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抗癌明星；
老年模特；
打工歌手；
...... ......
同时拥有以上这多种身份的，是年过八旬的邓海生先生。作为曾经的工程师和大学教师，邓先生自六十来岁退休后移居美国，定居旧金山湾区，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从学英语开始，他饭馆打工，街道执勤，练书法，与老年公寓的邻居们交朋友，为《世界日报》写专栏，还参加老年合唱团，一路唱到维也纳金色大厅......这个集子，就是他对自己精彩纷呈的晚年生活的记录与感悟。 当然，邓先生的晚年并不全是欢笑。2012年，邓先生被发现罹患肺癌，同一时期邓夫人也确诊肾癌。对于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来说，这可以是致命的打击。然而，两个人竟都先后痊愈，并且迅速恢复健康，双双谱写了生命中又一个华彩乐章。诀窍是什么？读完这本《百态人生》，相信您自会有答案。
《百态人生》邓海生著 壹嘉2020年2月版 亚马逊、B&N有售
海伦老师
我是2008年成为美国公民的。此前，我在一个华人图书室组织的补习班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英语补习。义务辅导我们的老师叫海伦。 海伦老师那时已经七十好几了，面容清瘦，也谈不上精力充沛，但是工作十分投入。每次上课，她都带一些与讲授内容有关的图片与画册，使得她的讲解直观简明易懂好记。看得出来，她并不因为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应付差事而稍有懈怠，总是很认真地备课。 中国改革开放后，海伦老师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十多年。在那里，她与一位中国语言专家喜结连理。也许是这段异国婚恋让她深感甜蜜与幸福，她很喜欢在讲课时穿插一些在“北外”工作期间的轶闻趣事。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那年美国总统访问北京时遇上感恩节，按照美国人的传统，他想吃一顿火鸡大餐，可是负责接待的中国厨师没谁会烤火鸡。情急之下，中国外交部只好派专车把海伦老师请到国宾馆去当临时主厨，现场指挥火鸡大餐的全程制作。结果，总统如愿以偿，对海伦老师大加称赞。海伦老师笑着对我们说：“没想到我这点并不高明的手艺居然还缓和了一场国际尴尬局面。”逗得我们也都笑了。 海伦老师长期从事对中国学生的英语教学，很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遣词造句和控制语言节奏，她的英语叙述我大部分都能听懂，所以她常让我给其他同学当翻译。翻译多了，我逐渐意识到她闲聊的内容其实都与我们的教材紧密相联，根本没有离题走板，真的是寓教于笑谈，别具匠心！ 不幸得很，海伦老师的丈夫跟她一起回美国不久就罹患了癌症，到2008年春末，生活已无法自理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伦老师还是放心不下我们的课程，仍按时到图书室进行辅导。有一天，我见她满脸疲惫，心情也略显沉重，估计是她丈夫的病情恶化了，便对她说：“您应该停下这里的教学工作，多留些时间陪丈夫。这里有好几位员工英语水平还不错，可以接替您。”不知是接受了我的请求，还是实在支撑不住了，海伦老师上完后面的一次课后就中止了辅导工作。我依依不舍地送她到图书室门外，她临上车时递给我一张名片，希望我抽空去她家坐坐。 当年十月中旬，我顺利地通过了入籍考试，第二天就去海伦老师家报喜并致谢。这时，她丈夫已到癌症晚期，由一位家庭服务人员全天候照顾。海伦老师又憔悴了许多，不过还是打起精神向我询问英语补习班的情况。我临走时她送了我一本很厚的书，书名为《长征路上的女人们》，是她采访过二十二位两万五千里长征女幸存者后撰写的。书中详尽而客观地描述了在那个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中，一大群不同凡俗的年轻女子的理想与抱负，经历与磨难，婚姻与爱情，离合与悲欢。正是通过这本书我才得知海伦老师原来是美国一所知名高等学府东亚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著述颇丰。一个学术地位如此之高的老人，对我们几个小学级学生的英语补习也那么尽心尽力，实在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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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十年前的初夏。那时我的两个外孙都很小，同上一个幼儿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骑一辆带有拖斗的自行车去接他们回家。有一天，就在快到幼儿园的路上，我看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身穿一套深蓝色衣裤，脚蹬一双圆口黑布鞋，手挽几个装得圆鼓鼓的白塑料袋，健步与我相向而行。如果不是她有一副印第安人的脸庞，我真会以为她是一位中国北方农村的高个儿大婶。
打从那天相遇后，我几乎每次接外孙时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到她。她的穿着与携带的塑料袋一直没变。我总在疑惑，她是不是个专拣塑料薄膜的拾荒者？半年后，我的外孙都转入离家较近的幼儿园，就很久没有再看到她了。
