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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中亚的焦虑 | 政见CNPolitics

晓宇 政见CNPolitics

图源:Kazinform

“希望这一次站对了(一带一路的)风口。”

晓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作者

奥托尔巴耶夫2014至15年间任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理。在此之前,他是苏联体制下的科学家,欧洲金融机构的顾问;在此之后,他是中国的演讲嘉宾,“一带一路”的拥护者。在他身上有“中亚式”渴望和困境,在历史变迁和大国角力下,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机遇。


正是如此,一系列矛盾的话语出现在他描绘的土地上。中亚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是“历史的和开放的”,吉尔吉斯斯坦曾是西域重镇碎叶城的所在地,据郭沫若的考证,唐朝诗人李白出生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又是山地环绕的内陆国,沿袭游牧民族的传统,是“守旧和封闭的”。


它的能源储备丰富,被称作是“第二个中东”、“欧亚的巴尔干”,同时又缺少大国长期的战略倾斜和投资,经济发展滞后,是地缘政治“遗忘的角落”。


这是中亚的焦虑,也是全球化下国家和民族身份加剧流动的征象。主权变成政治上响亮实践上模糊的原则,摇摆不定是常态化的策略,治国和修身成为在冲撞的势力中找到暂时平衡的艺术。


自豪的苏联人

当我抛出在列宁格勒上学的问题时,奥托尔巴耶夫立即纠正了我:“我们那时候不是去苏联留学,而是回到祖国的中心。别忘了,我们是苏联人。”他戴着细框的方形眼镜,文质彬彬,比起四年前在任总理时的模样,只有额头和两鬓多添了几丝银白。


奥托尔巴耶夫五十年代出生于伏龙芝。这座城市的原名是比什凯克,在1926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时,为纪念红军领袖伏龙芝改名。直到1991年,名字又重新变回比什凯克。


奥托尔巴耶夫的父亲是吉尔吉斯国立大学的校长,母亲是国立医学院的教授,如同诸多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子女,他被送往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进修,随后在苏联科学院就读博士。


“物理学是第一选择,聪明的学生都会去自然科学。”在奥托尔巴耶夫的记忆里,来自共和国的四面八方的学生,民族意识淡薄,自豪的是苏联人的身份。“当初认为苏联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的分配制度合理,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只有和美国的军备竞赛有些紧张。欧洲或是中国,那时候都不重要。”


不同于在冷战中接连和苏联发生冲突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亚在沙俄时代已被并入帝国的版图。吉尔吉斯民族英雄达特卡女王的历史功绩,不是抵抗沙俄的侵蚀,而是在1876年劝服民众接受吞并,确保族群的生存。吉尔吉斯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俄运动发生在1916年。被镇压之后,成千上万的避难者流入中华民国。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依照民族自治的原则和联邦制的设想,重新定义和规划民族版图,吉尔吉斯斯坦先后成为自制州、自治国,在1936年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加入苏联。


对于苏联的“民族划界”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这是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二是认为这是真正出于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


无论如何,中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身份塑造是相对成功的。广袤的草原和山地上,出现了一栋栋的“苏维埃俱乐部”。在吉尔吉斯斯坦,它们被称作是“红色蒙古包”。苏联政府以此作为传播革命的文化机构,为“思想落后”的人民在业余时间提供读书会、舞台剧等形式的再教育。


在奥托尔巴耶夫的童年,“俄语是真正的母语”,课本里出现了钦吉斯·艾特马托夫的故事。后者在五六十年代一跃成为中亚乃至苏联人尽皆知的作家,以《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驰名世界文坛,将苏维埃的英雄模范本土化为草原上的形象。


在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中,女主角和复员军人相爱,由于不被传统社会接受,两人携手离开村庄。这是对新时代直接的比喻:这片土地终于等来了期待的变革,人们向传统挥手告别,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的理想。


如果没有苏联的解体,奥托尔巴耶夫将会是这个理想的代言人。1989年,他获得苏联科学院的教授头衔,与之而来的是稳定的荣誉和社会身份。与苏联最后一代的普遍叙述吻合,奥托尔巴耶夫没有预计到祖国在顷刻之间的崩塌。


