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家陈氏，我纷霏的追忆》
作者：陈俊杰
仁寿第八初级中学有二十多个教职工。校长叫吴宽，是一个身材不高、瘦瘦的中年人。听说吴校长原是仁寿一中的化学教师，从职务上讲，从一个普通教师提为校长肯定是升职了；从位置看——从县城来到不在乡镇的第八中学也算是被贬了。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教育内行，条理清楚主题明确，声音虽不是洪钟，但三百多师生坐在院坝上听他讲话倒也清楚，他讲话也不啰嗦，不带什么“这个”、“那个”的干部腔，不像后来遇到的一些校长瞎吹乱放炮，或啰啰嗦嗦半天也说不清楚一件事。 进八中。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叫郭鸣岗，是位数学老师，大概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留着带波浪的飞机式头发梳得光光的，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衣，裤子总被熨出两条笔直的线条，脚蹬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刚进校时的数学还叫算术，现在也记不清教了些什么内容，无非是加减乘除，分数小数。可能很多同学不感兴趣，因为小学已学过了，没有太多新内容，因而教学秩序不太好，但郭老师脾气好，从不责备那些不听话的学生。语文老师叫骆文才，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教师，讲起课来或引经据典，或背诵有关文章段落，或大声诵读古典诗词。让我感受是：学识渊博，颇有文人气度。地理教师吕尊贤兼任美术课，个子较高，颇修边幅，戴着黑边眼镜，好像全校就他一个人戴眼镜。初中那点地理无非是地形地貌、风霜雨雪、物产经济。不过他还讲些风土人情的事，让我们听来有趣。我现在都不明白，这些有趣的知识，只要认真听讲看书，稍微记忆就可以了，哪有考不及格的？他兼我们美术老师，教我们画画，有时还点评班上黑板报的报头画和插画。我记得那时全国掀起“灭四害”运动。这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板报上有一幅“灭四害——打麻雀”的画，一人引弓打麻雀，此人后面还有一人用竹竿挑了两串麻雀。他讲课时表扬这幅图画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他让大家回答，见没人主动回答，他便说了此画好在有“灭四害”的内容——引弓打麻雀，还有灭雀的效果——后面的人挑了两串。我在下面暗自得意，因为这画是我画的。
体育老师熊飞兆是一个非常黑瘦的中年人，中等个子，打篮球却很厉害。有一次熊老师组织学校篮球队与校外开展友谊赛。这八中篮球队刚成立不久，队员以初五九级的同学为主，这些队员不仅球技纯熟而且身材高大，多半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友队是来自一所老学校，技术自然出众。两队的友谊赛打得如火如荼难解难分。此时熊老师亲自上场，主队士气大增，接着却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熊老师拿球还在后场运球，客队一牛高马大的队员上前去拦截他，熊老师没有越过拦截，而是背对拦截纵身一跳反身将篮球投出，只听得“唰”的一声，球应声入网。全场观众一片欢呼，连友队师生明白之后也报以热烈的掌声。熊老师初二时还教过我的代数，留待以后再说。这里还要特别叙述我的第二任班主任邱惠明老师，她是学校仅有的两个女老师之一，任教政治课。她毕业于仁寿师范，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教师，个子不高，长相一般。她对学生特别和蔼可亲，对学生特别关心爱护，教育学生循循善导很有耐心，从不大声训斥犯错的学生，也能体会学生求学的艰难，颇有同情心。她不算年轻漂亮，却是许多学生不能忘怀的好老师。她教政治课，内容现在已记不起了，无非是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时事，或许还教学生如何做人，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讲这些内容对我们这些小娃儿来说难免乏味，但她总是结合具体事例来讲，所以也可以讲得生动有趣。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校长不在，就由她来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显示出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她不是教导主任也不是总务主任，后来才知道她是除校长外，老师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我还听说她的老公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个军官。我们毕业后不久，邱老师被调往北京工作，从此再也没见过她。团委书记兼副教导主任陈伯钧老师是个年轻人，可能就二十多岁，身材高大，颇帅气。不知毕业于何校，学什么，反正没有任过课，是个纯粹的政工干部。他给人印象深的是讲故事。一次给我们讲《林海雪原》，把解放军东北剿匪的事讲得娓娓动听，颇有说书人的味道。《红岩》刚出来，他又讲许云峰、徐鹏飞。在那个崇拜革命英雄的年代，讲《红岩》很能激发学生的情绪，听到江姐英勇就义，许多人特别是女学生都哭了，男生则对徐鹏飞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抓来剐了。陈老师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乒乓球，实话实说他的球技不怎么样，和学生水平差不多，有时和学生交手会被打得疲于招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交手，他身高一米七几，我只有一米三几，他自然有高空优势，我用快攻左右推挡来对付他，让他左跑右跳疲于奔命，让我一口气打到零比六，他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后来我还是放慢了节奏，让他和我打到十平，直到上课预备铃声响。