又过了三年，两个外孙先后念了小学，我和老伴一起搬进了离斯丹福大学不远的一个老年公寓。没想到就在公寓附近，我又见到了心目中的那位“大婶”。不过此时的她，形象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深蓝色的衣裤已为一套并不合身的灰色粗布衣裤取代，圆鼓鼓的塑料袋变成了几个同样圆鼓鼓的手提布包，灰白的头发略显凌乱，脸上出现了不少皱纹。一眼就能看出她已是一个孤苦的流浪者。
开始一段时间，她的流浪范围似乎比较大，有时我会见她乘公共巴士东奔西走。可是不到两年，她的境况就急转直下了。发髻不整，面容瘦削，衣服和手提布包都已有了补丁，还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再也不见她乘着巴士来回跑，倒是常看到她坐在街边的木凳上缝缝补补。 我们公寓周围有好几座为流浪者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餐的教堂。我这个领取“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SI)”的低收入者为图省事，也偶尔去享受一顿。在那里，我也能遇上这位女流浪者。她从不急于排队领饭，总是先读一阵圣经，等别人全都吃上了才往发饭窗口走去，吃完饭还要尽力帮忙清理一下桌椅。我和我太太发现她共有五个布包，全都补丁摞补丁，其中有一个从不离身，估计是装有较贵重的物品，便决定送她一个很结实的帆布背包，没想到她很委婉又很坚决地谢绝了。这让我联想到她多年来宁愿手提肩扛受点累也不像其他流浪者那样，擅拿商家的购物车来装着自己的行李物品到处串。她怀有一种甘愿自己受苦也决不有负于人的善良。 去年刚入冬时，我看到的她已是鬓发散乱，形容枯槁，衣裤破烂不堪了。一连好几个早晨我都见她斜披着一块旧线毯，坐在一条能晒到太阳的长凳上打盹。我曾想，这女流浪者处境如此艰难，为什么不去收容所？知情人告诉我，几乎所有的收容所都存在霸凌现象，心慈手软的人很难呆下去。最近几个月我一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前几天才听说她已在去年隆冬的某个夜晚离开了人世。 她的逝去引起了我由衷的悲怜和慨叹。最感动我的是，尽管她在最后的日子里看起来一身脏乱，可是她在极度困顿之中也能自尊自重的操守，足以令不少衣冠整洁的人，包括我自己，扪心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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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子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从来不怕鬼。
一九七〇年九月，我儿子出生了。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人人自危的紧张时期，老师们白天忙着复课闹革命，晚上还必须加班加点学最高指示，搞大批判。内子满月后，自然也不能不参加。不过她有个响当当的理由晚间可以早退，那就是回家给儿子喂奶。
当时，老师们都住在校外的一个很大的土围子里。那土围子与学校之间有一大片庄稼地，穿过庄稼地的小路边有好几丛乱坟堆，有的坟头坍塌，连棺材板都露出来了，好些男老师走夜路经此，都不得不吹口哨壮胆。可是内子毫无惧色，每晚一到喂奶时间就离席匆匆往回赶。有同事问她：“你不怕鬼？”她总是嘻嘻哈哈地回答：“不是我怕鬼，是鬼怕我，我一走过去，他们就都静悄悄地，一声不吭！”
内子不但不怕虚无缥缈的鬼，连找上身来催命的癌魔她都不放在眼里。一九七四年，大同矿务局医院确诊她患了腮腺癌，主治医生悄悄通知我，让我赶紧带她去北京作大面积切除。我为她作了一星期的准备，只说是去作进一步检查。不料临行前一天，她不知怎么知道了实情，跑回家责备我不够男人，有话不直说。我说我是担心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会害怕。她听了，满不在乎地来了一通高分贝：“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连鬼都不怕，还怕癌症？再说了，怕有什么用？病魔会因为我怕得可怜兮兮就饶我不死？”
到了北京住进肿瘤医院后，她发现那里的医疗条件远胜于大同的医院，更是心情大好，谈笑自若，就像是去那儿娱乐消闲，使沉闷的病房为之一振。感动得一位老先生忙过来请她去为对面病床上那位得了直肠癌，成天愁眉苦脸不吃不喝的老太太进行开导。
内子凭着她超乎寻常的良好心态，轻易抗癌成功，而且确保了近四十年的平安无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两年前，由于一次不大的交通事故，内子又被斯丹福医院急诊部意外查出患有肾癌，肿块大到四公分。我心里有些嘀咕，已经年过古稀的她，体质大不如前，这回怕是在劫难逃了。没想到她回到家里，笑眯眯地对我说：“七十多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不用那么揪心。要知道，我走在你前头是我的福分；如果你先我而去，谁来照顾我这个已快痴呆的老婆子？”几十年前面对癌症的从容放达居然一点没变。
一个月后，大夫以微创手术将内子的右肾整个取出，当天就让她回家休养。第二天，邻里们来看她，发现她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一脸灿烂，有说有笑，无不为之惊诧。她一乐，高分贝又来了：“阎王爷说了，我这个人连鬼都不怕，他不敢收我，又把我打发回来了。”笑得人人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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