“你能感受到经济上的羸弱。邓小平四十年前为中国开启的市场改革没有在苏联发生。但没人想到它会不复存在。即便在解体的半年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不可能发生。”


在1991年3月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超过九成的吉尔吉斯选民希望能够保存联邦。直到苏联中央政府试图更换吉尔吉斯的领导层,本土的政治精英才下定决心于8月31日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下海的科学家

这一年,奥托尔巴耶夫面临着回不回国的选择。“因为独立后的财政紧张,回国可能无法再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待他的可能是政府职位。


此时掌权的阿卡耶夫同样出身学术界,曾主持吉尔吉斯科学院的工作,独立之后成为该国的首位总统,在任时间长达十五年。


科学家们以党内改革派的身份,建立起技术官僚的政治集团。“在苏联体制下,最好的人才都集中在科学界。但这些人的执政有利有弊。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发展国家的意愿,可也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


再三考量之后,奥托尔巴耶夫选择前往西方,在荷兰的大学谋到一份教职,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在象牙塔里的平静持续到1996年。这一年,在奥托尔巴耶夫的故乡,比什凯克的西区,出现了一座花岗岩的纪念碑,印着邓小平的头像。这条街道被命名为“邓小平大街”,以示向中国学习,走特色改革的决心,与之而来的是进入群山的国际资本。


奥托尔巴耶夫动了回国的念头,但又不能以教授的身份回去,必须有其它的谋生手段。他加入飞利浦电子公司的中亚代表处,倚仗跨国资本的浪潮,高调返回故乡。


“当初我们刚开始接触市场经济,对其了解十分简单。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做生意。只能在跨国公司,才能了解到原来在全球市场下做生意是怎样一回事。对于大部分人,市场无所谓积极或是消极,更多是学习和适应。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消费,什么是薪水,什么是营销。那更像是对整套思维语言的学习。”


阿卡耶夫的执政时期,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着向主权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前者效仿俄罗斯,后者效仿中国。


阿卡耶夫试图把以世俗公民的身份来团结吉尔吉斯斯坦。在1990年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孜别克族冲突后,阿卡耶夫有意识地打击以民族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力量,控制了吉尔吉斯族的大民族主义和乌孜别克族的分离主义,同时也抵制了泛突厥(Pan-Turkic)和泛伊斯兰的运动。


取而代之,学校开始出现基于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课程,希望以此呼唤历史悠久的草原民族认同。但这种重新塑造的历史记忆无法解释和应对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一系列社会转变:不同族裔和南北之间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拉大,阿卡耶夫的氏族和亲信把控了核心的经济行业。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国看重吉尔吉斯斯坦的战略位置,租借比什凯克的近郊建立空军基地。略带讽刺意味的是,主权上敏感的外国军事基地被命名为“玛纳斯”。


当时,即便在亲近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这项决定并没有引来太大的争议,“大家9/11之后都和美国站在一起,打国际反恐战争。俄罗斯也是后来才反应过来,想要施压政府关闭基地。”


同年,奥托尔巴耶夫正式进入政府任职。作为总统阿卡耶夫的特别代表,他负责吸引外国投资。“我们当时的眼光还是放在西方,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尤其是日本,那时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模版。美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并不大。”


然而,对于美国乃至西方影响力的猜测在2005年达到高峰。这一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选后,由南方爆发的抗议迅速蔓延到首都,阿卡耶夫仓皇流亡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辞职声明。外界把这场运动称作“郁金香革命”,把它和此前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政权更迭相联,认为受欧美支持的民间组织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当时仍在政府担任要职的奥托尔巴耶夫反对把一切归于西方的论断。“这是民众对于政治领导层的不满。我们其实一直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有两套不同的系统,一套面子运行上的系统,一套总统势力恣意的系统。(革命)根本的原因的公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


