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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流域文化遗产研讨会”顺利召开
为积极响应“推进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就流域文化遗产开展城乡规划、考古学等学科交叉的国际学术交流，11月9日，“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流域文化遗产研讨会”在北京、剑桥以“线上+线下”形式召开，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有近万名人士参会。会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报》及其英文版等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会议伊始，研讨会发起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汪芳教授提到：在人地系统中，流域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理单元。对流域遗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课题，对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致辞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表示古代文明的兴起多与大河流域相关。无论是“大禹治水”这样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还是“上善若水”这样耳熟能详的成语，无不彰显着古代流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智慧结晶。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石楠教授认为，在整个规划和资源配置中，流域文化遗产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流域文化遗产研究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现在城乡规划学的重要聚焦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吕斌提到，在城镇化、复杂的自然环境与多种文化人文因素的作用下，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生态环境承载压力、社会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环境趋同、记忆流逝等现实问题。
本次研讨会共邀请了5位报告专家，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河流在史前的作用、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
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传统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由于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冲突，难以实现社会共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省丝绸之路考古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谈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些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得到传承和共享，并使之成为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基础。
剑桥大学——Sørensen教授
“遗产保护尚未实现全民共识，全民行动的实现要走的路更长。”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玛丽·路易斯·斯蒂格·索伦森（Marie Louise Stig Sørensen）介绍称，史前时期的河流具有传播文化、防御以及创造经济财富等功能，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史前时期河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全民参与对文化遗产的解读与解释不仅是在保护遗址，更是在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
四川大学——霍巍教授
关于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还有很多未解之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巍介绍称，进一步开展三星堆城址内外考古调查、发现更多考古新线索，是丰富对三星堆文化理解的前提与基础；加快三星堆新馆的建设，是有效缓解目前三星堆博物馆人流压力的有效方式；应该加大阐释力度，注重价值转化，从而将三星堆所体现的文化价值、遗产价值传递给大众。
剑桥大学——Janik博士
我们生活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河流影响了我们，我们同时也影响了河流。剑桥大学莉莉安娜·雅尼克（Liliana Janik ）博士的报告以日本信浓川为例，通过对人类与河流及其影响的自然景观的相互作用的解释，探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河流的记忆与其重要性，增强了文化符号的认同感和影响力。它们本身就是遗产，但它们又超越了遗产本身。
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
研究表明，我国辽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化分属于5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考古专家将其总结出两个不同的现象。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宾福谈及，如果将第一类地区称为“系列文化区”，第二类地区称为“序列文化区”，那么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区，应该是考古学上存在的两种普遍现象。这两种现象的揭示，对于研究中国其他流域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考古学文化发展演进及互动关系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参考意义。
会议结束时，汪芳教授总结到：关注聚落遗产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通过对聚落器物、建筑单元、聚落个体及其囊括的社会关系、流域内部聚落间的相互联系等多个层次尺度进行探讨，寻找和梳理流域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源流，从而构建文化遗产的基因库和传播谱系。共同召集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研究员提炼出会议交流讨论的关键词：资源与生态、物质与精神交换、安全与保护、活化与延续。
本次研讨会得到2021年度“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基金”项目资助，由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剑桥大学考古系共同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流域空间规划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NSFC-DFG城镇化与地方性合作小组（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承办。
图片：程蓓佳
文字：杨一鸣
编辑：杨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