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一定是依赖他人的？老一定不美吗？通过考察 “老年歧视” 的诞生，本文试图挑战人们对 “老” 存有的普遍但不正确的想象，重新勾勒 “老” 的多元图像，并反思台湾当前的老年政策。本文受权转自 “巷仔口社会学”，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可查看原文。
潘迎紫，六年级生共同的童年记忆，也是台湾影视圈不老神话的代表。每回久违后出现在公开场合的媒体报导，总是围绕着对她驻颜有术的赞叹。相较于此，另一个六年级生心目中的玉女王祖贤，不经意在加拿大被狗仔拍摄下的身影，却引来对她违胖身材的批评与嫌恶。算算飞逝的二十多年光阴，当年的女神若还永保青春，不就真的化身为电影倩女幽魂中的小倩？两极评价的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我们对美貌的严格要求，还有潜藏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 “老” 的恐惧和排斥。
今年夏天，我在宜兰的两个社区和在地工作者以及基层公部门讨论什么是 “老”？是个特别又有点悲伤的经验，原来，“老” 在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想像里多半是负面的联结。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提到老人，大家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或是画面是什么？有个年纪约三十初头，打扮时髦的公务人员说：“我不敢去想这个问题。” 她道出年轻世代对 “变老” 这个生命自然过程的抗拒，以及对于 “老” 感到的的无望。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公卫护士勾勒的画面里，是被外劳用轮椅推到庙埕的老人，她补充说道：“哎！（老人）真的是很可怜又不快乐，只能依赖外劳。” 后续的回答大都环绕着无力、不中用、没有盼望，以及带有贬抑的负面形容，像是 “老番颠（编注：疯疯癫癫的人）”、“老古板”[1]。原来，老年歧视（ageism）早已渗透在日常文化与实作，只是，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 “老” 的刻板印象不仅展现特定的价值与意识形态，更具体影响每日 / 每夜的生活经验、安排、互动和相关的政府政策。这篇短文，我借由考察“老年歧视”的诞生，企图拆解与翻转我们对 “老” 存有的普遍（但不正确）想像，包括：什么是 “依赖”？老人一定是依赖的？什么是 “美”？老一定不美吗？进而重新勾勒 “老” 的多元图像，并反思当前的老年政策。在华人文化敬老传统与价值的大伞遮蔽下，我们很少承认现今的台湾社会其实处处存在老年歧视。或许也因为相较于性别或是种族歧视，老年歧视更为社会所接受，镶嵌在日常生活的建制安排与实作。既有研究指出，老年歧视的产生有其历史与结构性的因素，虽然这些研究的考察都以西方社会为本，但仍然可让我们借镜讨论台湾社会的状况。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老人被视为是智慧的象征与文化传承者，因为年龄与丰富的生命经验，他们被赋予教师的角色[2]。但印刷术的发明与工业革命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首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字可以被大量的复制与传播，老人家失去村里内传承者的重要角色。其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扩张重新定义谁是具备 “生产力” 的劳动人口[3]。这时的工作特性多半属于劳动力密集，要求长工时的投入，着重的是劳动者的身体能力而不是经验。体力无法与年轻人竞争，无法创造资本主义逻辑下最大生产价值的老人，便被视为是不胜任的劳动者，没有市场价值。Branco & Williamson（1992）的研究指出，同时期因为医疗的进步以及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造成平均余命增加，但社会整体却没有准备好要面对人口的大幅成长，包括发展相对应的措施与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正是反映当时的焦虑。在这样的氛围与社会脉络下，老年人口逐渐被视为是社会的负担（burden），没有实质（经济）贡献的一群。年龄、种族 / 族群与性别是社会生活中三个主要的框架，编派个人之间的连结，以及形塑互动与行为。这些框架也成为我们区分与定义 “我辈” 与 “他者” 的重要参照，透过筛选分类，我们赋予类别特定的特征和属性，强调类别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差异往往造成高低位阶的不平等。例如：传统性别体制的男尊女卑，种族主义影响下的白人优越以及有色人种的从属。在老年歧视的脉络下，年龄也创造年轻与老年的区分，以及镶嵌在其中贬抑老年的意识形态。对照我们对年轻人口的想像，当代社会的主流论述将老人同质化为依赖、需要照顾的群体。伴随着医疗化的扩张，原本社会文化视为自然的老化过程，重新被医疗架构定义为病理问题，老化逐渐等同身体的衰败、倾废，需要医疗措施的介入、控制或治疗。医疗模式所反映的对健常身体的定义，局限我们对人的能力的多元想像，身体功能量表往往成为临床常用的评估工具，例如：日常基本活动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以身体功能来判断个人的依赖程度。因此，身体衰退的老人常被定义为失能、依赖的。医疗化影响的范围不只是医学临床现场的实务工作，也扩及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以及政策如何回应老年相关议题。主流的人口学研究与人口政策，将 65 岁以上的老人归类为 “依赖人口”，相对于 “劳动人口”，老人被视为缺乏经济独立与生产力的一群，更成为计算扶养比公式的分子。“依赖人口” 与 “劳动人口” 的区分，揭露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以可转换为有酬薪资的劳动力与生产力来定义人的价值，不仅边缘化货币市场外的生产活动，也低估家户内进行的再生产或是无酬的志愿服务工作受的价值，例如：现今台湾社会相当依赖祖父母照顾孙子女的劳动力。美国社会学家 Modanna Meyer（2014） 在 Grandmothers at Work: Juggling Families and Jobs 一书指出因缺乏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与单亲家庭比例增加的影响，当代美国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女性需要担负照顾孙子女的责任与工作，她们也面临工作与家庭的挣扎、协商与平衡等课题。相较美国的情况，台湾的祖父母早已投入顾孙的行列。根据主计处的 “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 显示，学龄前儿童由祖父母照顾的比例由 1980 年的 14.64% 上升到 2010 年的 34.74%。被国家定义为 “依赖人口” 与 “被扶养人口” 的老人，实际上却密集从事难以被量化与计价的照顾工作，承担原本该由国家担负的责任。这群以万为计算单位的祖父母经验，挑战了 “依赖” 的定义，同时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美魔女的迷思：对老的恐惧与厌恶
