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岩川政见CNPolitics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耻辱，而“印度人与狗不得入内”也是很多印度孩子的必修课。

刘岩川/政见观察员

“4月的东湖，春山如黛，烟霞似海。”新华社以这样的口吻，衬托中印高层会面时的“轻松友好”。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印两国名为邻邦，实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大相径庭，甚至还面临悬而未决的领土之争。从传统的国际关系角度看，两国之间的公约数，似乎仅限于各自的新兴大国（rising powers）地位。

毕业于哈佛的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博士则看到中印两国的另一种共性：受害者情结。中印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欺凌对象。前者做了半殖民地，后者在英国的屋檐下渡过了近两百年。虽然双方的受伤模式有异，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又不相同，但帝国主义长时间的压迫让中印在心理上殊途同归。

这一点在两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耻辱，而“印度人与狗不得入内”也是很多印度孩子的必修课。在印度的历史叙事中，英国的资源掠夺使印度经济长期不振，进口商品将传统手工业者逼得倾家荡产，分而治之的统治理念还成就了巴基斯坦的诞生。回顾中国的历史叙事，经济掠夺、领土损失也和帝国主义形影不离。

受害者情结在外交层面的表现也显而易见。无论是针对西方还是针对彼此，中印总要强调各自的受害者身份和他国之不义，在涉及领土和尊严的议题上全力以赴。争端的议题和对手风水轮流转，但立足于受害者地位指控凶手的姿态雷打不动。

在1962年战争前的边界谈判中，尼赫鲁和周恩来都历数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却不能在谈判桌上妥协。尼赫鲁明知印度军力处在下风，却依然不惜一战来表达态度。这些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智之举，只有在理解了受害者心态后才能解释。

受害者心态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印度成为核武器国家的过程。在西方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时期，印度带领着若干前殖民主义受害者掀起了不结盟运动，既反对霸权，也反对霸权所倚仗的终极杀手锏：核弹。那么印度为什么在1990年代一反常态地发展核力量？

Miller还原了彼时印度社会上下的心态。原来，印度认为核武器应该随着柏林墙一起淡出历史舞台，但以美英为首的列强非但要解除核武装，反而订立新约企图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力量。印度发展核武必有安全上的考虑，但打破列强对核武的垄断、还印度应有的大国地位，才是印度迈向核序列的主动力。

Miller进一步相信，放眼全世界曾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受害者心态普遍存在。如果列强在争端中追求的是实际利益，那么受害者除了追求利益之外，还都释放出“再也不能这样活”的反暴精神。为了证实这一点，Miller用统计学手段分析了多年来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结果，前殖民地国家和前列强在言辞上确实体现出了显著差异。

虽然中印同时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双方却不易在心理层面相知相通。印度长期有志成为受压迫民族的领军者，甚至在1950年代试图充当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导师，引起了北京的反感。中国亦有引领潮流的吨位和宏图。受害者情结既曾让双方走得很近，也曾将双方支得很远。未来如何，殊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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