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继续演出，即使在无人的地方，也要被强制隔离14天”
编者按：本文作者士多店大老板为媒体人与人类学研究者。2021年夏，作为志愿者加入到“重金属乡村巡演”活动中，以下是Ta们参与活动的深度观察和经验感受。全文共约1万7千字。
2021年夏，艺术家“坚果兄弟”开启了一场关于重金属污染的巡演——邀请重金属摇滚乐队去八个重金属污染的乡村演出。现在，请和我们一起出发，踏在微博热搜之外的真实世界的土地上，去重金属污染的农村，进行一场重金属污染调研，再进行重金属摇滚的音乐现场演出。
（当然，露台live，请大家谨遵防疫规定，戴好口罩，不要开闪光灯，请勿拍照或玩手机，接下来的时间，请放心地交给我们。）
这是继#北京霾砖#、#小壕兔农夫山泉#、#淄博火锅鱼#之后，坚果兄弟再一次发起的环保主题公共艺术活动。他用行动主义式的音乐巡演推动社会聚焦环保问题，试图将其纳入公共议程中，以此呈现环境污染遭遇者的生命困境，推动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
我们作为媒体人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在看到坚果兄弟的活动公告后，意识到这既是一次有社会意义的公共艺术参与，同时也是一次田野调查的机会。于是我们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联系到坚果兄弟，表示希望加入到这次活动中支援一份力量，并最终跟随着坚果兄弟进入到了存在污染和音乐表演的双重现场。
在那些污染地，有人不断抗争，又似乎不得章法，有人对污染熟视无睹，也有人拒绝相信已发生之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调研、检测、巡演与制作中，村民、环保志愿者、艺术家、音乐人、导演、独立记者等汇聚到了同一种命运里——每个人都在维护各自生活的根基，而一旦它被动摇，人需要守护的是什么？
改编自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扬》
一、奔赴寂静的污染现场
2018年8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图克镇查干淖尔湖 拍摄：夏大朋
陕蒙交界，内蒙古鄂尔多斯，查干淖尔湖，是第一站。
时近8月，我们也同样临时地被坚果通知重金属巡演即将展开，几乎慌忙地收拾行当飞赴现场。虽然此前，我们只是线上和坚果兄弟交流，但见面之后很快没有陌生感：现实生活中的坚果甚至有几分拘谨。对我们参与到这次行动中的人来说，共同的目标让我们很快地有了临时工作组的意识。
“我们到了湖边之后，仅仅在五百米的沿湖步行距离内就发现了五十多只鸟的尸体，而且听村民说政府会有人时不时地去捡拾鸟的尸体。”见面之后，聊起来坚果兄弟当天在湖边考察的见闻。抵达当天，他们勘查好了演出地点，并决定演出在两天后举行。
这是一场极为透支体力的演出，去往临时live现场的路上，充满了枯草枯树、荒土、羊群，所有乐器仪器和音响设备都需要徒手搬运到湖边，活动结束后再搬运出来——这一活动对体力的消耗远远超出预期——而且，为了保护乐手的一双手，大家纷纷分担了乐手的行李，巡演团队的十多人在荒芜的沙地上往湖边跋涉，朝荒地深处的查干淖尔湖走去。
巡演团队前往查干淖尔的路上
这是全国重金属乡村巡演2021的首演。而这场涉及到全国八省十多个地方的“重金属乡村巡演 8+3 ”（8指省份的数量，3指号外项目的数量），是坚果兄弟从事艺术十年来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艺术行动。在巡演开展之前，该计划的号外项目“淄博火锅鱼”已经于4月份开展起来，并在网上引起热议。我们被这种巧妙的构思和潜藏在黑色幽默之后、并以艺术来捍卫公共环境的路径所打动，这在国内是一种先锋的艺术实践。
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坚果兄弟先前做过了几场关于环保的行为艺术：2015年于北京制作“雾霾砖”的“尘埃”计划，在同质化网络热搜中开辟出了一种环保的新思路。当时，他从深圳前往北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拖着工业吸尘器，连续收集了一百天的雾霾和灰尘，并最终制成一块“霾砖”。随后，他在北京城的各个街区找了一个下午，最后在杨梅竹斜街一座在建的四合院，他把砖交给工人嵌了进去。这是坚果兄弟在公众层面真正引起关注的第一场行为艺术。后来，他发起了小壕兔“带盐”计划（2018年）、“深圳娃娃”项目（2019年）……这些项目用崭新的手法将一些人的现实遭遇及生存困境予以公共化呈现，并通过联结传统媒体、自媒体与社群来引发起公共领域的传播和讨论。其中，有的项目直接推动相关的地区管理和环境治理，收效明显；也有项目没有看到实际的社会效果，但他一直坚持着。
在查干淖尔湖边的路上，我们看到大量死去的鸟类。有些被雨水风霜剥落得只剩骨架，尸身干瘪，还有刚刚倒下、正在死去的候鸟，甚至还看到一只尸体尚且完整的老鹰。在把演出设备搬运完毕之后，面对那些因人为的污染而失去生命的鸟儿，我们用六十只菊花表达了祭奠和歉意——在鸟的尸骨旁放下一只菊花。然而，发现六十只远远不够。
2021年9月，大量候鸟因污染致死
这是全球候鸟八大迁徙路线之一沿经的查干淖尔湖，候鸟们原本迁徙停歇的地方。现在，Ta的尸体在曾自由翱翔的湖边蔓延开。在飞速的经济发展中，企业粗放生产及其排放的有毒废水持续地污染着查干淖尔，受害的不仅是人类，而是整个生态圈里的所有生物。此时此刻，我们突然明白，原来在这一场漫无边际的、疯狂袭来的资本和权力秩序下，在重金属污染的环境里，被边缘化、被消声的人类，以及鸟类和羊群等动物，都处于同构性的灾难命运之中。
查干淖尔的污染让鸟儿的生命已危如累卵。如果鸟儿有意志，ta们也一定会像人类反对战争一样，声嘶力竭地控诉着人类工业生产的污染。
“就在这里吧！”，坚果停在一只死去不久的老鹰尸体旁。
刚刚死去不久的老鹰尸体 拍摄：武老白
