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推崇定量方法会打击女性研究政治学吗？| 政见CNPolitics
政治学界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历时已久。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应以融合两套方法体系为上策，但定量方法已奠定其支配地位，而定性方法则似乎日渐式微。
而研究方法上的偏颇似乎也影响了研究者的性别比例。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Shauna Shames 和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Tess Wise 本月发表论文指出，过于复杂的定量方法正在浇灭女性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热情。
许多研究用 “推－拉”（push-pull）因素来解释女性回避STEM领域的动机。
“推”，顾名思义，指的是女性被推出由男性主导的 “学术俱乐部”；“拉” 指的则是来自其他选择的引力将女性拖离了理科或工科领域。两位研究者还强调，尽管怀孕和育儿多被认为是牵扯女性精力，导致她们退出学界激烈竞争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远在生育成为必须仔细衡量和着手探索的问题之前，多到足以令她们打退堂鼓的关卡已经树立在女生面前：越来越繁难的方法论学习、倾向于发表采用高级定量方法的论文的期刊、男性占压倒性多数的学术会议……
那么，取得教职后，女性政治学者的处境会不会有所好转呢？遗憾的是，两位研究者依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尽管政治学者男女比例悬殊的状况已经得到了相当改善。
据统计，至2008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中三分之一的研讨会主席、论文宣讲人和与会讨论者是女性，比 20 年前的 1988 年翻了一番。至 2012 年，在美国大学政治学系取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占四分之一，而这一比例在 1980 年只有 5%。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40% 的美国政治学系教师由女性担任，但她们的职位多集中在讲师岗位和非终身教职职位，收入也相应偏低。
此外，从研究领域来看，美国政治、国际政治、方法论和政治哲学等政治学 “传统大项”仍然为男性研究者所把持。除政治理论研究外，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中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占绝对多数。据 2007 年发表的数据统计，只有 14.2% 的论文采用了案例研究等定性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女性研究者则更多投身于公共政策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而且更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因此她们的成果也较少被重视定量研究的《美国政治学期刊》（AJPS）和《政治学研究》（JOP）等顶级刊物录用。换句话说，即便女性学者在政治学界生存下来，其研究也往往面临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危机。
有意思的是，根据 APSA2015 年年会的数据，女性政治学者中有三分之一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但男性中这一比例只占 19%。女性在比较政治学的论文产量也较男性为高。那么，为什么女性政治学家特别青睐比较政治学呢？两位研究者认为，比较政治学具有包罗万象的取向，不仅包括政治发展、制度比较、国家治理等 “硬性” 课题，也对文化、价值观等 “软性” 课题报以高度关注。单纯的定量方法无法抵达之处，访谈、田野调查、档案研究、文献分析恰恰可以发挥用武之地。加之许多非白人女性学者往往从自身经验出发，探讨跨文化身份的困境和挑战等议题，对她们而言，定性方法更得心应手，也更能保证研究的厚度和质感。
然而，女性“扎堆”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等亚学科领域还会制造出新问题。鉴于就读研究生院的女生常常选择女性学者为论文导师，她们的研究课题也不免向较小众的研究领域倾斜。此外，研究生院的方法论课程很少由女教师教授、政治学定量方法研究会议较少有女性参与的现状也进一步加剧了女生对定量方法的陌生甚至恐惧。不熟谙定量方法则意味着论文发表希望渺茫，成果得不到期刊认可则意味着难以在学界生存；优秀的女性学者数量越少，就越无法对有志于政治学研究的女生产生激励；学习政治学的女生越少，性别多元化程度越低；结果是定量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愈加稳固，致使掌握高级定量方法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必备硬件。至此，我们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女生疏远 STEM 领域，因而也对从事数理程度日益深化的政治学研究倍感踌躇犹豫的现状，一条死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文字编辑：郝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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