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特朗普，美国 “药丸”？| 政见CNPolitics
5 月 4 日，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 ·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最后一个对手——俄亥俄州州长约翰 · 卡西奇，宣布退出竞选。此前，被视为党内最可能挑战特朗普的参议员特德 · 克鲁兹也因印第安纳州初选失利退选。至此，特朗普正式成为共和党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推定候选人。 完全没有执政经验，又频频语出惊人，特朗普在党内及全美都饱受争议。阻止外国穆斯林进入、向中国进口产品征重税、在美墨边境造墙阻挡 “毒贩、强奸犯”，这些都是特朗普公开宣称的政策。此外，他还频频以性别歧视语言攻击女性，在竞选中做出轻浮之举，并不时对其他候选人人身攻击。这样都能在各州党内初选获胜，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特朗普的 “秘方” 是啥？全在那一句竞选口号里——“让美利坚再次强大”。他准确地意识到美国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状况的不满和忧虑。《纸牌屋》第四季中的弗兰克 · 安德伍德对恐怖分子开战，利用民众对现状的恐惧和不安，缓解自己的内外交困、稳固其个人权力宝座。现实生活中，美国政治问题没那么惊恐，但切实存在，也就是政治学者口中的 “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社会经济情况与政治制度不匹配。 “政治衰败”：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 “政治衰败”，最先由萨缪尔 · 亨廷顿提出，旨在反驳上世纪中期广为流行的观点，即经济增长会使得其它各项政治和社会发展指标同时上升。他观察到，随经济发展、市场不断扩张、劳动分工程度加大，新生社会阶层会产生新的利益诉求；但当政者可能缺乏意愿，甚至缺乏能力，调整现有制度。长此以往，这些新阶层对政权的不满程度与日俱增，就会触发政治衰败。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政治衰败最有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毕竟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市场扩张和新生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要求，因而当今的制度或多或少应该是稳定的。同理，政治衰败也不太可能发生于最不发达的国家。 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后，很多国家的发展逐渐偏离了亨廷顿的推论：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形往往还会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发生。学者逐渐发现，就像亨廷顿所说，政治衰败的确来自于社会经济情况与政治制度的不协调，但这种不协调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会在其它社会形态中发生。 运作失调：美国政治的衰败之路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达国家是否也可能出现政治衰败？弗朗西斯 · 福山近来的研究明确给出了肯定回答。在 2014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他用相当篇幅讨论当代美国政治问题，首次将政治衰败理论运用在当下美国的政治局面分析中，论证美国政府运作失调的根源。 以医保为例，长期以来，美国是全球极少数无法提供全民平价医保的发达国家之一。2009 年，政府试图推行 “奥巴马医改” 时，尽管参众两院多数均为执政的民主党把持，但共和党依然采取各种阻挠行动，延缓法案通过；民主党人亦不得不同众多利益团体协商，将其核心利益逐一囊括于最终提交国会的法案版本之中。法案最终于 2010 年通过，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无法执行——直至最高法院 2012 年判决《平价医保法》合宪，“奥巴马医改” 才得以推进。 福山在论证政治衰败机制时提出多个术语，其中 “否决制政体” 和 “家族制复辟” 两者非常具有代表性。“否决制政体” 是指政府无法执行政策的情况；“家族制复辟” 是指利益团体为其一己之私，从国家体制中攫取利益。 美国政治衰败的缘由就归结在福山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以医保为例，国会政治僵局延宕 “奥巴马医改” 的立法以及最高法院代替行政机关行使决策权力，两者都体现了美国 “否决制” 程度的深化。同时，强有力的游说团体以牺牲公众利益的代价谋求私利，恰恰体现了 “家族制复辟”。 