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展览与社会生活——新文化史转向下的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美术展览研究背景

1929年第一届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址——上海市新普育堂，现为上海公益新天地内民政博物馆（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1bdf480102z105.html）

明末清初时期，美术展览传入中国。民国时期美术展览逐渐兴盛并成为美术传播的主流形式[1]。与中国传统中盛行的文人雅集不同，美术展览这一欣赏和交流更具开放性。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中伴随着西方文化传入及各类随新式人才聚集所产生的文化冲击，美术展览这一新的艺术欣赏方式打破了原有美术交流和传播的私密、自娱、内向，改变了以往仅限于精英阶层才具有美术欣赏资格的历史，使大众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品[2]，其在中国美术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近代上海由于开放通商口岸、划定租界等，产生特殊的城市格局，传统精英文化缺位，政局纷乱，人口和文化异质性和包容性促进文化多元化，也为新式文化的落地和发展提供条件。清末时期留洋归国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于此汇集，在上海开始其新式文化推广和以此谋生的事业[3]。西画的传入，美术社团活跃，出版业、报业等的兴盛和新式学堂教育都促进了上海地区美术事业的兴盛[4]，也使美术传播方式不断进步，为美术展览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与同时期南京、重庆等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地区举办美术展览次数最多，种类发展日益完善，包括了收藏展、成绩展、个人展、社团展[4]等类型且逐渐规模化和成熟，因此近代上海是美术展览发展的中心地区。

顺昌路560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汪亚尘、刘海粟创办，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曾名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等（图片来源：《老上海百业指南》）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画作展览（图片来源：http://www.soupu.com/news/675088）

上海大新公司旧照（现为第一百货公司），其四楼曾设画厅以供美术展览和美术作品售卖之用，是近代上海百货公司艺术产业经营的代表（图片来源：http://sh.sina.com.cn/news/s/2012-06-12/0814220575.html）

陈抱一（左二）等五人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联合画展留影（图片来源：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6-05-04/doc-ifxrtzte9954077.shtml）

受美术发展的自律性影响，美术传播的发展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同时处在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复杂交错的社会条件下它又能够对各种权力和政治话语纷争、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大众舆论和社会生活等予以反应。在个人和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私有体验逐渐向公共艺术事件转变的过程中，美术展览对举办场所的选择便是其城市空间杂糅的社会文化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与现实条件交错体现下的艺术实践。由于展览传播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较强，通过对其举办地点的时空变迁分析不仅能够体现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美术展览呈现怎样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关产业及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还能更好地审视美术展览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城市空间在城市文化传播和大众生活中承担的作用。

1  近代上海美术展览的研究概要

迄今为止，关于清末民国时期美术展览的研究并不多，全面研究此时期上海地区美术展览发展的研究成果数量与其历史地位无法相称。随着艺术学界对中国美术近代化进程的关注，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上海地区美术展览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已有对美术展览的研究主要聚集在美术理论尤其是艺术史领域，研究更集中于中国近代美术运动背景下，美术展览这一文化形式在中国近代史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美术近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探讨。

这些研究仰赖的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出版业和报业留存的大量历史材料，如档案记录、报纸和各类大众传媒材料等，仍有大量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待发掘，可作为城市历史生活图景描绘的重要依据。

上海画报刊登的天马会第八届美术展览信息（图片来源：

http://book.kongfz.com/169980/532763591/）

然而受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学科视角局限的影响，已有研究缺乏对城市环境条件的解析，对美术展览的发展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联重视不够。理解近代上海的特殊历史背景，解读美术展览这一文化现象在新旧文化交融中逐渐在国内成型的过程需要各学科的协作和支持。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近代上海美术展览的研究没有充分挖掘其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所能反映的城市实景，仅以美术运动的近代化意义考量其历史地位及发展成因，与城市空间脱节，在近代上海史中无法与其他研究较好地联系与整合。

此外，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都存在着资料整合十分耗费人力物力，工作量大等困难，材料获取全面性和完整性保障是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已有研究中的材料的展示和分析多以文字材料等的总结为主，对材料的运用仍不够充分和完善，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介入，做到更加准确、全面地剖析近代上海美术展览的发展过程。