近年台湾社会开始出现 “美魔女” 一词，用以形容外表远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冻龄美女，甚至举办美魔女选拔，肯定女性打破年龄界限、挑战自然力量的成果。美魔女一词源自日本时尚杂志所成立的 “40 岁以上女性的保养单元”，后来延伸泛指 35 岁以上但却仍然保养得宜、维持美貌外表的女性[4]。这个概念看似鼓励女人追求青春的勇气与能动性，但隐藏在背后的是我们对于 “老” 的恐惧，甚至是厌恶。我们对老的恐惧与厌恶是高度性别化的，作用在男女身上的方式和结果也略有不同。保养品市场传统上以女性为标的的消费对象，虽近年男性保养市场开始成形，但主要销售对象为年轻男性，抗老也不是主要诉求。反观，针对女性的抗老产品，不仅年龄分层精细（从初老预防到高龄回春），标榜成效五花八门（守备范围极广）。近年来因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台北街头高密度的整形美容诊所，呈现 “抗老工程” 的进化，对 “老” 的恐惧，透过科技行动转化为强调不花时间，可以成为日常保养的微整形：除皱纹、拉皮、紧实、割眼袋…。科技的发明缔造了看似 “不老” 的神话，以及强化对于青春的追求。同时，“老” 不再只是单纯被看待为自然老化的过程，而是积极介入可以避免的 “问题”，如同健康，防老与维持青春似乎也成了个人的道德责任。Kathy Davis 在《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的一书指出女人可能是父权与资本主义合谋的受压迫者，但也可能是为自己做决定的行动者。抗老也环绕着类似的两难，特别是与性别相关时：一方面，可能强化与复制特定的美貌标准，制造年轻身体与老年身体的对立；另一方面，可能是个人选择与能动性的展现。对于 Davis 所提出的两难处境，我的想法较为悲观。当我们对美貌或是青春的追求仍只有单一标准时，谈再多个人的选择都只是假象。此外，这个单一的标准也是高度阶级化与种族 / 族群化的，反映的往往是握有权力群体的价值观。因此，抗老除了是性别议题之外，也是阶级议题，谁有能力负担要价不赀的抗老产品或技术？谁又有时间、心力专注维持外貌的身体工作（body work）？
《老年的美学》
社会主流价值对于老人的想像与认知，往往影响政策的规划与实施内涵。“成功老化” 是近年来台湾发展老年政策背后重要的预设与立场。最早提出成功老化概念的两位学者 Rowe 和 Kahn[5]（1997）从生理、心理与社会参与三个面向指出成功老化的要素包括：1.降低罹患疾病以及因疾病造成失能的危险，2.维持良好的认知与身体功能，3.主动参与社会，包括生产力的提供与关系的建立。换言之，“老的好” 代表个人能免于疾病与身心障碍，维持身体与心理的功能，以具备参与生产活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站在国家的立场，特别是在快速老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压力下，不难理解积极促进老年人口的健康扩大劳动力的重要，可以降低医疗与照顾服务资源的支出，并同时维持资本主义所需的劳动与消费人口。但成功老化的概念违反老化作为生命自然的过程，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延续中壮年时的生命状态，不仅窄化对老年的想像，也创造 “成功者” 与 “失败者” 的优劣之分。成功老化概念所勾勒的老人形象是扁平且单一的，老人的声音被可操作化的指标所取代。老人不应该被视为同质的群体，性别、阶级、族群、身心障碍与性倾向等会影响与形塑老人经验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时，对于 “老的好” 的界定不应只仰赖量化的结果，而应进一步了解生命内涵。在跳脱年龄歧视的框架后，老人政策的制定不应立基于（相对）年轻族群对老人与老年的想像，而是需要纳入老人的主体经验，
51 30035 51 15534 0 0 4211 0 0:00:07 0:00:03 0:00:04 4210回应他们每日 / 每夜的真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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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本土研究发现，台湾各年龄层的民众对老人充满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陆洛、高旭繁（2009）：〈台湾民众对老人的态度：量表发展与信效度初探〉。《教育与心理研究》（台北），32，147-171。
[2] Branco, K. J., & Williamson, J. B. (1982). Stereotyping and the life cycle: Views of aging and the aged. In A. G. Miller (Ed.),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Contemporary issues in stereotyping (pp. 364–410). New York: Praeger.[3] Stearns, P. J. (1986). Old age family conflic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st. In K. A. Pillemer & R. S. Wolf (Eds.), Elder abuse: Conflict in the family (pp. 3–24). Dover, MA: Auburn House Publishing.[4]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9%AD%94%E5%A5%B3[5] Rowe, J. W., & Kahn, R. L. (1997).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37(4), 433-440.百度网盘: http://t.cn/RGCasriGitHub：http://t.cn/RG9BdvX Dropbox：http://t.cn/RG91E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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