巡演团队集聚到目的地，“重金属乡村巡演2021”的横幅在坚果和伙伴手里撑开举起，乐器和音响设备架设调试完，在开阔的查干淖尔湖边架子鼓响起，乐队为当地所做的重金属摇滚乐《查干淖尔湖》唱响：曾是天鹅乡，鱼跃牛羊肥；变成排污地，工厂有靠山……草场凋萎牲口死，反正无赔偿；工厂机器轰轰转……乐队主唱用生锈机器般的唱腔嘶吼着湖的名字：“查干淖尔！查干淖尔！查干淖尔！”在不远处屹立着许多烟囱，那里的工厂企业曾被当地环保局惩罚多次。此时此刻，它们仍然在冒着浓烟。
最终，全场的唯一观众，是我们意外发现的一只翘鼻麻鸭，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在半小时嘈杂乐声中，它把自己从山坡挪进了沙地草丛，喘息细弱。
老头乐乐队在查干淖尔湖演出 摄制：大朋 史提芬车
二、“情况总是有点复杂”
2021重金属乐队乡村巡演由此开启。
曾经问过坚果发起这场艺术行动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用重金属音乐来关注重金属污染，毕竟，重金属污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少关注的一类污染。
坚果说，他在2020年看到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现全国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全国各个流域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之中，重金属排放高达一百五十多吨。他也在全国首次土壤污染调查报告中发现，全国约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抽样检测结果超过土壤环保标准。然而，各项占比如此之高的重金属污染，却几乎没有消息进入到公共视野中。他继续搜寻更具体的重金属污染案例，发现极少有被媒体曝光。这背后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些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是怎样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于是乎产生了全国重金属巡演的想法。
在2021年初，坚果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重金属污染的线索，并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的志愿者花费了四个月到各地实地调研。坚果参与了近半数的实地调查，绿发会及其他环保志愿者做了专业技术把控。而调查内容涉及到金属矿、煤矿涌水、金属危险废弃物的非法处置、垃圾焚烧等重金属污染的种种方面。除了实地勘察与采访村民，志愿者还检测了被污染影响的土壤、水源和种植的作物、蔬菜。
因为活动募集资金极其有限，而重金属检测中，每个生态要素需检测的重金属因子有数十项，检测成本花费不菲，所以调研团队用自己购买的检测机器对样本检测筛选，检出明显超标的重金属元素，再送去有专业资质的环境检测技术公司检测和出具报告。
老头乐乐队排练现场
重金属污染调查历时四个月，调研志愿者团队与编辑小组撰写完成八份污染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查干淖尔湖被迫接纳着来自企业的生产矿井废水，多达九次的行政处罚也没能终止携带污染源的工业废水排放；陕西商洛的沙河子镇，固废被随意堆放，工业废水将河道染黑，而这些被污染的河道所在流域却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丹江流域；广东阳春的工业废料铜泥甚至填充鱼塘、堆弃在水源地附近以及被用作烧砖原料；青海的众多乡镇持续多年的垃圾处理方式基本采取露天焚烧方式，街头的垃圾箱总在傍晚时燃烧着垃圾，渐起火光，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弥漫着街区；柴达木一些枸杞农场的土壤铅镉汞超标，种出的枸杞经过检测有多项指标未达到健康标准，但是仍大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情况总是有点复杂。”坚果说。这几年做环保时，他在不同的污染地见到一种重复的命运。由于重金属污染的隐蔽性、滞后性、积累性和不可逆性，污染即使得到了关注和治理，但往往已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渗透和侵蚀，人们依然会发生难以归因的疾病。相比直观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土壤污染从产生到发现通常时间较长，并具有累积性。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则很难恢复。
那些因重金属污染患病的农牧民们，也难以用所谓科学的语言、证据和法律手段来追溯污染排放者的责任。更何况，在基层的村落社区中，人受制于种种关系乃至地方势力的控制和威胁，个体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集体性的抗争则迅速被暴力机器完全压制。如果说污染造成了他们的健康和生计的困境，这些条件则造成了他们的绝境。
老武哥跟乐队成员在挽救一只将死的翘鼻麻鸭
调研结束后，到8月下旬，招募了两支重金属乐队前往七个省的八个污染乡村演出。在这一趟期待以乐队巡演吸引社会关注、从而推动污染地治理的环保活动中，不少志愿者被坚果吸引而来。五十多岁的老武哥，闻讯之后开车五小时从山西来到图克镇帮忙。作为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行动者，他觉得把行为艺术和环保结合别致且有效，并且凭着多年的实地经验，在调查取样和巡演执行方面也给了很大的支援。但一开始不明白图克镇的演出到底是想救鸟，还是治水、帮村民？
图克镇首站演出结束的当天，在赶赴巡演第二站的路上，我们也听到了心有不甘的声音，团队里也有不少人嘀咕，巡演到一个地方放了一枪就跑，真的能有用吗？
三、“火锅鱼” 的开启