由此看来，特朗普在角逐党内初选时的言行举止，恰恰精准回应了对美国政治衰败的不满和担忧，及时而直接地利用美国人民对于 “家族制复辟” 和 “否决制政体” 的焦虑，并借力打力，将自己描述为拯救美利坚于水火的伟大救星。 “为自己代言”：威权特朗普 一方面，特朗普不断强调自己 “足够富有”，成功塑造了完全不受利益集团资本制约的独立形象，与很多同华尔街金融机构纠葛不清的候选人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他作为地产商，毫无政治经验，这一点本身即为他提供了 “反建制派” 的身份，与华盛顿职业政治家所代表的建制派——尤其是像布什这样的政治家族——划清界限，给选民呈现了一种打破 “家族制复辟” 的希望。 这一点不仅在共和党党内奏响，在民主党党内也引发 “回声”——反建制派代言人，自称 “民主社会主义者” 的伯尼 · 桑德斯，一路抨击华尔街，提倡财富分配公平，迅速在 45 岁以下选民中积累了极高的人气和声望，使得建制派代表希拉里 · 克林顿问鼎白宫的道路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与桑德斯不同，特朗普不时发出惊人之语，为选民提供了挑战 “否决制政体” 的出口——不论是在美墨边境建墙，还是禁止外国穆斯林入境，抑或针对中国实施重税，基本逻辑都是突破美国现有制度对总统权力的制衡，以简单粗暴和政治不正确的手段强力推行 “对美国人民有利” 的举措。 有评论家认为，从特朗普近年来公开场合和接受采访时的发言看，他本人很可能具有威权主义倾向。不过，对那些不少无法忍受白宫和国会山长期僵持的选民来说，这种敢于打破 “否决制”、强力推进行政决策的执行力，恰恰是他们所期盼的。 同时，特朗普深谙操纵媒体之道，非常清楚何种言论更容易吸引媒体曝光。他的很多争议言论无关政策，如性别歧视，原本不值一驳，但各类媒体的轮番轰炸，客观上让全国选民进一步深化了心中特朗普的形象，也令其参选行为本身更受关注。那些最初对政治并不关心的选民，在粗略了解特朗普的主张后，很可能会认为，特朗普对 “家族制复辟” 与 “否决制政体” 的回击说出了自己长期以来的心声，因而转变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将票投给特朗普的支持者全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大，也无怪乎奥巴马在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中，特地以开玩笑的口吻指出，特朗普从 “为自己的商业做广告宣传” 而宣布参选总统，一举成功晋升为共和党的领先候选人，媒体 “功不可没”。 破解衰败：特朗普是解药吗？ 善于利用民众的不满和恐惧，并不代表特朗普真正有能力解决政治衰败的根本问题。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很可能发现，出于美国分权制衡制度的限制，自己当下大肆宣扬的政策，多半最终无法付诸实施，而特朗普纵使真的具有威权主义的人格，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挣脱制度的牢笼。因此，认为特朗普可能成为下一个希特勒，进而担忧美国“药丸”，未免杞人忧天。 不过，这不代表如果特朗普当选，且一心坚持当前的态度和举止，不会对美国造成伤害。 破解当前的政治衰败，真正行之有效的途径在于政治改革。单单制度本身具备分权和制衡未必会阻碍政策正常推进。美国建国以来，分权制衡的制度基础从未发生改变，而在二战后到上世纪 80 年代前，长时间内不存在如此剧烈的政治僵局。可见，核心问题在于，当前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和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分歧极大，处于政治谱系的两个极端，这种政治极化将很有可能真正滋生 “否决制政体”。 奥巴马提名梅里克 · 加兰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尽管许多共和党人都曾公开或私下表示，加兰德完全可以胜任，但共和党控制的议会坚持不予批准，而决定将大法官提名搁至下任总统当选之后。这一事件就是把制度上的否决点（veto point）转化为真正的否决行为，降低政府工作能力的典型例证。 同样，“家族制复辟” 也必须同时具备两项前提条件：一是存在影响力巨大的利益团体；二是社会氛围允许利益集团其将金钱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2010 年，最高法院在 “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以 5∶4 宣判，金钱介入选举，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不应当加以限制。各类利益团体从而得以更加为所欲为地影响政治，进一步从政治体制中攫取利益。但很多人指出，此项判决本身就是政治极化的产物——自由派大法官约翰 · 斯蒂文斯更是直指判决结果为 “对民主的威胁”。 因而，若想从本质上破除政治衰败的局面，必须抓住改革机遇、减缓政治极化的程度。你觉得，特朗普上台后，真的会有能力和意愿推行这样的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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