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hristophe Petit Tesson_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每次恐怖袭击，都是新一波反穆斯林浪潮的开始？恐怖袭击怎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国际恐怖活动是 “文明冲突” 吗？3 月 22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遭遇恐怖袭击，ISIS 宣布对此次恐怖袭击负责。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距离去年的巴黎恐袭时间很近，这些事件是否会强化各国反穆斯林社会情绪？是否会造成欧洲各国穆斯林移民群体和非穆斯林群体之间更深的隔阂？我们可以在美国 “9 · 11” 事件后公共舆论空间的一系列变化中获得启示。2012 年，社会学家 Christopher Bail 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研究，考察 “9 · 11” 事件后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了反穆斯林言论在美国舆论界的发展趋势。根据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9 · 11” 事件对反穆斯林言论的刺激并非 “立竿见影”。2001 年 11 月，也就是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只有区区 4.9%的受访者对穆斯林持有极端负面态度。但到了 2007 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换句话说，反穆斯林情绪在美国抬头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而非政府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角色。研究者找到 2001 年至 2008 年间在美国曾经存在过的所有致力于在公共舆论空间就穆斯林相关问题发声的非政府组织（涵盖从支持到反对等各个立场），并收集它们在这七年间发表过的全部表态声明，来测量舆论场整体话语导向在这些年的变化。同时，通过将非政府组织的公开表态声明与媒体关于这些组织的新闻报道进行重合度比对，研究者衡量了每个组织对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媒体对一个组织的新闻报道与这个组织自己的表态声明重合度越高，说明媒体越是被这个组织牵着鼻子走，也就等于这个组织更有效地塑造了媒体舆论。研究者发现，在 “9 · 11” 事件后的七年中，这些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的舆论场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 年至 2003 年间，在全部发表过公开声明的组织中，仅有五分之一的组织表达了将穆斯林视作 “敌人” 的仇恨态度。换句话说，反穆斯林的立场在舆论场中处于边缘。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边缘组织在媒体中却获得了与其数量不相称的影响力：在最能影响媒体的十个组织中，反穆斯林组织占了一半！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组织更频繁地在表态中使用情绪化的愤怒与恐惧话语。统计分析显示，使用了愤怒与恐惧话语的表态声明，更容易在媒体中获得关注与传播，对于持有边缘立场的组织来说尤为显著。反穆斯林的组织一开始在数量上处于边缘，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媒体影响力。这一不对称关系影响了整个舆论场的后续发展。在 2004 年至 2006 年，持有反穆斯林立场的组织数量明显增多，这些组织在表态声明中全都使用了强调愤怒与恐惧的情绪化语言，并且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媒体影响力。到了 2007 年至 2008 年，反穆斯林的组织已经占到了舆论场中全部组织的五分之二，对穆斯林的仇恨从一种边缘立场变成了主流立场。数量上的主流化，同样巩固了这些组织在媒体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地位。在非政府组织这个舆论场中，反穆斯林的声音在短短的七年之内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巨大转变。这里面所体现的，既体现了持有边缘立场的组织在表态时对传播策略的有意选择，也体现了媒体对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表态声音的选择性报道。在一开始，反穆斯林的立场虽然是舆论空间中的少数派，但因为这些组织在表态时惯于使用煽动性强的情绪话语，所以更容易招致 “天生追逐噱头” 的媒体青睐。因此，反穆斯林组织虽然起初在数量上是少数派，但在主要依赖媒体获取信息的普罗大众眼中，一种 “反穆斯林组织是多数” 的假象已经形成——这便是媒体选择性报道的扭曲放大作用。这种放大作用，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反穆斯林组织的表态发声和内部串联，使得它们进一步发展壮大、占据了更多的媒体资源，最终成为主流。美国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袭击本身，并不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显著上升。事件发生后持有不同立场的各方之间的话语动员与传播过程，才是导致反穆斯林情绪加剧的真正原因。对穆斯林的仇恨之所以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正是因为它常被包裹在情绪化的语言外衣之下，煽动我们心头的恐惧与愤怒。我们要做的，是将公共讨论从这种如火药桶般 “一点就着” 的情绪中拯救出来——这既有赖于新闻媒体更加自觉地抵御追逐噱头的倾向，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能否战胜自己心中那些动物性的情感本能。Bail, C. A. (2012). The fringe effec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media discourse about Islam since the September 11th attac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6), 855-879.2004 年 3 月 11 日，基地组织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导演了震惊世界的列车爆炸案，近 200 人丧生。三天后进行的大选中，支持出兵伊拉克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和他领导的人民党被社会党击败。之后不久，新当选的首相萨帕特罗宣布，西班牙将从伊拉克撤军。许多人相信，人民党倒台体现了恐怖袭击导致民意转向。在选举前一周的民调中，人民党的优势还十分明显（高出对手近 6 个百分点）。