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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运动会毁于精英主义吗? | 政见CNPolitics

2016-07-05 赵蒙旸 政见CNPolitics 政见CNPolitics
摘要
一个幽灵,精英主义的幽灵,在国企工人的抗议活动中游荡。体制内精英转型成为抗议积极分子, 排斥普通工人的参与和利益诉求。

赵蒙旸 / 政见观察员

中国为什么没有大范围、跨地域的劳工运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资矛盾在许多部门变得越发尖锐,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能帮我们理解国内大规模社运缺失的原因,也能带我们看到中国政权韧性的奥秘所在。
 
著名的社会学家、劳工运动研究者李静君曾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大范围的劳工运动,是因为不同部门、不同地域的劳工面对的经济、政治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在利益诉求与行动策略上出现明显分化,无法动员到一起。在其代表作《向法律开战》中,李静君用蜂窝式运动(cellular activism)来形容工人行动如蜂窝一样密集、却又相互割裂的状态。由于地方治理的分权和经济环境的差异,每个地方的工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构限制和政策后果,使得他们难以组织起跨区域动员。
 
然而,利益和行动的分化,不仅出现在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劳工运动之间,甚至也出现在同一起劳工抗争内部。在新一期《比较政治研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的学者陈曦问道:同一劳工运动中,不同的参与者对于运动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影响劳工运动的命运?
 
陈曦发现,即使是劳工运动这样看似 “草根” 的斗争,依然弥漫着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这种精英主义使得运动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割裂开来,最终对运动的生成和持续造成伤害。
 
普通工人 “没文化”?
 
在 1990 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不少国企员工利益受损、甚至被迫下岗,因此导致了大量劳工抗议事件。研究者走访了湖南某中型城市一些已经改制了的前国企大院,对 589 名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于之前经历的抗议活动的看法。这些问卷调查的对象,既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抗议积极分子、带头人。此外,作者还对关键的当事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不管是问卷还是访谈数据,都反复印证:劳工抗议中存在着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
 
精英倾向,首先体现在当年的抗议积极分子对普通工人的态度上。在抗议带头人看来,工人们胆小顺从、缺乏团体意识、自我原子化、一团散沙。积极分子们会代表工人去请愿,但是很多时候,一封请愿信在全工厂只有区区几个人签名。
 
抗议行动者对普通工人的标签化与污名化十分普遍。 四分之一的抗议行动者认为,普通工人在沟通能力上的劣势是阻碍他们积极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而近五分之一的行动者认为,较低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才是将普通工人与抗议参与者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抗议行动者看来,相比普通工人,行动者果断大胆、受过教育、熟悉政策、知法懂法、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也熟悉改制和抗争的各种规则,他们更是相信自己拥有比普通工人更高的道德准则。总之,他们宁可为工人办事(do for),而不是与工人一起做事(do with)。
 
信息不足阻塞抗争参与
 
另一方面,这种精英主义也深刻影响了普通工人的自我认知 。普通工人不断被排斥在国家决策和抗议带头人的行动之外,也缺乏应有的政策信息,于是久而久之,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确实没有能力进行抗争。更有甚者,他们开始将遭受的厄运归咎于自己、而不是责怪国家。相比抗议的积极分子,普通工人对于信息匮乏更为敏感,也更容易因为信息不足而失去斗争的动力。
 
普通工人面临的信息不足问题,在比较复杂的抗争博弈中尤其明显。当工人需要和政府、工厂、其他工人群体等多个利益主体进行沟通时,他们的信息劣势就暴露得更彻底。相对来说,当工人们只需要和一个政府部门沟通、利益诉求比较简单时(比如针对养老金进行的抗议),抗议动员中的精英主义成分就会更少一些,普通工人和精英分子之间的界限也会弱化。
 
抗议带头人多是体制内精英
 
那么,抗议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割裂为什么会出现呢?抗议带头人的精英主义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于普通工人,大部分抗议积极分子与体制更加亲近。绝大多数抗议的带头人都是原来工厂的中高层干部,包括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在排除了年龄、教育程度、党员、军队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后,拥有体制内经历的人成为抗议带头人的几率显著高于没有体制内经历的人。
 
尽管如此,一小部分普通工人依然能成为抗争积极分子,但他们参与抗争的过程却充满艰辛。一名来自于普通工人的抗议带头人表示:领导抗争的精英干部们虽然表面上欢迎她的加入、也提出了不少看似有效的建议,但其实暗地里各怀鬼胎。在与政府谈判时,他们让普通工人保持沉默,理由是他们更会与上级沟通。结果到了谈判现场,精英干部们一窝蜂提出自己的诉求,却丝毫没有照顾普通工人的利益。
 
另一名工人的叙述,则更加凸显了普通工人在精英斡旋中的 “腹背受敌”:成功领导了多次工厂抗议后好几年,他才意识到自己被工厂的前管理层骗了。前管理者表面上鼓励他抗议,暗地里其实是为了吓跑竞争者,从而低价收购工厂。
 
社会运动能超越精英主义吗?
 
当然,本研究对劳工运动的描述,局限于国企改制的背景,很难适用于那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与政权瓜葛更少的工人运动。依附于工厂空间和劳工待遇议题的抗议,当然也无法与更快速多变的街头运动划上等号。本研究涉及的精英,主要是体制内部的政治精英,不能兼顾其他精英类型,也无法体现抗争过程中不同精英团体间的对立与结盟。
 
但是无论如何,精英主义确实是所有社会运动必须直面的一大问题。运动带头人和普通参与者的分化、以及前者 “居高临下” 歧视后者的态度,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中,而是更加普遍的社运现象。 美国共产党的消亡、 新非洲共和国独立运动、欧洲各类环境运动等等,均受到了运动成员内部分化或运动领导人精英主义的影响。
 
今年春天,法国的 “黑夜站立” 运动在巴黎和几个核心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却没能辐射到小城市和乡村,这种地理上的局限未尝不也是精英主义的体现。换句话说,底层劳工、少数族裔、社会边缘群体,依然无法融进知识精英主导的运动。
 
这种社运内部的精英主义,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试图对权力和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不同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当社运参与者相互之间开始搭建身份边界和 “鄙视链”,运动的四分五裂还能避免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一场社运的生与死,更拷问社运参与者的初心:走上街头发起一场运动,到底为了什么?社运背后的诉求,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参考文献
Chen, X. (2016). Elitism and exclusion in mass protest: Privatization, resistance, and state domin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10414016655532. http://doi.org/10.1177/0010414016655532

Davenport, C.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C. K.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文字编辑:张跃然
微信编辑:季文仪   
图片编辑:江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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