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08-26
杨鸣宇
政见CNPolitics
一方面，人们认为社会不公情况严重，渴望政府通过打击腐败进行改善。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显示出对腐败颇具弹性的容忍的态度，这反过来抵消了政府打击腐败的努力。
近几年，中国明显加强了反腐的力度。十八大至今，落马的副部级和军级以上官员就达到 78 名。一直以来，很少有研究关心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反腐力度的感知情况。最近的一则研究以 1604 名通过比例抽样的方式抽出的、年龄介乎 18-65 岁的上海的市民作为分析对象，弥补了这一缺失。研究者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名为 “反腐效能感” 的指标来衡量群众对政府反腐力度的评价。熟悉政治学研究的读者可能留意到，“反腐效能感” 这个指标借鉴了 “政治效能感” 的概念。“政治效能感” 是用来衡量民众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的感知的概念，它可以分为 “内在” 和 “外在” 两个维度。内在衡量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即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外在衡量个体对政府回应性的信心，即认为多大程度上政府能回应自己的诉求。由于 “反腐效能感” 只关注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因此在操作上只关注 “外在” 一面。由此类推，“反腐效能感” 指涉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政府的反腐努力达到了改善社会的效果。认同度越高，则越有利于反腐的进行。具体而言，“反腐效能感” 通过 “你是否同意政府加强反腐能够降低社会不公平” 这样一条问题来衡量。数据显示高达 85.6% 的上海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政府打击腐败有助改善社会公平。那么又是什么因素決定人们的 “反腐效能感” 呢？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对收入分配状况的评价，以及对腐败的忍耐度，并预期两者的影响效果应是一正一负。首先来看对收入分配状况的评价。数据显示：69.4%的样本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公或非常不公。显然，对目前收入的分配状况越不满，就越可能期待社会不公的改善。反腐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合乎情理的结果。研究者接着询问了两条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公权力应该影响收入分配？”、“多大程度上你认为公权力影响了收入分配？” 研究者要求受访者在 0-4 分的范围内给分，分数越高说明认为公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大。可以发现两条问题分别针对的是 “理想” 和 “现实” 两个情境。假若人们认为公权力在现实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超过了理想中认为合适的程度，则两条问题相减后的得分应为负数；反之，正得分则表示人们对腐败有一定的忍耐度。考虑到在之前的问题里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严重，按理说腐败忍耐度应该非常低才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约 60% 样本的得分竟在 0 分或以上，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份人认为腐败至少不是不可接受的行为。统计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在把其他因素控制在平均值的情况下，腐败忍耐度为 0 分时，“反腐效能感” 只是轻微为正。当腐败忍耐度在 0 分以上时，“反腐效能感” 随即变为负。这一结果说明，如果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腐败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政府是否努力反腐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总括而言，这项基于上海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关于腐败的颇为耐人寻味的结果。一方面，人们认为社会不公情况严重，渴望政府通过打击腐败进行改善。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显示出对腐败颇为弹性化的容忍的态度，这反过来抵消了政府打击腐败的努力。虽然结论只适用于上海。但考虑到上海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人民对寻租的 “宽容” 还是让人颇感意外，多少说明一个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确实和文化有着联系。看来反腐之路仍然漫长，远不是抓几只老虎就能解决的事情。Li, H., Gong, T., & Xiao, H. (2016). The perception of anti-corruption effica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5(3), 885-903.GitHub：http://t.cn/RG9BdvX Dropbox：http://t.cn/RG91Exk我们是政见CNPolitics（微信号：cnpolitics2011）。我们致力于拆掉知识的高墙，让普通人读懂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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