革命后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奥托尔巴耶夫的说法。华盛顿大学中亚研究教授拉德尼茨(Scott Radnitz) 的撰文中写道,这些运动是不满意中央政府的当地精英支持,在基层完成动员,最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促成政府更迭。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公民组织没有扮演重要的作用,而是和商界政界的精英达成了暂时的同盟。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转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转型,而是权力移交到了新的精英集团。以流行的词汇来形容,这是“超级民主”(Hyper-democracy)。大众在法律之外,以非常规的运动方式达成政治目的,它不仅弱化了国家政府的能力,而且长期来看破坏了政治的生态。


英国的银行家 

奥托尔巴耶夫在革命之后离开了政界,接受欧洲复兴发展银行主席的邀请,迁往伦敦任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是成立于1991年的多边组织,主要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协助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市场经济。“我想更深入地学习市场经济,特别是比较各国改革经历。”


奥托尔巴耶夫借此机会访问了前苏联的国家地区以及蒙古,他的经济观在这段时间发生了转变。“九十年代,占了主流的发展理念是你首先需要民主选举的政体,只有这些国家才有长久的经济增长,但到了后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不免开始怀疑这种观念。一些案例,比如新加坡,变得有借鉴意义。选举和经济发展关系不大,至少说,古典自由主义是有问题的。”


与此同时,总统巴基耶夫和代表北方地区的总理库洛夫达成联盟,开启吉尔吉斯斯坦新的政治时代。比起他的前任,巴基耶夫缺乏平衡国内民族和大国利益需求的时间和能力。他效仿普金,试图树立起自己的铁腕形象。在鼓吹民族爱国主义的同时,巴基耶夫加强了意识形态的管控,比如重新要求在校学生定期上交思想报告。


社会层面,青壮年劳力流入俄罗斯,日益频繁的中国学生和商人的面孔,以及因为《玛纳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发生的争议,都增加了本土居民的不安全感。巴基耶夫没能履行解决贪腐的承诺,反而延续了裙带主义的权力不平等。


他的儿子多次作为总统代表出访各国,涉及多宗国际洗钱和贪腐案件,一度被认为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富有的人。在父亲失势后,他乘坐私人飞机落地伦敦,申请政治庇护。


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政治精英的腐败都为2010年的大规模冲突埋下了伏笔。然而真正致使巴基耶夫没能度过2010年政治危机的原因,是他在大国间平衡斡旋的失败。上台以后,为获得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巴基耶夫承诺与美国谈判关闭基地。2009年,美方以三倍的租金(每年6000万美元)成功劝服吉尔吉斯政府保留基地,仅是将其更名为“转运中心”。


这一举动惹恼了俄方。俄罗斯政府以媒体曝光巴基耶夫家族的贪腐案,在吉尔吉斯斯坦能源短缺时增加了出口能源的关税。频繁的拉闸限电和电气涨价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在反对派控制了首都之后,巴基耶夫流亡白俄罗斯,成为五年之内第二位出逃的总统。


二次革命和回归

远在伦敦的奥托尔巴耶夫策划了他的再次回国。在2010年的“二次革命”后,奥托尔巴耶夫如坐针砸,他放弃了海外银行家的生活,以反对党“祖国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身份重新进入政坛,出任新政府的副总理,对口投资和经济发展。


这时候在吉尔吉斯斯坦面前的道路比起九十年代复杂和多元,然而国家的境况却没什么大的变化,“依旧是在国际媒体上找不到天气预报的地方”。奥托尔巴耶夫坚持社会民主的理想,但在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态度上变得务实和灵活。他私下对国会的同事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设计还没完成。至于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恐怕是两回事情。”


奥托尔巴耶夫承认吉尔吉斯斯坦在大国利益和多重经济秩序辐射下的事实,“尤其是面临强势回归的俄罗斯和日益崛起的东亚。俄罗斯的涉入是无法避免的,像能源网络这样核心的命脉产业,都是被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把控的。”


因此,他不避讳主权的外溢,转而以多元化合作伙伴来降低经济依赖性的风险。


他借用自己在多边组织积累的人脉,先是说服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对吉尔吉斯斯坦批准2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


在成功关闭美军基地后,吉尔吉斯斯坦开始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程序,并以突厥和伊斯兰主义的基础,和土耳其拉近贸易关系。


