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曾三次到昭通？原因都在这里…
昭通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革命遗址遗迹众多的党史资源大市，在革命遗址普查中，昭通共普查出革命遗址遗迹762处(其中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遗址508个，其他遗址44个，剿匪遗址210个)。作为在党史部门工作了20多年的我也为昭通能普查出这么多的革命遗址遗迹而深受鼓舞，许多革命遗址遗迹背后的革命史实再次震撼了我。而这些史实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不太清楚，有待我们去把它们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比如大家都知道朱德总司令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过昭通市的威信县，但恐怕许多人（包括昭通本地人）都不太清楚朱德在之前还两次到过昭通市的盐津县。朱德两次到盐津都住在挚友贾森莹（字守诚）的寓所里。
朱德第一次到盐津是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蔡锷将军在昆明发动护国讨袁运动，率军讨伐袁世凯。朱德积极支持蔡锷将军的讨袁行动，参与滇军北伐讨袁。滇军兵分两路进军四川，其一路由昆明经沾益、宣威、昭通、盐津，直取四川宜宾，会攻泸州。朱德参加了这一路滇军的行动，任滇军第三梯队第六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部队到达盐津县城时，支队队部就设在朱德挚友贾森莹的寓所里，部队驻扎在盐津老街各寺庙及大商号内。
朱德第二次到盐津是1920年。朱德当时的妻子肖菊芳在1919年病逝后，身为讨袁护国军旅长的朱德，心情格外悲伤。1920年冬，朱德率部回云南，到达盐津县时仍客居在贾森莹的寓所里。这时朱德的部下里有位姓贺的团长，他十分理解朱旅长的苦闷心情，主动提出把自己在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当教员的妹妹贺稚璠嫁给朱德为妻。从四川到云南，关山重重，路途遥远，送亲的队伍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了一个月后终于到了盐津县城，滇军盐津县护国军朱德旅部里响起了喜庆的唢呐和迎亲的鞭炮声。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女结婚都要坐八抬大轿，而朱德夫妇却都骑马，女的也不搭盖头。朱德夫妇的“文明结婚”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震动，这对破除封建礼仪，宣传妇女解放，反对裹足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德两次到盐津住过的寓所遗址现位于盐津县盐井镇坪街87号，原为木质结构四合院式（两层），面积约有800平方米，两边是书房，中间是堂屋。解放后被盐津县人民医院征用，上世纪80年代，医院拆除原有建筑进行了改建，2009年又再次改建成两栋六层高的钢筋水泥大楼，四面环山，绿树成阴，一条溪流从西侧流过，景色十分秀丽。
朱德两次到盐津均住在贾森莹的寓所里，皆因贾森莹与他关系十分密切。贾森莹因精通文理，兼善书画，被当时的昭通署选拔至昆明风池书院供职，后任云南治台衙门秘书长，总管文案等要职。因其住所接近云南讲武堂，所以与讲武堂的学员时有接触，与朱德的关系尤为密切，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势，由于观点相近，终成挚友。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于1922年8月到上海找到陈独秀提出入党申请遭到拒绝后，为寻求革命真理于同年9月赴德国留学，在柏林结识周恩来，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于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到国内。1927年8月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1928年4月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红四军军长。1930年任红军总司令，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2月朱德第三次来到昭通，这时他早已由滇军的一名旧式军官转变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1935年2月4日至14日，朱德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昭通市的威信县，在威信境内开展了11天的革命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在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这是红军长征以来中共中央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会议，“扎西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长征以来党中央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会议进行了常委分工，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为遵义会议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会议讨论决定并部署了中央红军实行精简缩编的问题。
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来、王家祥三人联合署名发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根据命令，通过缩编，除一军团仍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外，将其余的10个师30个团三万多红军按新编制编为17个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和后勤人员加以精简，充实连队。影响部队行动的物品、辎重一概甩掉。部队轻装后机动性、灵活性大大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根据《缩编命令》，中央还抽调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沪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
2月10日，朱德发出《关于我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出：“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合口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默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1日，朱德根据敌情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部署。他在致一、三、五、九军团的命令中指出：“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侧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据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红军遵照中央的决定，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挥师东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川滇之敌合围之际，从敌军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出奇制胜，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不仅冲出了困境，而且扭转了战局。在桐梓、遵义战役中，正如朱德指出的那样：“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支)以上，俘虏约三千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这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尔后，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朱德三到昭通，由一名旧式军官转变成为红军总司令的这一历史过程，使我仿佛看到了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为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联想到我们昭通也有许多革命先驱，如罗炳辉、刘平楷、李国柱等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畏艰辛，不怕流血牺牲，义无返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正是有了无数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使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他们的奋斗历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大力宣传普查中挖掘出来的这些革命遗址遗迹及其革命史实，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党的奋斗历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文/彭 涛 来源：微昭通 旅游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