“反正我家这边感觉是没什么用。”生于2001年的北线巡演的乐队队长陈楚感叹说。北线巡演四站跨内蒙古、陕西、青海，持续大约十五天。结束后，他回山东老家接着上网课，而小区门口的孝妇河的颜色依旧没有变得更清澈。
河水的土红色一直非常鲜明。2021年初，家在淄博的陈楚看到坚果发布的“重金属乡村巡演2021”的公告后，立即联系到坚果，他爆料小区门口的河流污染情况——河水泛红，锈味儿弥漫。然而，因为这条河并非饮用水水源，城市居民都用自来水，附近小区的居民们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反应。
淄博市博山区孝妇河一个河段 照片 拍摄于2021年4月1日
“有点像重庆的红油火锅。”坚果看到照片后突然有了想法，试想将土红色的河段打造成放大版的火锅，来吸引社会关注河流污染问题。随后，绿发会的张文斌到当地取水样检测，结果显示在淄博城区被污染的孝妇河河段里的河水含铁量严重超标。并且，这段水域已被生态环境部标记为城市黑臭水体。于是，去年3月下旬，坚果与他常年合作的策展人郑宏彬等一行人来到淄博，21岁的陈楚既激动又紧张。他们网购了50个鱼形抱枕和十多个巨型的泡沫红辣椒，把原来鱼肚里的棉絮掏空，用吹足气的安全套塞进了鱼肚子，再加上气球，50条鼓着奇异鱼泡的“鱼”和辣椒一起，漂浮在毗邻陈楚所在小区的河面上。“火锅鱼嘞”，坚果和郑宏彬穿着橡胶下水裤在河里一边搅动着“火锅鱼”，一边大声吆喝着，吸引到一些河边的市民有驻足观看。
4月初，坚果把“火锅鱼”的视频和此前志愿者的调研检测报告发上微博，加上一封当地官方的《撤稿函》的助力，迅速获得一万多条转发。但陈楚依然不见小区有人讨论此事。淄博环保部门随即表示否认河水被污染，称河水变色是因为“关闭小煤矿致地下水位回升”，“该区域矿坑水中含有大量亚铁离子，亚铁离子与空气接触氧化，故呈现深黄色”。淄博又有一些地方媒体也发文声称被曝光河段的河流呈现的红色古已有之，并非污染。与此同时，坚果兄弟也多次收到私信“谈业务”，甚至威胁要求删帖。
淄博火锅鱼 摄制：史提芬车 大朋
然而越是如此，关注此事的热心市民们越是积极的参与进来，有的网友甚至煞有其事的在大众点评网上创建了“淄博火锅鱼”的商户，并成功晋升“博山火锅热门榜第一名”(详情见《全世界最大的火锅鱼店在山东淄博开业了》)。公众参与让这场行为艺术的黑色幽默发挥到极致。
在2021年11月份，当初火锅鱼项目实施的那条“小黄河”终于变清了，@淄博环境 在微博公开回应：“目前，博山区已组织开展岳阳河矿井水治理项目，在山头街道建设溢出矿井水治理设施。”
当地网友拍下了变清后的河段
2021年初，坚果兄弟发表巡演招募和污染信息征集公告后，发到他手里的求助信提供了几十个信息源。他也在各地省市环保部门官网、人民网留言板、快手、微博等搜集到各种线索。这些污染信息涉及耕地污染、饮用水源污染、癌症村等种种问题。坚果觉得，这场巡演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重金属污染探测器。国内的重金属污染以镉、汞、砷、铅、铬、铜等重金属为主，但重金属污染的问题非常具有隐秘性，也许是信息传播上的人为障碍，使得媒体对此鲜有曝光，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像空气污染那样可见和普遍，因此，那些遭遇到重金属污染危害的群体难以受到关注。
所以，坚果有意选择曝光那些之前不被公众关注的地方，因此乐队的巡演尤其聚焦在受污染的偏远乡村。3月下旬，坚果和绿发会志愿者开始前往9省11个乡村调研。然而，历时半年的实地调研、整理报告与作词都结束了，8月巡演在即，坚果依然没找到去污染现场巡演的乐队。
按照坚果原本的计划，是想要邀请污染所在地的乐队针对本地污染状况进行创作，除了这样的音乐更加在地化和情境化，表达内容也更有传播力，还有熟悉地方等因素。想到这里，坚果觉得可以称之为“重金属音乐的夏天”了，但这一设想最终没能实现。不仅如此，据坚果陈述说，在发布乐队招募公告后，有一些乐队表示要加入这场巡演，但到巡演要开始时，一些乐队因为担心巡演过程中的风险而退出，另一些因为乐队成员受限于健康码无法顺利出行所以作罢。最多的是，觉得这并不是一场“严肃的乐队演出”。
正当坚果在招募乐队的事情上一筹莫展时，陈楚自告奋勇说自己有个乐队可以上，而且是重金属乐队。尽管半年后，自家门前那条“火锅鱼”已经成了网红河，颜色还是没变，但陈楚此时已经不再惶恐。他有时不免丧气的说“音乐救不了社会，但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
老头乐乐队针对青海垃圾焚烧的演出 作词：Binghuang
北段巡演进程迅速，从抵达、选址、演出到离开，临时而松散的团队在每个巡演地点只有两三天时间。坚果和宏彬有一样的焦虑，这是他们迄今做过最大规模的艺术项目。而这个由艺术家和环保NGO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不够专业和资深，能力有限，每站巡演都担心可能遇到阻力。我们也很快地了解到，之所以如此，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活动的经费问题。这场大规模的艺术行动募集来的资金有限，而且还欠着检测机构数万的检测费用，所以行动受限于时间和资金成本。这也是当前国内NGO活动的普遍困境。
而实际上北线三省四地的巡演比较顺利。有时遇到村干部询问我们来意，坚果总答，“我们是搞音乐的，拍抖音视频呢。”听到这，就有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和过路村民一起看完了演出。
老头乐乐队针对青海枸杞污染的演出
但种种不足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没有找到愿意参与的当地人。坚果原本想要邀请当地村民一起演出，用敲破打锅盆的方式加入表演，但村民普遍不敢参与。坚果又想要问村民借来受污染影响的几头羊，挂上“重金属污染”牌子充当观众，就像先前小壕兔演出计划的那样，但仍然被拒绝了。而在图克镇，遇到的几群羊见人便溜走了。
四、“小壕兔”延展的重金属巡演
