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闵维方，男，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800004)。
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保持适当就业率这一最大的民生问题；才有能力扶贫，实现每年1000万人口脱贫；才有能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增强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2017年2月，世界银行行长金墉(Kim Yong)在迪拜召开的世界政府首脑会议上发表了“教育促进增长与繁荣”的主题演讲，特别强调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充分认识这一作用，对于实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60年代初，舒尔茨(T.W. Schultz)就指出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1]。丹尼森(E.F. 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等一系列论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2]。1980年代以后，罗默(P.M. Romer)和卢卡斯(R. Lucas)则从内生增长的理论角度论证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3-4]。近年来，希克斯(N.L. Hicks)[5]、汉诺谢克(E.A. Hanushek)和沃斯曼(L. Woessmann)[6]、巴罗(R.L. Barro)和李(J. Lee)[7]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教育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最近，汉诺谢克和沃斯曼在《国家的知识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中更进一步阐述了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8]。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那么，在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是通过哪些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呢？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主要是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量的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值，即导致经济增长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生产创新、管理创新、专业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进步等各方面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是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成分。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创造个人和社会经济福祉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正规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生产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学校教育是人们知识、能力和品格形成的主要途径，也是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培训和“干中学”的必要基础。作为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其他构成要素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在当今世界上，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是构成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共同政策取向。实际上，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经济增长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教育正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认知技能，进而提高工人在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即“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又称刘易斯拐点]，由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68年提出，形容农村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后，工资会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在过去进城务工人员一直供大于求，但随着特定背景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到来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认知技能(如熟练的读写算能力、良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各种非认知技能(如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表现、适当的职业期望、有效的时间管理、积极的工作态度、规范的劳动行为和善于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等等)，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者能够更快地接受和掌握工作岗位培训，在获得和提高生产技能方面的时间会相应地减少，而且能够更快地熟悉新的生产设备，掌握新的操作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具有完全中等教育水平的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指标，比只受过八年教育的工人要高25%。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人花费在掌握新工种、获得和提高生产技能的时间会减少，生产中的废品率、损坏工具和设备的数量会显著降低[9]”。
教育不仅能提高劳动者在从事标准化的工作任务方面或者从事更复杂、要求更高的生产活动方面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能提高整个工作组织的生产能力。原因之一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能够更有效率地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在使用各种生产性资源的过程中，劳动者常常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这些决定影响着劳动生产率，即便是劳动者如何分配他们的工作时间都会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的影响。受过更多教育的个人获取、分析和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信息的能力更强，而这些信息与资源的有效使用与降低相对成本密切相关，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也能更及时更有效地处理生产过程中不均衡状态。这里的所谓不均衡是指由于生产过程和技术的变化，生产中出现的相对于成本来说不是产出最大化的投入组合，而是次优的投入组合。尤其是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价格和生产效率以及可能存在的生产瓶颈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能够独立地做出适当的决策，使生产过程重新获得均衡和实现产出最大化[10]。
第二，教育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促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推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首先，在经济增长中，所谓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当今世界各国都把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国策。其次，尽管各国的科研体制有所不同，但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中通常占有主导性地位，在国家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有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才有一切战略性、原创性重大科技进步。如果没有20世纪一系列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就不会有今天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例如，十几年前，美国的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提出了压缩传感理论（美国科学院院士大卫·多诺霍[D.L. Donoho]、堪德斯[E. Candes, Ridgelet和Curvelet创始人]及华裔科学家陶哲轩[T. Tao, 2006年菲尔兹奖获得者]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获取指导理论，即压缩感知或压缩传感[Compressive Sensing或Compressed Sensing, Compressed Sampling，简称CS]。该理论指出：对可压缩的信号可通过远低于Nyquist标准的方式进行采样数据，仍能够精确地恢复出原始信号。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信息论、信号/图像处理、医疗成像、模式识别、地质勘探、光学/雷达成像、无线通信等领域受到高度关注，并被美国科技评论评为2007年度十大科技进展。CS理论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但已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已发展了分布CS理论[Baron等提出]、1-BIT CS理论[Baraniuk等提出]、Bayesian CS理论[Carin等提出]、无限维CS理论[Elad等提出]、变形CS理论[Meyer等提出]等等，已成为数学领域和工程应用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使得应用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有可能以此理论为基础，在图像处理、医疗成像、模式识别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重要科技成果。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办不好，特别是大学的教学科研质量不高、不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就不能实现创新发展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工人的劳动效率和技术进步，而且取决于随着经济结构和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的工作组织和管理方式的调整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不断优化工作组织和劳动力的配置结构，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流动。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能够更好地适应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岗位的变换和工作的流动性，更快地适应工作组织环境的变化，并更善于在工作中驾驭新的组织环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在19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述。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突出了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推动的。