很生动，学生也爱听。当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时，学生们都用一种探索新生事物的精神来学习这门课。

应该说，在一边倒的政策指导下，我们只知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不知道计划经济还有什么弊病。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讨论情况，特别是奥斯卡·兰格和冯·米赛斯、哈耶克之间的论战情况，我们作为年轻的学生是一无所知。

罗志如教授有西方留学的背景，也许对那场争论会有所了解。不过，即使他知道那场争论，在五十年代那样的背景下，也不可能在课堂中向我们介绍。

徐毓楠教授正值凯恩斯经济学兴起时留学英国，获得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聆听过凯恩斯的讲课，而且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最早译者。应该说，他是我国当年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最权威学者。他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有二：

第一，吸收知识的能力超强。为了吸收苏联的教材，当时教授们也努力学习俄语。徐毓楠教授在学习俄语和吸收苏联教材方面可以说是神速。

1953年我们刚刚进校，系里就把徐毓楠教授翻译并编写的《经济学说史》一书发到我们手里，使我们学习时不但依靠听课，还可以依靠阅读。据说，徐毓楠教授学习俄语不但做到能看、能译，还做到能说。做到能说的原因是他经常同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邻居聊天。因此，在教授学俄语的评奖活动中，他曾得过一等奖。

第二，他讲课特别潇洒。一般来说，老教授讲课是不念讲稿的。不过，个别青年老师按照刚刚翻译过来的讲稿来讲课就难以避免照本宣科。因为，这种讲稿通篇都是俄式中文，充斥着倒装句；加上每个问题在进入论述以前都必须大量地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只能逐字逐句地念。

至于徐毓楠教授，讲课时不但从不念讲稿，而且常常是在黑板前面踱步，一边走一边讲。这种讲课方式能使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一边听一边思考，从而听课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

反之，念讲稿的方式往往令学生忙于记笔记，缺乏思考。而且，念讲稿的老师即使对讲稿的内容没有吃透，仍然可以照本宣科；反之，不念讲稿的老师所讲的内容则必须是自己吃透的。

1956年夏秋之交，徐毓楠教授连同樊 弘教授给我们开了一门凯恩斯经济思想评介的选修课。九月份刚刚开课时校内外有不少人来听课，不过，十月份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主要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听课的人越来越少，这门课很快就收摊了。可以说，这门课在当时仅仅是昙花一现。

徐毓楠教授于1958年得了脑瘤突然去世，时年45岁，真可谓是夭折，令人万分惋惜！

应该说，这些教授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不过，发生在这些教授们身边的小故事，是不是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呢？

特别声明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学术交流使用，不构成投资决策、法律及/或税务之建议。

对本公众号原创之文章，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并于转载时在文章开头处注明来源于公众号“经济学原理”及作者姓名。未经本公众号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

对非本公众号原创之文章，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请向原创公众号或/及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