然而，在 “3 · 11” 事件后，人民党政府错误地将矛头指向本土恐怖组织“埃塔”，而非实际的幕后黑手基地组织，引发选民极大愤慨，最后使得社会党一举扭转战局。2011 年，西班牙经济学家 José G. Montalvo 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实了上述观点。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民意在 3 月 11 日之前就倒向社会党的可能性？研究者巧妙利用如下事实：西班牙法律规定，为保证选票被及时计入，从 3 月 2 日（大选前 9 天）起，旅居国外的西班牙公民就可以到当地领事馆投票，或者将填好的选票寄回国内。因此，当恐怖袭击发生时，许多海外公民早已做出了选择。对比来自海外和本国各省的选票分布，学者发现，平均而言，在袭击发生后进行投票的本国选民确实在 2004 年大选中更加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假设袭击发生于 2000 年，上述趋势则不会出现。根据这一研究估算，如果没有 “3 · 11” 事件，人民党得票率会增加 6.7 个百分点，很可能在 2004 年大选中获胜。这说明，确实是恐怖袭击左右了西班牙政客们的命运。在经历恐怖袭击的国家中，生活遭遇改变的何止是政客。2010 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学家 Gould 和 Klor 考察了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如何影响以色列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他们利用某人权组织搜集的袭击数据发现，在那些恐怖袭击导致较高死亡率的以色列地区（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雅法等等），人们更倾向于对巴勒斯坦做出领土让步，更愿意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在政治上也更偏向于左翼温和妥协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们确实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当然，让步不可能是无底线的：研究者发现，在达到一个阈值之后，死亡率更高的恐怖袭击反而会使当地民众对巴勒斯坦的态度趋于强硬。然而，大部分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严重程度远不及上述阈值。从这个角度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倾向于进行分散小规模攻击的做法，是一项精明的策略。大部分恐怖分子或许都会觉得，自己是为同胞浴血奋战的伟大英雄。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同胞都能从他们的暴行中获益。2011 年，《经济学季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论文，两位经济学家在文中考察了 2000 年至 2004 年间以色列小额索偿法庭上私人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发现如果法官和原告来自同一民族（同为阿拉伯人或者犹太人），那么原告的诉求获得批准的概率会上升 17%到 20%。研究者们指出，由于法院事务繁忙，新增案件会自动安排给日程表上最快有空的那位法官进行审理。因此法官的民族在不同案件之间可以视作是随机分配的。而此类案件的审理一般几分钟即告结束，诉讼双方也不允许聘请律师，因而法官对当事人的第一印象尤为重要，这就给种族偏见的干扰留下了空间。更加令人吃惊的结论是，如果法庭所在地区近期由于恐怖袭击导致死亡人数增加，那么法官（可能无意识）表现出的种族偏见也会相应增强。这种更强的偏见不仅仅体现在本民族遭到袭击的犹太裔法官身上，也表现在阿拉伯裔法官审理的案件中。换言之，恐怖活动加强了民族身份认同，但也加剧了民族间的对立，使诉讼双方更难得到公正的判决。恐怖分子带给同胞的灾难不止于此。上文提到的两位学者 Gould 和 Klor 2014 年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文，指出 “9 · 11” 事件给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带来长期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显示，“9 · 11” 事件之后，在那些针对穆斯林的 “仇恨犯罪（Hate Crimes，即犯罪动机取决于对受害者特征刻板偏见的犯罪）” 急剧增加的州，穆斯林移民群体族内通婚概率更高、生育率更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低、英文水平更差——换言之，这一族群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庞大，也更加保守。然而，无论是在其他移民族群，还是 “9 · 11” 事件之前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类似的趋势都未曾出现。针对犹太人或者同性恋者的“仇恨犯罪”也不会导致相同结果。两位作者指出，先前研究都认为，恐怖袭击可以唤起本民族的极端情绪；但这一研究显示，恐怖袭击也能在其他民族心中点燃同样的仇恨之火，并有效地减缓本民族融入西方社会的速度。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能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但无论对于穆斯林还是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族群之间隔阂的加深，都只能为今后的更大规模冲突埋下伏笔。自 “9 · 11” 事件之后，从马德里，到伦敦、巴黎，再到今天的布鲁塞尔，惨绝人寰的悲剧一次次在我们面前上演，其中的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Gould, E. D., & Klor, E. F. (2010). Does terrorism work?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4), 1459-1510.
Gould, E. D., & Klor, E. F. (2014). The long‐run effect of 9/11: Terrorism, backlash,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the w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Montalvo, J. G. (2011). Voting after the bombings: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effect of terrorist attacks on democratic elec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4), 1146-1154.