也就是说，在生产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干中学”而形成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不仅仅是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对技术变化和工作组织创新的适应能力更强，而且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使得不断开发和运用新技术成为可能，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速率。必须强调的是，教育在这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科技知识和推动技术进步等认知能力，而且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和人际交流与合作能力，以及他们能否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的岗位角色和行为模式来应对新的工作情况。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认知技能和可培训性，而且可以提高劳动者对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11]。表1显示了日本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韩国作为一个后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充分意识到教育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大教育发展的力度。到了2010年，韩国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96年，超过了日本的12.44年。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3年达到98%，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2016年卫冕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参见《瑞典进步，韩国卫冕最具创新能力经济体》，彭博新闻网站2017年1月17日文章。http://www.bloomburg.com/）。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多方面影响。以上只是列举几个方面，本文以下的内容也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关，只是由于所讨论的问题涉及更多因素，所以分别阐述。总之，重视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具有长远性根本性作用。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就是该国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产业升级，既是指一国的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而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也是指国民经济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升级，进而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同时还是指三次产业内部各自的结构优化升级。例如，在第一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过程中，从传统农业(包括采摘业、种植业、牧业、渔业和林业)，向以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升级；在第二产业发展和升级过程中，从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升到以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从以原材料为重心的产业结构上升到以高加工度组装为主，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为主，进而向包括3D打印和机器人的更为先进的智能化高端制造业升级；在第三产业的升级过程中，从传统的餐饮商贸等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包括信息、金融、物流、产品营销、决策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指在各个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并实现各类产业的有机融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很多，例如，劳动的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技术的进步、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需求的变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等，其中教育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人才的高度决定产业的高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以必要的具有相应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群体为基础的。教育正是通过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及其所形成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同该国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当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向资本密集型的大机器工业生产升级时，需要大量能够理解和掌握大机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工人。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较强的读写算能力，能够理解大机器生产的操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并能有效履行生产职责。只有达到一定受教育水平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时，需要有相当大的比例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人类社会从第一产业产出比例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时代发展到第二产业产出比例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密集的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进而到第三产业产出比例占主导地位智能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知识的积累、传播和创新的过程，而教育则是这一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教育过程中，人们把社会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知识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从而实现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内容的结构性，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会使劳动的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进一步加深，这本身也是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与农耕时代相对应的是以文盲、半文盲或受过一定初等教育为主体的劳动者群体；与大机器工业化时代相对应的是以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的劳动者为生产主体；而在智能化生产和知识经济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者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产业升级的本质首先是人的升级，即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知识与能力的升级。
总之，教育的发展既为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教育的客观要求。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相应的人力资本积累，使本国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同时还需要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需求，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的结构和质量和与生产发展的适配性，不断进入更新、更先进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这样才能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的加速创造与应用以及不断更新的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使教育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进而造就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推动科技进步和产品更新，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图2中以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分比为横坐标，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为纵坐标，显示了教育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时代，世界正处在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孕育着新的产业革命。充分认识这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就是那些以重大科技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化的高端设备制造产业、生物和新药制造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等等，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而这更加依赖于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即通过教育培养造就的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劳动者。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描绘2060年左右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时指出，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内外无数的发展现实表明，教育的发展决定人力资本的水平，人力资本的水平决定产业的高度。韩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各级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研究有力地验证了这一论点[12-14]。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而教育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动力。城镇化率，又称城市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既是指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和聚集为特征的过程、又是指城市文明覆盖农村、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更是指由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过程。从全球看，世界上大部分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北美、欧盟和日本的人口不到10亿，却拥有全世界3/4的财富,半数的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例如，纽约市的土地面积不到美国的万分之一，却集聚了1800多万人口，创造了全美国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日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了全国25%的人口，创造了近40%的GDP。（数据来自《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世界银行2009年3月出版；《世界城市化展望》，联合国2014年发布。）2014年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积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吸引了80%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75%左右的国际贸易。[15]