查干淖尔湖所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图克镇，距离陕西榆林小壕兔村只有三四十公里。坚果在图克镇回忆起几年前在小壕兔做的环保项目。与查干淖尔湖各村村民的冷静和退却相比，小壕兔的村民们在了解到坚果兄弟的来意之后，虽然迟疑做艺术能不能行，但也给了很多支持。
2018年6月，坚果兄弟等人购买了一万瓶农夫山泉，并向村民置换生活用水。在众多小壕兔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把浑浊的日常饮用水连夜灌入一万瓶农夫山泉的空瓶。这上万瓶污水原本是想要邀请1万个网友为小壕兔村民“带盐”。这一万瓶水，历经波折，最终成功走进公共视野里。其中9000瓶重金属饮用水在北京798艺术区展出，另外一千瓶则运往西安发生器艺术空间展出。
小壕兔水污染事件登上微博热搜，随后作为外来者的坚果兄弟、郑宏彬和赵理在小壕兔当地持续深耕，与村民们联合行动，接连举行“小壕兔重金属音乐专场”、“小壕兔民间环保英雄评选”、“为当地环保英雄写歌”等活动。在众多媒体接力下，困扰小壕兔多年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最终被官方重视。在当年七月份生态环境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明确表态督促地方严格依法处理有关问题，并“继续关注小壕兔乡污染事件”。
小壕兔重金属音乐专场 佚尘乐队
因此，2018年针对小壕兔重金属污染的艺术行动，虽然遇到了不少困境，但也收到了较好的反响。小壕兔污染曝光后几个月，村里给村民安装了净水器、打深水井通自来水，村民用水问题和畜牧养殖的用水都基本得到解决。而先前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也被政府要求限期停业整改。这场与村民紧密联结的行为艺术，最终推动了地方污染治理与环境改变，向社会呈现了一种在国内前所未有的的环保思路，似乎也为村民应对污染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案例。
虽然2021年重金属乡村巡演计划是小壕兔的延展，但前四站的巡演仓促，是否真的可以切实推动这些地方的污染治理，北方巡演结束后，巡演团队成员里保留着不同程度的悬念和疑问。但是同时，我们也从宏彬那里听说了阳春当地村民对这一事件的热情，因此把最大期待放在了乐队巡演的第五站——广东阳春，期待更深度的参与和碰撞。
五、农民如土，土壤污染和中风
9月上旬，郑宏彬、冰煌、导演史提芬车和我们两三个志愿者提前到达阳春市合岗村，进行前期和村民的沟通及准备工作。这是2021重金属计划南方巡演的起点，也是我们整个巡演中最期望的一站。
我们计划在以合岗村为中心的区域再做一次走访调查，与当地村民深入沟通交流一下，拍摄尽可能有充分的证据性信息，以方便后期的制作和网络传播。到了阳春之后，我们受到村民的欢迎，这跟前四站的情况完全不同。合岗村的老谭夫妇、杨少午和阿辉开着两辆车来迎接我们，他们已经有五六年的维权经历，也是我们走访的村庄中维权最久的人。晚饭间，他们向我们如数家珍一般介绍发现污染与维权的经历，饭后还开车载我们去海边游玩。自从4月绿发会的萍曦来村里调研重金属污染后，他们便盼望着后续环保行动的开展和介入以引发社会关注。
阳春城西的15个毒铜泥填埋点，污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次日，我们分乘两辆车去寻找铜泥污染地和适合的演出场地。老谭基于先前的维权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充分准备。他携带着阳春硫铁矿矿区范围图，我们按图索骥，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到达硫铁矿湖。先前因为矿石开采挖掘形成的200米深坑已经被填平，并在那上面铺设了一大片光伏电站。太阳能板掩盖着的土壤中闪烁着白色橘色的晶体，有人觉得那形状颜色有点“像面包上的肉松”，当地人叫“白砂糖”，水样的pH试纸检测结果显示呈强酸性。访谈中村民透露给我们说，原来在太阳能电站附近活动的水牛死了之后，解剖开尸体发现牛肠牛肚全都被腐蚀。
阳春市西北城郊的合岗村一带风光秀美。9月的村子看不出什么异常。正值晚稻生长期，田野里，绿油油的稻子被风吹连成片。去往矿坑的路上，60岁的老谭热情分享着他自小在村庄习得的知识，比如，池塘里不同的鱼类如何辨别，哪种药草可以敷治虫蚁的叮咬。村子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模样，村民种水稻、花生，在稻田间的鱼塘里养鱼。“我们这里的云很好看的，每天都这个样子。” 老谭的老婆阿静笑着说。
虽然铜泥已经潜伏在村子里达十年之久。村民们却也无法完全说清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作物、牲畜乃至人的身体都不断出现奇怪的病症，有些不少村民中风，甚至不幸去世。
在阳春某矿湖 2021年9月
村民蔡孟良在广州增城的物流公司打临时工，他特意请假回村里参加这次环保活动。2017年，蔡孟良母亲肠道溃疡，入院做手术；2018年，蔡孟良家种的大米在密封20天后泛出荧绿色；2020年，蔡孟良被医院诊断为主动脉硬化；2021年7月1日，蔡孟良的母亲因脑梗死住院。蔡孟良的故事也被坚果和志愿者写进歌曲《阳春》里，歌曲涉及到毒铜泥、荧绿色大米，和难以归因的中风…
在蔡孟良记忆中，2012年，离家一公里远的地方堆起了铜泥。“几十天里，我都闻到一股浓郁的臭味，头晕脑胀、心腔作闷，感觉是个人都受不了。”他说，恶臭还出现在尖岗岭的沙场、合岗砖厂的坑塘，沙河村集体鱼塘等地。
在2012年之后的几年，合岗村砖厂附近的村民发现，砖厂烟囱排出的烟也有怪味，烟囱在夜里排出的烟不往上升，反而贴地弥散开来。盖新房因为花费高昂，许多村民就近在砖厂买砖。于是村里不少房屋裸露着的外墙上，墙面经过雨水常年冲刷留下明显的锈迹。几位村民回忆，之前一次雨后，砖厂附近鱼塘里的鱼全死了，切开的鱼肉也泛着荧光绿色。村民杨少午敲开一户人家盖房剩下的砖，砖内有蓝色颗粒在光照下闪着光。
阳春一处矿湖旁所立的两块牌子