响应“上海合作组织精神”,吉尔吉斯斯坦引入中国新疆特变电工公司完成500千伏的变电工程,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2014年,奥托尔巴耶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理。他没有料到,此时主持谈判的库姆托金矿争议,在一年多后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库姆托金矿靠近中国边境,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最大的经济项目,贡献国家GDP的8%至12%,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出。持有并运营库姆托金矿的是加拿大赛特拉黄金公司,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占有少数股份。双方在税款和利润分配问题上纷争不断。


奥托尔巴耶夫支持扩大本国的利益,但反对以破坏投资环境的国有化方式收回金矿,而是围绕管理权上争取加拿大公司的妥协。他因此受到国内外两方的压力和批评,在市场原则和主权政治需求之间失衡,在一直致力的外资领域遭遇了滑铁卢。


他似乎无法在加强权力的必要和民主价值中找到合适的中间点,在辞职声明语气矛盾,“我认为政治不是权力的垄断。希望在换届后,产生更有决断力的领导人。”


走穴在中国

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奥托尔巴耶夫活跃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中国成了他热衷的目的地,他在大学挂职,穿梭于各类场合的讲座和发言之间。


中国对他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它是研究争论的主题:中国如何以不同的治理模式完成经济发展?第二,中国的地缘战略将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中亚产生新的影响,要怎么来应对?


奥托尔巴耶夫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带着区域和历史的框架。非但是中国,亚洲的政体和治理模式都和西方差距很大,他认为这背后是“亚洲价值”的基础(“亚洲价值”是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主、在1990年代宣传的泛亚主义,强调集体观念和社会和谐)。


如果以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今的发展,没什么令人奇怪的地方,“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你们都是经济强盛的大国,近来的两个世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他主动谈起“一带一路”。他清楚地记着:在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此计划时,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圈子像点着火般的兴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色的区域经济框架,在他看来直击中亚发展的痛点。


“内陆国家占全球人口不到7%,同时全球90%的GDP是在距海岸线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内陆国家特别是中亚的发展,关键在于联通沿海地区,成为贸易路线的中间地带。中国也有内陆省份,非常了解这种困境。联通正是‘一带一路’的意义,它能使中亚重新接入世界。”


奥托尔巴耶夫口中的“历史复兴”,是通过中国的倡议,让吉尔吉斯斯坦和欧洲、印度、俄罗斯快捷地联系起来,加速信息商品的流通,恢复中世纪的繁荣。


奥托尔巴耶夫意识到中国倡议背后的国家利益,但认为利益之上仍有合作共赢的空间。核心是建立相互的信任。他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现在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十分年轻的多边机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苏在六十年代后期的边界谈判。通过边界上问题的和平解决,建立起安全领域的信任关系,渐渐地过渡到其它方面。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加入这一组织,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体现。信任是我们处理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基础。”


在经历了苏联、欧洲和中国之后,奥托尔巴耶夫没有对任何一股力量产生特别的偏好,同时也没有对任何力量的排斥和抗拒。这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他那里都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可用之力。


问及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走向时,市场依旧占据他信仰的核心,“要在全球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一旦开始补贴、特权或是保护主义,国家就进一步失去它的竞争力。竞争力是辛勤努力,但不是在办公桌和工厂单纯积累工时的那种辛勤,现在是在数字时代创造附加价值,转向知识经济。”


即便是沙特这样的自然资源和地缘优势上都自信的国度,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市场化和国际投资。


说起中东,奥托尔巴耶夫想起美国战略家和外交家布热津斯基对中亚的著名论断: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中亚是大棋盘(Grand Chessboard)的焦点,是冷战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大博弈”(New Great Game)的对象。


这些概念沿用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十九世纪争夺中亚时的词汇。然而这一次次“大”的地缘政治的风潮,像是一轮轮战略学的炒作和泡沫,不断落空中亚本地发展的期望。


中亚承认了中间地带的焦虑,只有在相互的依赖中,才能打破地域上的封锁,而在这种平衡摆渡之中,也不得不临时应变,接受顾此失彼的风险。


“希望这一次站对了风口。”奥托尔巴耶夫叹出口气,不知道是指他个人,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再一次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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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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