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的健康代价有多大？| 政见CNPolitics
对中国 1960 年代初大饥荒的研究显示，同那些在饥荒爆发前就移民香港的居民相比，留在广东而遭遇饥荒的同乡付出了健康代价。
中国在 1959-1961 年遭遇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三千万人，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重创。毋庸置疑，饥荒对人们的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要想证实饥荒的健康代价却实非易事。
已有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研究饥荒对人的身高、体重、身体质量指数（BMI）、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和精神健康情况等的影响。一种方法是简单比较不同出生年代的人群，并揭示受灾人群的健康代价。另一种方法相对优化，是对不同地区的人群进行比较，因为不同省份的受灾情况不同，这样在受灾严重的地区生活的人群受到的健康影响更大。比如，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得到国家保障，而农村则歉收难支，农民受到的健康代价更大。
这些研究揭示了饥荒对健康的影响，但是却受到许多挑战。至关重要的是，不同年代和地区的人群没有可比性，他们本身就存在很大差异，他们的健康差异未必可以归结为饥荒的作用，因此对其简单比较就很难令人信服。
为了克服上述方法面临的挑战，香港的三位研究人员将大饥荒前都在广东省生活的两类人群进行比较。一类人群经历了大饥荒，另一类人群移民到了香港。因为这两类人群大体是相似的或可比的，二者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是否经历了大饥荒。那么两类人群如果在健康方面存在差别，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大饥荒。
在大饥荒发生前，香港政府采取移民配额制，能否移民香港主要取决于流出地，比如是否来自广东或投靠亲友。一些优秀人才合法移民，一些人通过探亲访友而流入，还有人是非法偷渡。因此，香港政府对移民的选择性并不强，移民的背景也五花八门，这使移民同留在广东的人群相差不大。
研究人员分别利用广东和香港的两套追踪调查数据，据此可以对受访者进行前后比较。利用 2011 年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数据和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广东数据，研究人员提取 1923–1940 年和 1941–1958 年在广东出生的人群，他们在 1959 年大饥荒发生时分别为 18-36 岁和 18 岁以下。将这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与 1963-1983 年在广东出生的人群相比，就可以估计饥荒的健康代价。研究人员没有包括大饥荒期间出生的人群，以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研究发现，与留在广东而遭受饥荒的同乡相比，移民到香港的人得以幸免于难。相对来说，移民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和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都明显优于安土重迁的同乡。
以 BMI 为例，广东居民比移民更有可能偏瘦，而二者是否超重则并无差异。假如没有遭遇饥荒，饥荒期间就已成年的人群的 BMI 会增加 1.5 点，而未成年人则可以增加 0.7 点。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饥荒也对身高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同龄移民也比广东居民感到自己更加健康。与未遭遇饥荒的香港移民相比，饥荒期间已经成年的广东居民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会低六成，未成年人自评为健康的概率会低四成。因此，无论是客观的 BMI 还是主观的自我评价，都揭示了饥荒造成的显著健康影响。
与香港本地居民相比，移民的健康状况相差不大，这等于反过来说明躲避饥荒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很大。与未成年人相比，成年人遭受的健康代价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在食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年幼的家庭成员得到了更多的照顾，而成年人则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去饿肚子。
这项研究创新性地使用了一种精巧的设计，将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群同逃过一劫的同辈进行比较，克服了已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广东省不是遭受大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但这项研究仍然发现了饥荒的巨大健康代价。换句话说，如果研究遭受饥荒打击更严重的河南省等省份，那么饥荒的健康代价可能更加惊人。
Zhang, Zhuoni, et al.,Exodus from Hunger: The Long-Term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Chinese Famine, Biodemography and Social Biology 63 (2), 148-166, 2017
图片编辑：林亦然
“灾害弱者”：地震灾害中的旅日外国人 | 政见C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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