从村民那里了解到，2012年至2014年，唐永定在当地开设废矿渣加工厂，购买铜泥炼铜，加工产生的废料露天堆放，甚至转运到坑塘和鱼塘进行填埋。唐永定因为他的违法行为被告上法庭，法官判定唐永定因犯环境污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唐永定的刑期早已经结束，而铜泥留下的污染依然影响着这片土地，人与动物、庄稼，一起承受着被污染的命运。
我们在合岗村走访村民时发现，多位中风患者走路蹒跚，有些已丧失劳动能力，还有些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重金属污染的危害时间久，甚至一些人在很多年后才会犯病，对人有严重持久的危害。”萍曦在2021年4月的调研报告中说，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在当地变得常见。她收集的病历显示，合岗村十多人陆续中风，重者瘫痪甚至死亡，轻度患者需每日服药。而村里无端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以心脑血管病为主，并且有年轻化趋势。在周围的人都在被怪病侵害的环境中，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村民也会对未来感到担忧，不知那些病魔和厄运何时降临。
村民们各有应对之道。有人不认为村里有污染，有人默默忍受，也有极少人不断地勇敢发出声音，如老谭每天把村子里的污染视频发到各微信群、微博或短视频平台。他曾向上反映，希望村里清除残余毒铜泥并开展土壤治理，却总是石沉大海。就在不久前，他原有三千多粉丝的短视频账号也被视频平台强制注销。背后意识形态的压力可见一斑。
“所谓的土壤修复其实就是用淤泥覆盖”村民说
然而，大多数村民都照常耕种和取水饮用。虽然老谭总会跟身边的人强调：“不要吃这里种出来的米，喝水就去打山泉水。” 萍曦问过几位村民，既然感觉土壤有害，为什么还要继续种稻米吃。“谁知道外面买的米又有什么问题？”有人反问，也有人会说：“土虽然有毒，但能长出东西，长出来的东西应该没有毒了。”
村里，萍曦遇到一位种花生的老妇，萍曦取了花生的样品做检测，结果铅超标。老妇的儿子去年因脑梗去世，尽管可能每年地里花生收获寥寥，但她依然独自继续耕种。“看着种下去的东西有了收成，这可能是农民对土地的一种依赖。”萍曦说。“这些农民耕种了一辈子，如果农民不再耕种，那农民是谁呢？”
污染让本来已在工业化进程中牺牲的农民，陷入到近乎于绝境的循环中。他们世代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劳作和生活，依赖着养育自己的土地。重金属污染带来的疾病让一些村民失去劳动力，更难以离开。但继续在充斥着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上生活，那么生命似乎没有其他更有希望的可能。
巡演-湖南桑梓镇 土壤改良乐队
老谭十多岁就离家打工，已经离开村子定居到阳春市区多年，但母亲、大哥和小弟仍在村里，他放心不下。在巡演团队走访阳春时，老谭始终热心。但演出在即，他还是不清楚自己等了好几个月的环保活动到底要做什么。郑宏彬给他具体讲过几次，他过耳就忘。老谭虽然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但他也对这样巡演活动的效果存疑。“我不认识坚果兄弟，加过微信，我又把他删了，”他带着自嘲地说，“你以为他真的帮得了我们吗？”
可是在同一片天空下，谁真的能帮得了他们呢？
早在2016年，广东省“十三五”规划公布了“阳春市硫铁矿尾矿库治理工程”和“阳春市石菉铜矿尾矿库综合利用工程”，以治理重金属污染。2021年8月，阳春市硫铁矿区及周边农田治理项目（一期）完成招标。针对合岗村重金属污染问题，当地主管部门回应说，“会展开调查”。但是这会不会像老谭曾经反映的结果一样，杳无回音。
六、面对失语者，唯将艺术视作媒体
蔡孟良在演出头天晚上从广州坐火车回阳春，在第二天凌晨回到合岗村老家，他是被老谭电话叫回来的，尽管他们都不清楚回村后具体要做些什么。
“老谭是有能力的人”，蔡孟良敬佩老谭这些年为村里做的贡献，比如他坚持不懈地发微博曝光阳春铜泥污染，尽管少有人问津，转发量也少得可怜。我们向蔡孟良询问他和母亲的病以及绿色大米的情况时，他搓揉左臂，“这个怎么说呢”，十分为难地苦笑，“这些事我说不清楚。”
在蔡孟良回阳春的这个晚上，坚果和南线巡演的乐队也抵达了阳春。这支临时乐队演出前最后集体排练。再早十多天，重D音乐队主唱A鬼、西三歌队主唱蔡所来广州，为南线巡演的歌词谱曲。正式谱曲前，郑宏彬让他们先读完了巡演八地的调研资料。再看到“赤裸裸的歌词”，蔡所震撼，“词是真实的，文字是带有情感的，不能套用以前的曲子，不能用自身的情感去代替它。我们谱曲时想捕捉这种真实和情感，用音乐将它放大。”
巡演团队走访村民
“这是他们原本的声音。”42岁的蔡所说，A鬼也觉得巡演歌者只是村民的扩音器。第一次排练结束时，他们都用了些时间平复，因为陷入了歌里所唱现实的愤怒、忧伤和无力。我们在排练室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也很难不感到震撼动容。我们都期待着蔡孟良和村民们能亲自听到这两首为他们创作的歌：《阳春》、《铜泥兽》。
来演出之前，蔡所正在昆明画油画。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蔡所接油画行活来生活，音乐则是他的精神支撑点。蔡所曾经多次展开驻地创作，像田野调查那样深入到一个社区和当地人聊天，并邀请对方说出想说的，加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结束后再表演给当地人。“得进入现场才行，跟社会碰撞起来，这样才真实，才是当代艺术，但国内很少。坚果所做的恰恰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跟自身生存环境有特别联系的艺术。”他说，一些被淹没的声音需要被听到。