城镇化从三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一是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并有利于实现三次产业的联动和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城镇化有利于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增强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新化肥和新的农业机械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或兴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当人口规模在一个区域聚集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就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就地城镇化。
第二，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城镇化进程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手段，更是一个人的自身发展过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阶层城镇化，即通过严格筛选的招聘等方式抽调农村的相关人才到城镇；也不是简单的空间城镇化，即农村人口通过低筛选或无筛选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镇打工，但是这些“农民工”没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更不是单纯的生活城镇化，即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城镇的农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城市居民，但是并没有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更没有在户籍上真正融入城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16]，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地接受教育才能形成。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图3显示了教育投资与城镇化率呈明显的正相关。
201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为此我国提出了从2014—2020年加快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参见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以及三次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 Stiglitz)曾经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17]，而教育发展则是城镇化进程的基础和支撑，是提高城乡居民素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必要前提。苏州市提出“教育第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大大加快了其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6.6%(低于全国的 17.9% 的水平)跃升到2011年的73.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超过22万元人/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18]。
经济增长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投资、对外贸易、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和居民消费等等。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9]。根据相关研究，“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家庭消费率不足40%。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20]。近三年来，我国消费率虽有所增长，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为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转型是必然选择。教育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首先，教育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是以可支配的收入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一方面是由于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基尼系数相对比较低。而我国由于经济转型中的种种复杂原因，导致国民收入在居民中的分配极不均衡，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并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从总体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有呈现缩小的趋势，但仍然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国际经验表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基尼系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措施之一。在一个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高收入群体(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供给人数增加时，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相对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相对降低。而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如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蓝领电工和水暖工等)的人数相对减少，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则相对增强，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通过教育的这种调节作用，中等收入群体就会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也会相应地逐步降低。如图4所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随着这一国家的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将使得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消费观念，增强消费技能，丰富消费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对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讯等有利于提高身心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在基本物质产品如衣食住行等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产品消费将会成为他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而对精神产品(如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开发，满足人们的日益增长精神消费需求，将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更容易更新消费观念，更善于使用信贷消费。而我国大多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缺少经济安全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消费过于保守，使一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变为现实消费需求。要从根本上提高消费率，就要通过提高居民的普遍教育水平，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并引导这一群体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会花钱、敢花钱。利用消费信贷拓展消费，要从购车、买房和教育消费起步，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延长消费信贷年限，使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再次，教育发展本身也会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居民消费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教育事业发展的本身也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群体，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采用新的教育技术设备，增加教师队伍人数，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这些都需要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建设一幢教学楼或学生宿舍楼需要消费大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劳动，而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增加则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设施，如住宿、餐饮、交通、娱乐等等配套设施，从而扩大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培养造就相关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城镇化进程；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更新居民的消费观念，扩大消费需求等多种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如图5所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首先，同巨额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不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地加大教育发展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积累优质人力资本，特别是创新型人力资本，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二者的关系是有所差别的。第三，由于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化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二者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体制机制等制度化因素的制约。
（责任编辑 范皑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