2  上海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近代上海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迄今为止对上海已有研究几乎涵盖了城市规划与公共管理，公共空间发展研究，城市经济、金融和商业发展，公共娱乐活动等方面，几乎涉及其城市、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且各有侧重。这些视角宏大的研究自上而下论述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中如何从一个小县城转而跃为极富魅力的摩登都市的同时，也就不免对社会细节有所忽略。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新文化史的概念逐渐兴起，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使得学者们开始从文化角度解读政治运动和城市建制与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受此影响，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也出现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图景还原和探讨，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城市日常生活[5]。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三界四方对上海市的社会建制各有不同做法却也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这样看似割裂实则有着一致性的文化融合于城市空间中又映射至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象[6]。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及其团队多年来致力于上海近代史研究，将地籍、档案记录、历史影响与历史地图等材料结合，通过对人口、犯罪与死亡、地产业发展、小说文化等社会生活的研究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化、人口发展和产业变迁深入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其研究成果也系统性整理和展示在“虚拟上海”（virtualshanghai）网站上，在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7]。

“虚拟上海”网站（图片来源：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网站截图）

董玥在《走出区域研究》中曾指出文化史转向下的中国史研究联系了语言学转向并受人类学影响，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也是其特点之一。这种转向使更多研究细致地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里去研究社会生活真正如何进行。文化史的视角改变了以往近代上海史研究中的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主导地位，也将为城市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叶文心（Wen－hsinYeh）的研究在新城市史方面具有中心地位[8]。“事实上，上海的近代史既不能总结为西欧模式的现代化经验，也不能单纯地看作革命史”[9]。这种观点有别于一贯的革命史范式[10]和现代化范式[10]的视角，明确了在近代上海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社会空间，从底层人物至精英、士绅等各色阶层活跃其间，共同构成上海的近代城市史。叶文心的研究《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中，通过时钟作为准绳所引起的生活模式改变，并且融入到传统社会院落空间的过程，从社会生活入手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中的传统和现代共存而并非割裂和对立[5,11]。由此也可以看出社会史方面已经开始出现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关注。

此外，近年来国内的上海近代史研究中也试图细致地对焦又将各部分合理妥当地放置到其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分析。这些社会生活研究将视角落到各行业的小人物的生活记录，还原电影、戏剧、画报、印刷出版等社会大众生活各方面，是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现实解读[9]。这些研究为城市史提供了方向借鉴，透过社会生活图景关注城市空间，也是自下而上地审视城市空间在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3  从新文化史视角重新关注美术展览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引入、演变、发展和成型过程，美术展览在人们的生活轨迹中反映着人们如何遵守规则，使用城市并创造实体公共艺术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12]。这些规则不仅包括来自美术展览这一文化形式内在的需求，还包括租界建设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社会规训，以及传统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民间契约的约束。

随着商业性和公共性特征发展成熟，承担着文化意义的美术展览不仅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将能够作为城市艺术产业的一部分来探讨。美术展览与大众之间逐渐建立由弱及强的联系，并创造普通人接触艺术品传播的机会。由此，美术展览与大众生活的接触不断增多，艺术传播、艺术品传播在艺术家、大众生活中流动和扩散。艺术品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作为新的艺术观念传播载体对社会风气、文化发展演变起到推动作用，作为商品对经济、市场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人口异质性、文化异质性以及各种社会规则和制度互相融合的社会背景下，美术展览创造的流动与扩散过程促使其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通过对“联系”的探究可以定位美术展览在艺术进步及社会现代化中的意义及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

由于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专业的美术展览场所出现。美术展览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但随着城市发展，不同区域内人口结构、密度，空间格局和各类业态的分布、重心都有变化，相对流动和条件选择始终存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均衡，其背后是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博弈与对比。对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美术展览的研究将完善已有的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图景还原，并可能激发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朱亮亮.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特性研究(1911-1949)[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2].郭梅.民国时期全国美术展览会的生成与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3].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秦瑞丽.20世纪30年代上海西洋画展览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5.

[5].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9,(1):126-140.

[6].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J].学术月刊,2002(05):56-62+70.

[7].Henriot, C.Virtualshanghai[EB/OL].[2020-04-20].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

[8].董玥.导言[M]//董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30.

[9].沈洁.城市、日常与文化政治——近十年间上海史研究前沿焦点述评[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1):10-19+25.

[10].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新革命范式导论[J].近代史研究,2010(10):14-21.

[11].叶文心.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M]//董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65-290.

[12].叶中强.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4):20-27.

*封面出处：http://api.soupu.com/page/news/details/675088

撰稿 / 郭晓敏

编辑 / 郭晓敏

校对 / 何捷 王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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