在巡演期间，依然有小壕兔的村民的求助，从土地纠纷到卡车排尾气被罚，坚果有时会被喊“领导”。村民把他当作神秘又有能力的外来者形象，这让坚果心情有点复杂，他觉得自己一直还被架着戴高帽。但他的湖北农村老家也发生过工业水污染，他能明白村民的这种依赖，“寻求民间解决就是其他途径解决不了，农民又不像城市打工者有工会或NGO。”坚果说，“农民是最失语的一群人”。问坚果说，你觉得那些村民对你的过于依赖是不是缺乏一种主动性。坚果说，这种主动性的培养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不是一两天的事，别说他们了，我们平也会很有惰性。在强人政治的历史性语境下，尤其是无力的时候，现在还有很多人期待救世主吧。
坚果兄弟在诺木洪枸杞农场
2011年，坚果不顾家人反对，从深圳的4A广告公司辞职去做艺术，是因为觉得生活太无聊。对广告营销内容的遣词造句腻烦，而行为艺术又没什么门槛。他想用身体来探索和创作。起初，他的系列行为艺术像停留在自我层面的狂欢：有时是过于无聊，如无意义公司、30天就倒闭书店；有时是呐喊和情绪宣泄，如2015年“北京霾砖”，他在北京街头推着240斤重的工业吸尘器吸了一百天霾，将其制成一块砖。
直到2018年的小壕兔。“我觉得小壕兔可以算我做行为艺术的一个节点。”坚果说，当小壕兔系列行为艺术推动当地水污染问题的解决后，他切身意识到并接受早前被他无视的一点——公众的关注就是当下的传播赋权，在这之后，他的行为艺术聚焦到民众的具体事情上，或者，在艺术场景中设置机会开放给尽可能多的公众直接参与进来，因此，他愿意把做公共艺术过程中的困难和尴尬，也一并呈现到公众眼前。2019年，深圳最大城中村白石洲拆除在即，四千多个孩子面临上学问题，他从白石洲租户那收集了四百个写着主人的名字的娃娃，发起两场行为艺术。陈楚等志愿者最早便是因为“白石洲娃娃”而关注到他，后来他策划租用“万人朋友圈”连续三天声援“白石洲娃娃”的计划，最终吸引大量公众参与进来。
“小壕兔、淄博火锅鱼，已经是这两年很罕见的环保界同行都在关注的事件。”作为环保从业者，王茜觉得坚果很不一样。在当下的信息容量中，地方污染似乎只有出奇制胜才能得到一瞬关注，而重大环境污染也难以得到公众主动的持续关注，但不受到关注就难以形成社会监督并推动问题解决。“污染事件有一定的信息专业门槛，受害者表述又是沉重的诉苦或严肃的陈述。受众层面来说并不舒适，而喜剧和黑色幽默非常容易获得大家的主动吸收。”她说。
图克镇演出结束 王茜跟巡演团队搬运器材
王茜对坚果的看法经历过一个转变。王茜在上大学写生态学学年论文找老师讨论一场环保行为艺术，她那时认为坚果兄弟的北京“雾霾砖”项目是哗众取宠，对治理雾霾没有实际意义。老师和她说，你不要看他的行为是什么，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2021年8月下旬，巡演团队在图克镇的演出结束后，她留在了当地，给当地林业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检察机关递交污染材料，等约好的媒体来采访，几家媒体报道了图克镇候鸟大量死亡、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她救回了首站的唯一观众——那只奄奄一息的翘鼻麻鸭。然而，两三天之后，王茜收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回复说，她救回并转交给林业部门的翘鼻麻鸭以及另外两只黑翅长脚鹬已经死亡。“当我真正做环保才知道，污染问题好像不是只靠科学调研和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24岁的王茜说。
按照巡演团队的期待和计划，一场与当地连接最紧密的演出即将举行。在9月的燥热下午，乐队将在残余铜泥边与村民汇合，乐队演奏，村民用锅碗瓢盆敲出节奏，合奏一曲《阳春》。
七、被阻成为一场床上重金属演出
演出最终没能如愿进行。
此前几天，老谭和杨少午不断接到电话，被不同部门负责人约谈。自计划演出的当天开始，老谭突然没了消息，也不再出现。乐队前一天晚上在琴行排练时，第一首歌《阳春》唱到大半被调音师突然打断，“你们这个歌词太不健康了。”
离原定演出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阳春市河西街道书记以及阳春市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先后到达乐队歇脚的酒店，向乐队解释当地最新防疫情况。郑宏彬也讲述两次调研的合岗村铜泥污染与村民生病的情况，解释演出的环保公益性质。十多人和几台摄像器材挤在一间标间双床房，双方沟通很长时间，在对合岗村等地的铜泥污染追查上达成了一致。但“能否去矿湖演出”，所有人都没得到答案。然而，答案似乎又是很明显。在宾馆的楼下已经停好了阳春防疫中心、阳春某医院和警察局的车辆。“总有一款适合我们”，坚果后来调侃说。那些车里下来的人有些穿着警服，他们在大厅里坐着，似乎等候着下一步的指令。
城西街道书记与宣传部门的人先后来到酒店
一直靠在墙边沉默不语的坚果被迫作出临时决定，“要不就在这里演吧。”这时，离原定演出时间还有半小时，我们显然无法去到村里了。
演出场地就此换成酒店标间，乐队把床当舞台，“大地起悲歌，大风吹啊吹。大鱼变怪鱼，大房流眼泪，大米变绿色……”乐声粗粝而悲怆，患病村民的名字一一列在歌中，蔡所重复着喊“中风”，郑宏彬跟着呐喊“中风”，常乐也临时替补了缺席的鼓手，临时拿起空塑料瓶和木衣架敲着木柜打击节奏，“大风吹啊吹，吹到天荒地老，驾鹤西归……”
这是给村民写的歌，而歌里的村民们最终没有听到。那时在通往绿色的铁矿湖的路口，十来个村民还站在烈日下，等待着乐队的到来。阳春“床上重金属”演出结束后，街道书记亲自开车跟着我们包的车，把我们从阳春的宾馆“送”到六十公里外阳江高铁站，并亲自目送我们进站方才返回。
阳春巡演团队抵达抵达高铁站 拍摄：坚果兄弟
巡演抵达一个个乡村污染现场，坚果没有太多情绪，只绷着弦，希望活动顺利进行。“苦难不断重复的时候，人就麻木了，会理解当地人的忍受其实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从筹备到如今巡演过半，坚果只觉得心力交瘁。“项目远比我想的复杂得多，因为涉及很多层面，而且工作量太大了，我老在愁钱，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他说。
