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仅是个人品性问题，它也会 “传染”| 政见CNPolitics

图片来源：Budapestbeacon.com

摘要

当人们主观地认为社会腐败的程度越高，他们自己参与腐败交易的动机就越强烈，从而导致社会上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张友浪 / 政见观察员

腐败究竟是官员们的孤立行为，还是全社会成员合作共谋的结果呢？有研究者借助一项在哥斯达黎加开展的大型入户调查实验，验证了后一种解释。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将社会腐败数据随机呈现给被调查人群。结果表明，当被调查者得知社会上的腐败行为在增多时，他们主动向警察行贿的意愿也会显著提高。

腐败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

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人们要么认为它们根源于社会环境，例如制度上存在漏洞、追责的力度太弱或惩罚不够严厉；要么认为腐败根源于个人的品性，例如个人道德水平和自控能力的低下。但其实，这些解释都假定了人们是 “相对孤立” 地考虑腐败的成本与收益。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除了上述因素，人们往往还会站在博弈者的角度,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进行 “协作腐败”。该研究的核心逻辑是，当人们认为社会上腐败的程度越大，他们自己参与腐败的意愿就越强烈，结果导致社会上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完成一桩腐败交易并不简单。腐败交易的双方往往相互了解有限，交易过程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要达成一桩腐败交易，除了双方各自考虑的金钱、道德和制度等因素，还需要行贿方和受贿方在这桩交易的风险上达成共识。因此，现实中的诸多腐败并非产生于政府官员们的一厢情愿，而是官员和民众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默契合谋。

例如，公路上的违法司机可以主动提出向交通警察支付低于正式罚单的贿赂，又或者，警察可以向司机暗示他的索贿意愿以免除正式罚款，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以比照章办事得到更高的收益。但是，如果一个违法司机向一个正直的交通警察行贿，他就有受到行贿指控的风险。同样地，如果警察向一个正直的司机索贿，他就有被举报的风险。

考虑到双方所占有的信息量都非常有限，每个人将不得不根据他们对社会上交通腐败水平的印象来做出是否参与腐败交易的决定。如果一个司机相信大部分警察都会接受贿赂，或者，如果一个警察相信大部分司机都会愿意行贿，他们协作完成这一桩腐败交易的成功率就大大上升。也就是说，人们在腐败这一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态度。恰恰相反，人们往往会很有策略地考虑社会上其他人的行为，并据此分析自己参与腐败的风险和收益。

来自清廉国家的腐败实验

几位研究者通过哥斯达黎加的一项社会调查实验，验证了上述逻辑。

哥斯达黎加在历史上曾经被一度称为 “中美州的瑞士”。在众多的拉美国家中，哥斯达黎加一直属于最为清廉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该国腐败丑闻频发，已有三位前总统因为腐败问题被起诉，许多内阁成员因为腐败问题引咎辞职。因而可以推测，该国人民对社会腐败程度的认知正处在剧烈变化中。

在缺乏根深蒂固的成见的情况下，研究者在实验中提供的社会腐败信息会较易被受访者所接受，从而成功影响他们的主观看法。

具体来看，在 2013 年 10 月到 2014 年 4 月间，研究者开展了一项针对 4200 个成年人的面对面访谈。

在实施调查前，研究者将受访人随机分配为三组：第一组为实验组，受访者会看到一张描述哥斯达黎加腐败行为快速蔓延的传单；第二组为 “安慰剂” 组，受访者会看到有关该国政府打击犯罪不力的负面信息。设立 “安慰剂” 的目的是在随后的对比分析中，确保第一组的实验结果是真正源于 “腐败感知” 的变化，而非受到任何政府负面信息的影响；第三组为对照组，该组的受访者看不到包含上述 “腐败” 或 “政府低效” 信息的传单。

在针对每一组的调查中，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是否会通过向警察行贿的方式避免交通罚单。为避免人们在访谈过程中会主动作出一些符合社会期望的虚假回答，研究者还采用了一系列问卷和统计方法矫正了这些潜在的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在看到腐败行为快速蔓延的受访者中，有 35% 的人愿意贿赂警察；而在没有看到这些信息的对照组中，只有 27% 的人愿意贿赂警察。腐败信息的平均影响达到 8%。与此相反，那些只看到“政府低效”的受访者参与腐败的意愿则无显著上升。

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研究者还排除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等因素的干扰。分析结果表明，腐败信息对腐败行为的正面效应依旧显著。同时，男性似乎比女性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年轻人比老人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未上过大学的人比上过大学的人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

腐败信息透明度是一把双刃剑

总的来说，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很有可能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并伴随着时间持续下去。当人们见到的腐败越多，他们自己对腐败的忍受程度也会越高。最终，社会中所有成员都有强烈的动机合作进行腐败交易。

这同时也说明，人们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所倡导的信息透明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们在主观上有可能集体高估了社会腐败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揭露腐败信息有助于降低普通公众行贿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减少腐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另一方面，当公众看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腐败新闻后，他们也可能会提高自己对腐败行为的预期，并主动参与到腐败交易中，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Gingerich, D. W., Oliveros, V., Corbacho, A., & Ruizvega, M. (2016). Corruption a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osta 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文字编辑：郝小书

微信编辑：吴睿

图片编辑：魏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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