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还是在讲“人治大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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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网络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开播后，掀起了全民观影热潮。这部已经成为2017年现象级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收获这么多的关注呢？
反腐，当然是这部剧走红的最大原因。反腐，既是该剧的标签，也是该剧走红的背景，还是该剧创作的素材库。这可能是该剧和之前的反腐剧最大的不同。
《人民的名义》写写停停6年，创作期间，周梅森就经常上中纪委网站，一旦曝出新的贪官，第一时间就列入文件夹里。对观众来说，新闻报道中的反腐案情介绍，显然难以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而新闻消失的地方，正是文学、戏剧大展拳脚之处。
有人看到了一张官场关系网：师生、父子、同学、夫妻……还有人看到了不同场景的装修风格、家具陈设，推断出不同级别官员的审美品位，甚至有人从中看到了学生干部的成才路径，当然，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表情包。
事实上，现实的反腐，全民的关注，丰富的素材，多视角的观感，这些都给了《人民的名义》一双最好的翅膀。可是，这些都掩饰不住该剧某些自带的尴尬。脸谱化的人物设计、陈旧老套的叙述方式、杂乱拖沓的镜头切换、刻意生硬的流行元素……是该剧难以自弃的硬伤。
此外，还有诸多不合常理的情节设置，最让人诟病的是陈海被人谋害，人事不省，其父陈岩石就和老伴谈笑风生地迎接沙书记，坐谈对饮，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这已经不是不合常理，而是不近人情了。往大了说，这可能是样板戏在塑造人物时“去亲情化”“去家庭化”的陈旧思维。
其实，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脸谱化的人设往往还有“青天老爷式”的痕迹，动辄就搬出“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比如，此剧一开始，省检察院要将外逃的副市长丁义珍拘起来，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原因是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作为正面人物来表现的沙瑞金，以自己的权力命令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按理说，沙瑞金应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撕，要依法行政。
无论是沙瑞金还是李达康，都是本剧塑造的锐意进取型官员。如果说，这些情节是该剧力图歌颂美化的亮点，那么，这也可能是该剧最大的遗憾，其透露出的价值观也许比腐败本身更值得反思。
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这种“清官通吃”的反腐思路，依然是充满人治色彩的产物，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另一种表现。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才是铲除腐败土壤的正途。
当然，不论怎么说，《人民的名义》所带来的热度，足以让反腐话题发酵一阵子，特别是该剧通过情节或剧中人提出的一些直指现实的问题，给观众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当然，这部剧还没有播完，也希望其情节的设定和走向，也符合建设法治社会的宏旨。（赵清源）
延伸阅读：
权力暴露人性的幽暗
前几天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可谓是文武双全的大才子，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写过小说、出版过金融专著、操盘过“反腐剧”《人民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正义的化身，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参与过审计风暴，面对腐败分子的电话恐吓，他英勇地回敬，“告诉你，我参过军，打过仗，负过伤。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什么我没见过？”
这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近乎完美的人，却最终没能逃过权力的腐蚀，正如《人民的名义》里一身正气的侯亮平在剧终时因为严重违纪而倒下。《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说，现实永远比电视更有想象力。的确，在这样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大染缸里，谁能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无动于衷？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做到。
因为人是极其有限的。思想家帕斯卡尔认为，“人”是一个处于“自主性”与“可堕失性”之间的吊诡，“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低能儿指人在理性上的限制，爬虫指道德上的堕落）。
人也是欲望的动物，对权力、金钱、美色充满着欲望，这些并不会因他（她）有多少良心和觉悟就可以减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欲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使其所以然。尤其是对权力的欲望，多少人对其垂涎三尺。但是，人一旦有了无限制的权力，人性的丑恶便会无限放大。
电影《死亡实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科学家找来一群普通善良百姓，在一座模拟的监狱里，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为期两周。开始时大家嘻嘻哈哈，后来狱警认为自己绝对权威，开始使用权力维持秩序，囚犯慢慢也觉得自己真的有罪。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的兽性慢慢暴露出来，狱警滥用权力、私刑、发泄个人情绪，囚犯展开血腥报复，最终演变成一场真实的血战，直到代表实验结束的红灯与警报声出现，所有人才明白这只是一场游戏和实验。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权力是一头怪兽，如果不被限制，欲望就会无限膨胀，邪恶就会丛生，腐败就无法遏制。“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抑制腐败就必须抑制权力的滥用。如何抑制权力？良好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权力的掌控者，因为在权力被垄断的条件下，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制定制度。但是，让权力掌控者制定制度限制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不现实的。蒋经国、吴登盛们看似是主动放权，实际是被逼到了绝路不得已而为之。
垄断权力，以便贪污腐败，获取钱财美色，这正是权力暴露出的人性幽暗面。如何看待人性，中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推崇孟子的“性善说”，喜欢把人神化，迷信包青天、海瑞，寄希望于执掌权力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然而，历史证明，垄断着巨大的权力、表面上完美的人，大多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变成了魔鬼。
当前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虽然揭露了权力腐败的丑恶现象，但其本质上还是“青天大老爷式”的期待，处处透露着“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比如，剧情开始时，省检察院要拘捕外逃的副市长丁义珍，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原因是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汉东省委书记、刚正不阿的清廉官员沙瑞金，以自己的权力命令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这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野蛮行径。然而，这些情节却成了剧中力图歌颂美化的亮点，其透露出的价值观比腐败本身更值得反思。
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说，“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不是以清官思维建设理想社会，应该是建设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基础的、遵循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共权力受到制约的现代社会。”“清官思维”与“人性本善”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我们总是假定人性是善良的，而忽视了人性的恶。人性中的恶一旦插上权力的“翅膀”，便如潘多拉魔盒一样难以制约，造成公共权力泛滥、贪污腐败盛行、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西方社会则推崇“人性本恶”，认为人人都有原罪。比如，基督教强调人与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至善完美的上帝，另一方面是陷于罪恶的人类。在此基础上，按照“以恶治恶”的原则，谋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设计出权力制衡的制度，使掌权者想腐败而没有机会，从而催生出了相对公平、文明的社会。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将权力关进笼子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宗教信仰、法治建设、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等方方面面。只有所有的因素都水到渠成，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要不然只会限于权力更迭、腐败越反越多的噩梦而无法自拔。
当我们不再强调“人民的名义”，而是强调“公民的权利”；不再强调“以德治国”，而是强调“依法治国”；不再迷信“青天大老爷”，而是直面人性恶、致力于制度建设，那时，我们便能看到希望的曙光。（芗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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