当吸引流量成为诸多行业的黄金法则，坚果和郑宏彬也在极力争取公众关注，“把分散的公众监督的权利聚焦到一个具体的点上。”郑宏彬与坚果合作了小壕兔、白石洲、火锅鱼和这次巡演。每次做项目，他们先把事件吃透，再找到公众可以感知、易于传播的点，如火锅红油和水污染，如农夫山泉与水污染，“最初的传播点往往不是问题核心，但可以在此基础上延伸到问题的核心。”郑宏彬说，这种创造性传播所吸引的关注，最终会导向推动具体事情的解决。
9月5日，坚果在社交平台上将鄂尔多斯市图克镇的重金属巡演视频及调研文章发出，转发五千多次，阅读近百万次。在网络上，原本只面朝当地污染企业的图克镇演出有了第二次生命，被更多人看到。污染事件引起网络关注后，还需要媒体、环保组织和当地环保部门共同推进。坚果也承认目前调查存在局限性。有些人在微博和微信讨论群内也在抨击说坚果的标题为博流量以偏概全，甚至有些直接举报导致被删帖。也有人说，我们整天说着各种自信，但是仍在害怕问题的曝光。如果坚果的曝光查无实据，那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
土壤改良乐队被迫在床上演出
然而，对于坚果兄弟、郑宏彬、巡演参与者及理解这件事的人来说，这场活动更像是抛出了各地的污染问题，让更多人看到被遮蔽的污染，媒体进入现场调查或联结公众参与，让后续调查得更专业、更深入。坚果发出曝光视频之后，在鄂尔多斯环保局表示已关注到相关情况并派出监测执法人员前往当地调查。
出发前往阳春的前一天，郑宏彬感到焦虑。当时北线巡演刚刚结束，巡演乐队有时似乎把这场环保行动当常规的乐队巡演来考量，后来观念才渐渐转变。但郑宏彬持开放心态，觉得行动者与观望者的界限没那么绝对，正如原为求助者、后来就带着乐队直接参与进来的陈楚。“多数艺术工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层面，国内几乎没有案例。那么一个艺术家无限接近社会行动者这个身份时，能走多远，能走到什么位置？”
“我还是希望能做出改变，希望情况能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坚果还在构思后期传播文案，如何触动公众可能早已麻木的神经而又不至对他人的苦难轻浮，“整个巡演的理想结果是聚焦和推动具体污染问题的解决，再引起人们对一个更大、更有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最近几年，坚果所做的行为艺术与社会产生更直接的连接，和各个群体发生具体的关联，他走入了真实的他人生活，并与之碰撞。尽管在投身艺术的第十年，他觉得自己的悲观和无意义感依然没有改变，“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是很沉默。”“生活就像一潭死水，”40岁的他声音平静，“但是我想用肉身搅动它。”
床上演出结束，我们去酒店对面的一个小店，每人叫了一碗鸭饭，吃完天色已黑，包车前往阳江高铁站，车后不远有阳春河西街道书记开车跟送着。如坚果兄弟此前期待的，人们就地取材敲着破瓶和凳子，晃着手机电筒，在狭窄小面包车里再次齐声唱起了《阳春》。
后记：“爱具体的人”
2018年，坚果兄弟与郑宏彬、赵理等在小壕兔这一个地方反复深耕，针对小壕兔的重金属污染发起“带盐”计划。这个艺术计划自5月持续到9月，衍生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小壕兔污染治理的公共艺术项目，包括“重金属农夫山泉超市”、“重金属农夫山泉流动展览馆”、“小壕兔重金属音乐专场”、“小壕兔环保英雄评选（民间）”、“为母杜柴登煤矿董事长集资飞上海学垃圾分类”的活动。这些艺术项目通过媒体的报道吸引到了广泛的公共关注。扎根于一地反复深耕，这种艺术开展模式的成效也通过后来所发生的积极改变得到了验证。
与2018年的小壕兔“带盐”计划的系列活动相比，如果想要推动有效的改变发生，那么每一个重金属污染的现场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壕兔的艺术现场。因此，2021年上半年起持续至今的“重金属巡演8+3”项目，对每一个重金属污染现场来说，都仅仅是一个漫长的路程的开始。
坚果兄弟、郑宏彬等艺术家们冒利益既得者之不韪，躬身涉入到每一个当地村民也无法跳脱的泥潭之中。对于每一个小壕兔、查干淖尔和合岗村的村民们来说，他们是真正愿意帮忙解决问题的人。
记得2021年9月6日，在阳春市的某旅馆房间的演出现场，乐队贝斯手“自在”和阳春市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一个问题上争论很久——该官员认为乐队的歌曲不“正能量”，太灰暗。自在的话仍然令人记忆犹新，这对你来说不是“正能量”，因为你不是受重金属污染毒害的村民，对于村民来说，这首歌帮他们说出来了他们遭遇到的苦难，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正能量”的。
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演出，艺术家和宣传部门官员之间的激烈的争辩，在看过了疫情以来那么多人民的苦难遭遇之后，让我们在一瞬间忽然感觉到，在很多语境里的“人民”已经成为如此抽象的概念，以至于作为其中一员的老谭们、蔡孟良们，这些生活在具体困境中的人，他们的生命困境和表达也一同被抽象、化约、湮没在“电子洪流”中；以至于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员的老谭、蔡孟良、坚果兄弟、郑宏彬，其声音的表达也会被反复消声，被判定为不够“正能量”以了事，却将个体的生命困境置之不顾。发生在酒店房间的这一幕，或许是当代中国生命政治的典型特写。
不仅仅如此，在随后不久，在当地村民的微信群里，包括坚果兄弟在内的我们这些涉入到本地污染曝光的人，就被当地带着阴谋主义眼光的基层管理者称为“歪曲捏造事实”、“境外反动势力”、“反动媒体”，“伪造民间记者和环保人士身份”。不知道这样的污染曝光到底触及到哪些当地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这些基层管理者的言语充斥着这样的敌意。