我还是知道要给老师留面子的。陈老师办得最差的一件事就是给学生打预防针。那是一个周末，同学们都准备回家了，突然说可以打卡介苗预防肺结核，听此信息后我等十分高兴纷纷排队打针。不巧校医不在。陈伯均老师就自告奋勇给学生注射。大概有两大盒二十四支卡介苗，排在前面的二十四人才能打得上，后面的只能一声叹息了。哪知打了几天后，打针的部位开始发红发肿痒痛难当，以至于后来肿痛化脓，最后烂出一个大窟窿。把校医搞得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校医无法解决。我跑到外面的诊所，诊所的医生用硫酸铜给我烧化脓处，继而用碘酒棉纤伸入洞中搅动去腐肉......差点没有把我痛死，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方才长好。为什么会这样？陈伯钧老师没看说明书，校医不在，他自作主张，本来一支药是十个人的药量，他注射给一个人，造成了严重后果，二十四个学生全遭殃。以至后来高中时，我报考飞行员，这个伤疤成了我被刷下来的主要原因，直到现在天阴下雨伤疤也会隐隐发痒。不讲科学害死人。 仁寿八中初六一级有两个班一百人。听说参考人数约一千人，来自始建，来凤，建新，合兴、明星，骑虎、彰加、八洞、凤陵、宝飞等十个乡，结果只录取了一百人。录取比例为十比一。我的家不属于八中招生的范围，只因三舅的缘故我在始建高小读书才被八中录取。班上的五十个同学多数年龄在十三四岁，个子在一米三到一米四，在今天看来都是小个子，其实是那时生活不好、营养不足造成的，也有少数同学年龄在十七八岁以上，个子在一米六以上，是标准的小伙子大姑娘了。刚进校时，班上没有共青团组也没有团员，但少先队员不少。班上有个大队委，叫韩玉芳，中队长叫李招童，中队委汪文君和我。班长叫李泽文，学习委员也是我，劳动委员张华舟，生活委员陈光俊，文娱委员汪淑云。韩玉芳当时个子也不比一米三高多少，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扎着两条羊角辫，样子还算清秀聪慧，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还是一副小女孩模样，不爱说话，爱笑。每当学校少先队组织活动，她戴着三根杠的臂章走在旗手——大队长的旁边，还是比较神气的，只不过神气中也带有几分女孩的羞涩。李招童也许大一两岁，显得比其他女同学成熟一些，穿着雪白的衬衫，脚蹬白底软边的布鞋，个子也比汪文君高出一截，擎着中队队旗走在班级的前面，在各中队的中队长中算是出众的。但不知何故，一学期读完，第二学期就不见了她的身影。汪文君当时也是个小男孩，穿着也土。我还有件土白布带蓝线的短衫充当衬衣当队服，他没有，只有老蓝布短衣了。也许是鼻炎的困扰，有点爱流鼻涕。他喜欢读书，收集许多名言警句以及成语典故，记在一个本上，我也借来看过，颇有收益。李泽文，当时看上去像个青年了，说话已没童音，个子较高，有一米五几，看样子有十八九岁了。后来知道他已结婚并且有一个女儿。有两次放归宿假，我绕道去他家约他一起去学校，看见了他的妻子，是个瘦小的女人，可能是营养不足的关系，脸色有点黄。他的女儿有一岁多，也许刚学会走路，歪歪拽拽地跟在李泽文后面喊“爸爸，爸爸”。她妈赶紧上来抱起女儿，挥手与李泽文告别。李泽文学习还好，为人处事显得老练成熟，入学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也许由于年龄过大的原因，初中毕业未被高中及其他中专录取，回去当农民了。后来听说他当了基层干部，在知青下乡时和女知青“犯了关系错误”，被判刑劳改。他要不出此事，应该能混到区乡干部。陈光俊、张华舟都是老实忠厚的人，平时不多言语，肯干实事。由于年龄偏大，个子较高，干重体力活时他们也肯卖力。张华舟后来当了兵，转业后到新津当了警察。汪淑芸是个瘦个子的女生，以现在的审美来说是身材好，但窈窕有余、丰满不足。学习还好，喜欢文娱体育，特喜欢跳舞。曾经用花被面当裙子跳舞在晚会上引人注目。她后来当了老师。在班上还有三个女生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罗春华，年龄和我们差不多或者大一点，显得比韩玉芳更像个小姑娘。穿着也可能讲究一些，爱打扮，穿得整齐干净，学习也还过得去。只可惜遇上了国家困难，大量压缩高中及中专的招生，因而无缘升学，早早的结了婚。一九六八年我在偏坝河遇见过她，牵着两个背着一个，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现在可能是祖奶奶了。另一个女生叫余春芳，长得也还清秀，学习出奇的用功，十分刻苦努力，老师上课她一方面听老师讲，一方面在下面做笔记，把老师讲的都记在本子上，晚自习除了做作业就是看书看笔记，可是却禁不起考试，考试成绩有点对不起她的努力，后来也没有考上高中和中专。再有一个同学叫汪春芳，当时无论从长相还是从身材来看已是个大姑娘了，是班上的大姐。她是位老实人，不多言语，能干重活，学习一般，未能升学。后来听说她的命运坎坷：毕业回家后不久就嫁人了。有一天她牵着一只羊去山上吃草，因有事把羊拴在一棵树上，哪知回来牵羊时，羊已梭下坡，被吊死了。那时正值六二年困难时期，一只羊是家里最大的财富。她可能太胆小，怕丈夫，怕公婆责骂，居然上吊身亡了……那个时候的人，即便像汪春芳这样有点文化，心理都很脆弱，承受物质损失的能力很差，一头羊的损失就会导致自杀。我和班上的男同学后来成为了朋友的，除了前面叙述过的外，关系密切的有戴思义、程耀光、毛治文、张其明，兰少钦、刘仕辉等。
（未完待读，下周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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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路人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