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代士，即用商人们来取代士大夫。清代大规模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之后，我们的社会根本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政商关系也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著名改革史学者雪珥先生在正略书院独家解读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命题。
其实百年坐标下的政商关系，实际上还是延续咱们刚才那个题，就第三部分。从宋开始，政商关系发生了改变之后，按照术语来讲就是士商开始合流了，就是商人士大夫开始合流。到了明代，那种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到了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出现了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潮流，那是什么呢？以商代士，用商人们来取代士大夫。清代大规模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之后，我们的社会根本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政商关系也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这种政商关系在近代以来的改变，我个人的把它总结为两句话。在咱们正略读书会听过我讲座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第一部分叫权力的资本化，第二部分叫资本的权力化。因为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辱的时候，或者我们感觉到不如人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工商业方面不如人家，尤其在民营工商业那一方面，结果我们就开始大力推行民营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政府主导投放资源，政府的扶持力度从资金到政策到市场到人才，大力地扶持民营工商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正略读书会之前发的一些我的讲座记录，上面谈的比较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无发展开了。就在当下很多人都在批判晚清时期开始的洋务运动以来所谓的官督商办的时候，咱们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把它打死。在这个起步的时候，政府的扶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有个统计报表，在1904年之前，中国每一年新增的产业投资，主要的投资额是来自于政府财政为主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民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推动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是政府，因为民营没有钱。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晚清政府从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从1861年到1873年成立招商局，这个十几年当中会有反复。但招商局成立以来，清帝国的中央政策就很明确，那就是扶持民营工商。他们自始至终不在产业里面，绝大部分产业是不占股份的。政府的投资恰恰是占了一半以上甚至在很多企业占了八十以上，但这笔钱以借款的方式进来，以低息和无息借款的方式进来。这种扶持力度是前无古人的，据我的观察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后无来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咱们晚了几年，我们1861年开始改革，他们1867开始明治维新。也是官督商办，为什么要官督商办？你投资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都是我的政府资金，我要派个国资委员监管，我个人觉得是天经地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官督商办没搞好，而日本的官督商办搞好了？问题没有出在官督商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怎么搞官督商办。怎么样来官督？怎么来商办？我个人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法律。日本人在进行官督商办不到五年时间就开始大规模地建立法律。通过公司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在哪儿，政府对企业扶持，政府的边界在哪儿？企业要享受政府的扶持，企业享受的边界在哪里？都得划好。
但是非常遗憾，咱们中国的官督商办一直到了1903年1904年，我们整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才开始想到建规矩，三十多年来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到哪块石头就是哪块石头。这么一来呢，我们的官督商办和日本的官督商办走向两套完全不同的路。我们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超越显规则的，是在潜规则底下运营。这个官督商办未必就是说，某些人代表政府，某些人代表着民营企业。而恰恰是这一群人代表这一群人的利益，那一群人代表那一群人的利益。我把它叫做狼群资本主义，就有不同的狼群，这个狼群里面有的狼来自于政府，有的狼来自企业，把它们聚集成一个个小团体。
这是我们大清特色的改革开放。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种异变，它使我们的政商关系在没有政府扶持，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没有企业的创造活力，资本主义也不能发展。在一个完全正确认知的前提之下，因为技术操作上、制度建设上的滞后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被利益集团绑架导致，我也多次在正略读书会讲座里面提到的，那就是这个资本权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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