陕西小壕兔、内蒙古鄂尔多斯图克镇、陕西商洛沙河子镇、阳春市合岗村……这一连串地名与受到污染伤害的真切的个体生命有关，这些正在发生的生命困境，不需要太多空洞的政治词汇，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名义，需要的是公共视野的照护和关注，和污染问题的解决。
但我们也能解读到，当时的宣传部官员为何把坚果兄弟等一众艺术家的表演标签化和脸谱化处理。因为重金属音乐的表演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和公共议程中，这场表演就能够释放出一些改变的潜能。而这些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民众已经习惯的普遍的惯例和权力及利益结构相违背。因此，我们的这场表演，自然而然地被这种惯性的话语贴上“灰暗”，“不正能量”的标签。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这些艺术家们，往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但他们仍然知道这个体制如何对待遭遇苦难的生命是衡量社会进程的标准之一。因此，“正能量”不应该是官员们拿来掩盖社会矛盾乃至于个体生命苦难的口号，而应该是愿意切实地改变个体困境的人民服务者的初心。
“要爱具体的人”，罗翔律师引用陀氏的话说。尽管具体的人不像抽象的人那么“正能量”，但具体才是真实。聚焦于具体，才能切实解决问题。
互联网的记忆是如此之快。在“元宇宙”的意义上，我们的网络身份越来越多的替代或者建构了我们的主要身份，以至于我们的世界里充满了迅速迭代的信息，以至于习惯了遗忘。我们的关注也很容易被诱导、被取代，难以让人对网络世界的某一个时间长久留意。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我们多数人，或许只是比重金属污染村落的村民们幸运一点而已，我们仍然和他们生活在同样的结构性困境中。
社会的多数人背负着生活的负担，难有余力对孑然一身之外的窗外世事牵心挂肚，在信息迭代中遗忘着世界发生着什么。而在不同的条件下处于不同困境里的人，在平行时空里被遗忘着。这样的人，重金属污染的遭遇者只是其中一种，或许，多数人都是，困境的表象不同罢了。或许，人们所处在类似的结构性困境，也让人们能够共情于别处受困的人，并且能够认知对方的具体的生活处境；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绝境可以让亿万国人共情、愤怒与呼吁的原因。
目前国内的公共舆论空间仍然非常脆弱，导致通过重金属事件的社会传播进而凝聚社会公众意见和推动治理的过程困难重重。微博曾经是重要的舆论平台。然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常江教授评论说，“微博已经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既不能为用户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也不再致力于维护一个对公民有代表性的舆论生态”。
我们看到在村民微信群里以及微博评论中有不少人试图给坚果兄弟贴上所谓“外部势力”的标签，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污染问题一样。然而，电视、报刊等传统大众媒体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性（不）曝光几乎完全无助于解决像合岗村村民这样的重金属污染遭遇者的困境。这种情况下，除了微博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之外，国内仍然未出现替代性的公共舆论平台。
社交媒体、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信息迭代，泥沙俱下地席卷着人们的记忆。然而，庆幸的是，也让前所未有的让公众广泛地关注到，社会结构的局部时空里造成的生命困境及灾难。坚果兄弟、郑宏彬这样的艺术家和公益行动者，他们对重金属污染这一类事件的深度涉入，得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遭遇者的生命情境。
如果说在纸媒时代，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的阅读和想象凝结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重金属声音的流动和污染曝光视频传播，让更多的人共情与认知那些在“无数的远方”的遭遇者，从而在流动的空间里凝结成为一个“共情的共同体”。同样也是基于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困境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不为空间所限制，更加在意个体的或者某一群体所共有的不公遭遇，更加在意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民的困境，更加在意“我们”与“他们”的命运的“纠缠”，或者说，“关怀”。也唯有这样的“纠缠”，而非犬儒式的次次后退，才能解决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困境。
这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每每钦佩于坚果兄弟们勇于“纠缠”。我们也相信，除了 “诗和远方”式的虚构和逃离、以及“躺平”这两种生命状态之外，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一种对自我和他人的“关照”乃至“纠缠”，使得自己活得更加真切，也让社会和自然的更多空间充满自由，而不被资本和结构性暴力随意侵害，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健康，而不被污染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