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读｜大历史中的中国营造学社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16日，北平市的中山公园内群贤毕集，华盖如云，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大会在此举行。当我们回顾历史，看到的不仅是营造学社前辈们勇于开拓的学术进取心，更多的是他们忧国忧民，致力于振兴祖国文化的爱国情愫。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文明的对外扩张，欧美的知识阶层把目光放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一批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前往中东和远东探寻未知世界，古老的东方中华帝国自然是他们的重要目标。早在营造学社成立之前，来自西洋或者东洋的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已经开展多年。
法国人沙畹(Edouard Emmannuel Chavannes)是公认的西方中国学泰斗。作为语言和历史学家，他的考察深入华北和东北腹地，为各地的古老建筑留下了影像，收录于1909年发表的《北中国考古图谱》中。
△沙畹在中国考察古迹
△《北中国考古图谱》中沙畹拍摄的武梁祠
△《北中国考古图谱》中沙畹拍摄的昭陵六骏
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ren)是艺术史大师，他1924年出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中国城垣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精华的北京城墙，曾在八国联军攻城的炮火中屹立不倒，以后却在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口号下被中国人自己拆毁。它历史的身影，便有赖于这位外国学者的努力得以保存。喜龙仁的书中有大量北京城墙的照片和精确的建筑测绘资料，直到今天还是人们了解、研究北京城墙的必备参考。
德国人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无疑是以建筑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建筑的第一人。他特别在意于中国的宗教建筑，关注中国建筑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192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是一部皇皇巨制，上下两卷，分20个类别细述了中国建筑的主要特点，并有大量的照片和实物测绘。鲍希曼还出版过一本名叫《图像中国》的建筑影集，反响很大，仅德文版就发行了两万册，英文版在伦敦和纽约同时推出，同样畅销。
如果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建筑的目的在于猎奇，即使如喜龙仁、鲍希曼这样深谙古老的东方文化，但囿于文化的隔阂，对中国建筑也不过门径初窥，只偏重于建筑外在的研究，而对于其内在的结构奥秘，或语焉不详，或充满误解。那么来自东邻学者的热心研究就让中国学者五味杂陈了。
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其目的更在溯源。以原本就深厚的汉学传统，加上明治维新以后掌握的科学方法，日本人的工作广泛而深入，可到达西人所不能及之处。1893年，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帝国博物馆的美术部主任冈仓天心就专程来华考察，遍访五大古都。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占领了紫禁城。建筑史家、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助理教授的伊东忠太借机对中国的皇宫进行了全面的建筑测绘和调查。1902年起，伊东开始了中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他基本沿着冈仓天心的旧路，并增加了山西的大同和五台山。他根据史籍在大同附近找到了云冈石窟，这个中国艺术史上的重大发现立刻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1906年，同为东京帝国大学助理教授的关野贞也来到中国，在伊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建筑作更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25年，关野贞和佛教专家常盘大定合作，出版了五卷本《支那佛教史迹》，以中国古代的佛教遗迹为线索，对中国的历史名胜、文化古迹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梳理，展现了包括建筑在内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艺术，一经出版，立刻被奉为经典。
可悲的是，在古建筑研究这个领域，中国人自己没有发言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时，梁思成酷爱建筑史课程，看到西方国家从古罗马时代起就有系统性的建筑学研究，而中国坐拥五千年文明史，竟然没有自己的建筑史！这让他感到羞耻。更让许多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是，如果中国人再不开展研究，以后就要拜日本人为师，来学习自己国家的建筑历史。
甫一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这和发起人朱启钤先生不无关系。朱启钤的一生可谓多姿多彩，曾经身居高位，致仕后经营实业。清朝末年，朱启钤受命创办京师警察，就任警察总监，遍览北京城内宫殿、苑囿、城阙和衙署等各种建筑。民国成立后，朱启钤担任过内务总长，主持了北京市政的多项建设。如正阳门瓮城的拆除和箭楼的改建，中央公园（即以后的中山公园）的整理开放，中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京都古物陈列所的创办等等，都是在朱启钤的策划和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同样，从上古到近代，中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也从未改变过。可是，和西方相比，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极为卑微，建筑被归于“匠作”而为士大夫所不屑。建筑的技术和工艺得不到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只靠匠人们一代一代口耳相传。因此，一旦国家出现变故，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朱启钤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几百年来最为激烈的动荡，老人凋敝，后继无人，仅是北京城内宫殿、坛庙的维修，就已是匠师短缺，工艺失传的境况。
