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性骚扰大事记（1995-2019）
唐灿发表《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169名女性和40名男性受访者报告，84%的女性遭遇过12种性骚扰形式中的至少一种，63%遭遇过两次以上，90%的女性知道身边有别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
1998-99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癸尊首倡《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立法建议。
20016月，中国报道首例性骚扰诉讼。西安国企员工童女士起诉其上司持续对她进行性骚扰，要求赔礼道歉。但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
200111月10日，中央一台“新闻调查”节目在黄金时间首播关于性骚扰的专题节目。此前后，性骚扰议题被各种主流媒体相继报道。
200112月27日，海南判决首例男性间同性猥亵案，三名受害人各获所要求的一元赔偿。
2002贵州某供电局职工诉上司性骚扰，被一、二审法院认定性骚扰，并获精神损害赔偿。
2005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并实施，新增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四十条）性骚扰就此成为法律名词。
2007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开始探索职场性骚扰防治。其合作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中国)公司 、河北省衡水市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翠微大厦、北京西郊宾馆 、唯美度国际美容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083月，“反对家庭暴力网络”起草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的若干规定（专家建议稿）》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
广州女员工起诉日籍主管性骚扰胜诉，法院直接依《妇女权益保障法》认定性骚扰侵犯人格，并判决赔偿。
5月，湖北女服务员邓玉娇将强求性服务的地方官员刺死。邓玉娇得到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尽管许多言论把她作为“捍卫贞操”的“烈女”，但妇女组织指出事关妇女权益，呼吁重视工作场所中对妇女的性骚扰。
2009年5月24日，一名女性在北京以行为艺术声援邓玉娇。她身裹白布、躺在地上，旁边写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20124月18日，国务院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众多妇女的倡导下，国家首次在劳动政策里规定了性骚扰及用人单位的责任。
6月，“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口号，由青年女权行动者叫响。她们对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责备受害者的宣传防性骚扰方式的抗议，以这个口号和相关行为艺术而风靡全国。
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将男性纳入职场性骚扰的保护范围。
20139月，24岁的肖美丽在首届女权学校结业仪式后开始了“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出发前往广州，历时170天，走过2000多公里，沿途在各地开展反对校园性侵害的宣传、讲座、交流和申请信息公开活动。
7月，受害者举报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生。200多名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分别向厦门大学和教育部发出公开信。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出台“红七条”，性骚扰被明文禁止。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全球政府和民间组织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回顾评估北京世妇会会20周年之际，一些进行反对性骚扰活动的青年女权行动者分别在北京、杭州、广州被警察带走，其中李婷婷 、王曼、韦婷婷、武嵘嵘、郑楚然5人被刑事拘留37天，被称为 “女权五姐妹”事件。
2015年3月，为声援被刑拘的“女权五姐妹”，多名广州女性发起“面具快闪”行动，她们戴着“五姐妹”的面具出现在城市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并在网上发布这些照片，象征与看守所中的“五姐妹”分享自由。
2016高校校园性骚扰的另一种表现得到进一步关注。一场“反三七过三八”的活动在网上得到开展，两天便获得1.7亿的点击量。
8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康宸伟发表有关校园性骚扰的调研报告《沉默的铁狮》，其中包括为核实该校某教授性骚扰行为而进行的“暗访行动”。数天内这篇文章累计阅读量近9万，几个月后，该教授受到处分。
20173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数据来自全国6000多受访者。该报告的数据在2018年反性骚扰讨论中被广泛引用。
报告截图
5月，女权行动者张累累在广州发起“我是广告牌，行走反骚扰”活动。由于在地铁刊登反性骚扰广告未获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她决定每天都身背广告牌出行来替代。不久，警察登门要求她停止活动，并搬离广州。
1月1日，中国#MeToo浪潮初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公布该校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12年来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成为中国2018年#MeToo第一案。文章当日阅读量达五百万，校方公开回应罗茜茜。随后，一封呼吁信获得北航数千名校友和在校生的响应。陈小武被停止教职，“长江学者”称号以及奖金被撤回。
1月，以何息等青年为主体的倡议者相继向所毕业的高校校长寄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至少有94所高校、超过万名校友和在校生参与联署。教育部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2018“三八”妇女节前夕，独立记者黄雪琴发布《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发现超过80%的女记者曾遭遇性骚扰，50%以上的人保持沉默，只有3%的记者向主管部门投诉。