Shayo, M., & Zussman, A. (2010). Judicial ingroup bias in the shadow of terror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每次恐怖袭击后，总有人拿出 “文明冲突” 论说事，殊不知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 “主义” 一样有着合理的政治逻辑解释。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学者 Eric Neumayer 和 Thomas Plumper 曾经在《国际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分析了恐怖团体的战略逻辑。在分析恐怖团体动机时，必须要区分的两个概念是恐怖团体的领导人和追随者。这两类人在恐怖团体中处于不同层面，动机和行为逻辑也极为不同。恐怖团体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恐怖袭击。对他们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斗争博弈的理性战略，恐怖袭击是一种达到目的的 “工具”。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多元化的，例如改变某种政策、颠覆某个政体，或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盘等。达到目的有很多方法，为什么这些领导人一定要诉诸恐怖袭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政治生态中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如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或与政府对比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恐怖袭击能够制造恐慌、增加社会稳定的成本，迫使政府增加安全支出，因此成为这些领导人的主要政治手段。同时，恐怖袭击引发官方弹压，让支持恐怖团体主张的人生活更困难，因此愿意加入恐怖组织。另外，袭击吸引媒体注意，让恐怖团体领导人得以发声，增加影响力，进一步壮大力量。既然恐怖团体领导人的目标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击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呢？首先，攻击西方目标形成的影响力更能满足恐怖团体的需要，让本国或本地区政治力量无法不正视这样的恐怖团体；其次，不少国家政府受西方国家支持和帮助，甚至是接受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这种模式能够影响恐怖团体政治利益的实现。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试图在中东建立新秩序，反而越反越恐。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影响了恐怖或极端团体领导人政治利益的实现，另外这种干涉还使恐怖团体更容易找到新人。这也是为什么，支持中亚国家的俄罗斯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来自中亚地区，而印度、中国这些对外干涉不多的国家受到国际恐怖袭击次数相对较少。再说恐怖团体的追随者。他们的行为就不能用理性或是策略性来分析了。这些人是恐怖袭击的主角，每个人追随恐怖主义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许每人都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加入恐怖团体的缘由。不过，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总结出恐怖团体追随者的三个共同特征。首先，这些追随者都受到恐怖意识形态或极端思想的吸引。从反面来看，历史上不少失败的左翼极端恐怖团体就输在没能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足够多人的支持，现代恐怖团体则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包装推销”其思想，让更多人接受。其次，这些追随者互相之间以及在不同恐怖团体追随者之间存在相互认可。一个小群体中的相互认可让恐怖团体成员不断巩固极端立场，愈发不把恐怖袭击看成是极端暴力犯罪，而是看成英雄主义的战斗，愈发容易加入、遵从，甚至献身恐怖团体。最后，这些追随者都对现行社会及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不满可能来源于自身遭遇或其他渠道的影响，但都能够增加他们对恐怖团体的认同，从而拿起枪弹走上不归路。为什么用 “文明的冲突” 解释国际恐怖主义是错误的？国际恐怖团体领导人受理性支配采取战略性的恐怖活动，这是犯罪，不是 “文明冲突”。“文明冲突” 是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 · 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出自不同文明的本质差异。在亨廷顿看来，不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西方的威胁，伊斯兰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双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 “打趴下”，加上西方文明的衰弱，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而导致文明之间因多个世纪形成更加深刻的差异，发生冲突。亨廷顿提到恐怖主义，认定伊斯兰文明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无法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但这就没法解释问什么其他文明在历史中也不乏使用恐怖活动作为工具。亨廷顿提到 15 岁至 30 岁的男子失业是恐怖主义潜在动因，但伊斯兰文明以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问题。说到底，亨廷顿针对恐怖主义的结论没有逃出 “恐怖主义是弱者经常使用的工具” 这样的历史结论。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文明没有直接联系。亨廷顿提到七八个文明在未来社会将会发生 “冲突”，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在他的表述中，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经济上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军事的，那到底什么才算 “文明的冲突”？如果真的用 “文明的冲突” 解释国际恐怖袭击，那这种袭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暴力而暴力的行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这样的行为吗？“9 · 11” 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要么评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如何弥合分歧；要么议论国际旧秩序的不平等如何加剧矛盾。跳出宏观的叙述逻辑，分析个体恐怖团体的行为逻辑，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减少惨剧呢？Neumayer, E., & Plumper, T. (2009).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04), 711-734.百度网盘: http://t.cn/RGCasriGitHub：http://t.cn/RG9BdvX Dropbox：http://t.cn/RG91Exk我们是政见（CNPolitics），欢迎关注，也欢迎分享到朋友圈或转发给好友。政见出品的内容均为原创，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 CNPolitics.org；媒体机构（含各类网站及微博、微信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Webmaster@CNPoliti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