可以想见，当朱启钤第一次读到《营造法式》这部著作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这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由国家颁布的一本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宋代建筑上承唐朝、五代，下启元、明，《营造法式》足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敲门砖和金钥匙。1919年，朱启钤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的一个清代抄本，如获至宝。以后，对这本书的研究和释读就成为推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重要契机。营造学社中的“营造”二字就取自于《营造法式》的书名。
学社以“营造”命名的另一深意则是，在朱启钤看来，建筑的研究必须通晓中国的全部文化。建筑之外，与之相关的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都是学社的研究对象。推而广之，有形的艺术之外，信仰、传说、仪文、乐歌等一切无形的思想背景，也是学社的研究范围。朱启钤虽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传统官僚，却不乏现代学者的气质，其开阔的眼界和深邃的思想令人赞叹。
不知道朱启钤当初是有心还是无意，让分别有东、西洋留学背景的刘敦桢和梁思成成为了营造学社研究的顶梁柱。为了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学社设文献部和法式部，前者侧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后者侧重建筑实物的测绘。1931年，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翌年，刘敦桢担任了文献部主任。两位青年学者既有建筑专业的留学背景，又有深厚的国学素养，都对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相互合作，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就让学社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般而言，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伟大的学术。但19世纪30年代中国正逢“乱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救国和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造就了伟大的学术，不啻是一个奇迹。他们研究的是古代的建筑，但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振奋民族的精神。
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日趋猖獗。6月，梁思成愤然辞去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职，回到北平，在东城的北总布胡同3号安家。在梁思成就职法式部主任以前，学社内只有几位老学究在整理古籍。伊东忠太曾应邀来到学社做了“支那建筑之研究”的主题演讲。讲演中，他建议中国和日本应“互相提携”地共同研究中国的建筑，中国人的工作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人则以“研究遗物”为主。所谓“研究遗物”就是对建筑实物进行科学的调查、测量、绘图，然后做有序的整理和研究，似乎只有日本人才懂现代的建筑学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看来，伊东的建议充满了轻蔑和羞辱。
不同于旧时代学者穷经皓首式的治学，梁、刘两位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建筑调查和测绘的重要性。他们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累积中国建筑的资料和知识，从而建构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1932年4月，学社开始了在北平之外进行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河北蓟县独乐寺（今属天津市）。
初次野外调查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梁思成发现，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不仅建于辽代，而且是当时已经找到的中国年代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两个月后，独乐寺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中，语言平实优美，论证考据清晰严密，梁思成因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营造学社的研究也由此得到中外学界的更多瞩目。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立面图
历史总是不乏偶然和巧合。早在1931年5月，日本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也发现并研究了独乐寺，而且对于观音阁的年代和价值，也得出了和梁思成相似的研究结果。但是他的论文直到1932年8月才发表在日本《美术研究》期刊上，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晚了两个月。
1932年以后，中国营造学社每年都会派出两三个调查队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梁、刘两位先生或各自领队，或结伴同行。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间，学社调查过137个县、市，古建筑殿堂1823座，其中详细测绘了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遥想那个政治混乱、治安不靖的年代，学社的野外调查不仅面临着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旅行中甚至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另外，华北是学社调查的核心地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炮火一天天地向着这里迫近，侵略战争的危险，民族存亡的关头，营造学社的同人们心急如焚，他们要在这危机四伏的有限时间里，抓住机会，尽可能多地考察这个地区的古建筑。
日本人曾经断言，在中国已经找不到比宋、辽时代更加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要认识中国的唐代建筑，只有去研究日本飞鸟和奈良时代的木构实物。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却始终坚信中国还有唐代木构建筑存世。经过6年艰苦的野外调查，在无数次期望和失望之后，1937年6月，面对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梁思成和林徽因心愿得偿。这是夫妇二人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也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