20183月9日，反性骚扰呼声高涨之际，合计拥有25万读者的女权媒体平台“女权之声”在微信、微博遭双双被封禁。
2018年3月16日，“女权之声”被封的第七天，几位女权主义者在北京郊区一片坟地附近的废墟为“女权之声”办了一场“葬礼”。她们将这次行为艺术起名为“女声头七，坟头蹦迪”。她们表示，不要无声离逝，要阴魂不散；不要悼念，要跳舞，要咆哮。随后，在广州、深圳、杭州及西班牙等地也有人发起纪念活动。“女权之声”编辑部在账号被封后曾致信网信办、向多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试图要回账号但均无果。随后又试图起诉新浪和腾讯，均未能立案，法院方面并未给出理由。
2018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自杀身亡事件引发举国关注，很多评论者指出，其导师王攀让学生叫其“爸爸”，为其按摩等行为涉嫌性骚扰。
20184月，清明节之际北京大学校友王敖、李悠悠、徐芃等人发文纪念去世20年的同学高岩，指高岩之死与教师沈阳的不当性行为及其后对待她的方式有关。北大在校生岳昕等人向学校申请公开20年前相关会议记录，加快步伐出台防治性骚扰机制。
6月，甘肃庆阳六中19岁高三女生李奕奕跳楼身亡，遗书中写到班主任吴永厚老师自2016年7月以来多次对自己用嘴巴“测体温”、脱衣摸胸、企图强暴等事实。引发全国关注，8月，吴永厚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187月初，中山大学四名学生举报教授张鹏性骚扰，张鹏之后被解除教职。
20187月23日，花花（化名）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布曾遭亿友公益创始人、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此前后一周之内，议事规则倡导者袁天鹏、环保公益人冯永锋、知名社工刘猛、免费午餐项目负责人邓飞、资深媒体人章文、作家张弛、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央视主持人朱军等22人被举报性骚扰或性侵。中国的#MeToo浪潮达到高峰，冲击到公益圈、文化界，其后蔓延到宗教和政经人士，还引发了#MeToo 是否是大字报的激烈争辩。2018年8-11月，王敖、弦子、王琪、邹思聪等性骚扰的举报者被反告“名誉侵权”，#MeToo浪潮受到挫折，举报者纷纷成为被告。
2018年7月29日，由一群志愿者组成的“反性侵行动组”给雷闯和他工作过的机构“亿友公益”邮寄公开信，希望雷闯向受害者真诚公开致歉，停止为性侵找借口，并实现此前承诺，到公安机关自首。至今，志愿者们已寄出了超过350封信，而雷闯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图片为2019年7月23日北京“米兔”展览现场。
20188月初，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西湖区教育局联合会签《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在全国首创校园反性骚扰机制，明确了定义，规定发现性骚扰6小时内报告、24小时内先行开展调查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88月27日，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征求公众意见，其中对性骚扰的受害者从妇女扩到到任何性别，具体规定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8月31日晚，明州大学中国留学生Jingyao Liu披露了被知名企业家刘强东性侵的遭遇。经友人报案后刘强东旋即短暂被捕，12月，美国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不予起诉。2019年4月，Jingyao Liu提起民事诉讼。该案件从2019年9月至今在不断成为中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热点关注，引发了参与人群最为广泛、观点对立十分尖锐的激烈讨论。女权小伙伴在线上发起了#HereForJingyao和#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活动声援受害者。
9月1日，广东率先在全省中小学、中职学校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包括破除性别刻板印象、防治性骚扰等内容。
20189月，女权行动者张累累为呼吁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给全国五百强寄信。
2018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了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书，就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违法犯罪的发生提出建议。
201810月5日，广州律师孙世华披露，她于9月20日在去派出所为当事人咨询时遭遇警察强迫要求脱衣检查达20分钟。现场视频证实了孙律师的投诉。此后，其她女性维权人士和女律师披露了自己遭遇脱衣检查、侮辱性语言和性威胁的经历。至此，国家执法人员的性骚扰问题浮出水面，但孙世华律师进行依法维权的各种努力至今未果。
11月，教育部印发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于有虐待、猥亵、性骚扰等严重侵害学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清除出教师队伍，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落实学校主体责任。
201812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案由，结束了“性骚扰”以一般人格权或其他案由进行诉讼的历史。
20191月16日，受害者集体向北京工友之家的内部投诉得到公开回复。投诉发生在数月前，内容为前核心管理人员贾志伟性侵、性骚扰多名志愿者和员工，要求机构公开反思当年查处不妥，并着手建立防治机制。对“工友之家”在微信公号上的回复，受害者集体以“我们不满意”为评价，并披露了更多信息。此后，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王德智先后公开发表个人的反思和道歉。前资助机构也发表声明，表明对性骚扰等性别暴力的零容忍。
20197月，首个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一审判决公布。社工机构女职工在2018年7月的#MeToo浪潮中公布并状告业界“大佬”刘猛性骚扰。2019年6月11日成都一法院做出的判决认定刘猛性骚扰成立，但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以及对第二被告、当事人所在机构为处理不力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开庭当天，刘猛案当事人与律师在法院门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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