佛光寺被发现后不过几天，“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立刻终止了考察，取道雁北返回到兵临城下的北平。日本的侵略中断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也破坏了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和文化进行考察和整理的全部计划。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营造学社把历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存放在天津的银行，然后和众多内迁的文化机构一起，离开北平，一路南下，经过长沙、昆明，最后在四川的李庄驻足。
△营造学社在测绘四川雅安高颐阙
就在这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中，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带领下，还在努力坚持，继续着薪火相传的工作。学社展开了对西南大后方古建筑和其他艺术遗产的考察和整理。在物质条件日益缺乏、交通极端不便的情况下，学社又调查了云南和四川的40多个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隔70年后，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考察报告，依然能感觉到在国难当头之时，前辈学者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执著和奉献。当年在李庄，林徽因抱病整理战前的考察资料，年幼的儿子问妈妈如果战火逼近，大家又该何去何从？病弱的母亲用手指向窗外滔滔的江水……抱着殉国的信念，生活的困顿又算得了什么？坚持着对文化的守望，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百折不挠，民族文化百扑不灭的根本原因吧。
1944年10月，停刊长达7年之久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终于在李庄复刊。因为经费限制，第七卷第一期当年只印刷了200册。我们有幸看到当年的初版，很难想象，它居然是印刷得如此粗陋的一本小册子。和抗日战争前铜板精印的汇刊相比，这一期只用简陋的石版，印在粗糙的土纸上，不仅字迹模糊不清，而且没法附录照片，只能辅以手绘图。但是，复刊的文章仍保有最高的学术标准，书中凝聚的精神和力量令人感佩。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四川梓潼卧龙山千佛崖考察时留下的墨书
在复刊的《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中，梁思成发表了《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长文，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思。其时，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梁思成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感觉像是在做一篇营造学社工作的总结辞。文章开篇就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对祖国丰富的建筑遗产有深厚感情的学者已经在为当时西风日渐，“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天略，市民毫不觉可惜”而感到忧虑。梁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筑如果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特性，其代表的其实是文化的衰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中国传统建筑的提升和发展，更在于彰显和复兴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
当抗日战争终于结束，营造学社却因为经费断绝，社员大半离职而陷于停顿，最后在默默中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它未完成的使命分别被梁思成和刘敦桢们带到了新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以其短短十几年的生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盛开的奇葩，它的果实至今还在被后学者引用，它曾经拥有的社员都是以后建筑及其相关领域的大师。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营造学社的解散，当年精心收藏和整理的珍贵图书被分存各处，一些珍贵的测绘和影像资料因为保存不善，还未整理发表就不知所踪。
1949年以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前辈们是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之中的。但历史并不总按照学者的愿望前进和发展。在领袖希望看到神州大地烟囱林立的宏伟愿望下，曾经被营造学社考察的古建筑纷纷倒下。被梁、林视为瑰宝的北京城也难逃被拆的命运，渐渐失去古老的文化味道。先是城墙城门，继而牌楼寺庙，再而胡同街巷，最后连他们自己的故居也消失于无形。
在高楼林立的北京东二环西侧，我们来到北总布胡同3号，寻找梁、林于1930年代在北平生活过的旧居。胡同里的大妈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寻找的，因为老房子已经被拆除了。当年，梁思成就是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寓所里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写了封信，先生自问，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先生明白无误地告诉即将毕业的年轻的建筑师们，除非社会对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是不会得到发展的。所以建筑师要为自己的事业开路，去破除社会的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才有发挥建筑师创造能力的机会。梁先生认为，建筑师创造的固然是建筑，但又不只是建筑，而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这是智者的教诲，今天面对神州大地的雾霾中若隐若现的各式摩天大楼和光怪陆离的城市，这样的教诲更值得我们深思和玩味。
编辑 | 王箫
版权声明
本文出自知乎壁下观专栏“大历史中的中国营造学社”一文，原文链接：http://zhuanlan.zhihu.com/p/20521624。本文已获作者瞿炼授权转载。
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