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家陈氏，我纷霏的追忆》
作者：陈俊杰
21：初中支农劳动
初中三年的劳动实在太多了，第一期有大半时间参加炼钢，搞“四秋”。我们初一的学生去搞“四秋”，挖红苕收红苕捡棉花，除草挖地。那时挖地要深挖三尺。让十三四岁的小孩挥动两三斤的锄头，挖出三尺深的地，在今天的看来肯定是荒诞不经的，其实那真的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开头几天腰酸腿痛手臂疼，手也打起了泡，但半个月后浑身不再疼了手也起茧了，干起活也像那么回事了。好在这几个月吃饭还不成问题，红苕饭管饱，过共产主义嘛。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六零年春夏和秋天的农忙，去八洞公社支援农业劳动。这个生产队的地形地貌和锡家沟差不多，是浅丘地带，小山之间的沟面较宽。沟面上的田都是大个大个的，一个田的面积都在五六亩以上，田还没有犁，里面还有谷桩及野草。山地里的小麦还长得不错，土坡上的胡豆杆上都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胡豆，还有一点像丰收的样子。我们初二年级两个班所住的那座房子也是一个大的四合院，中间是一个三合土的大坝子，约有一千平米，好像是一所村级小学，想必也是由地主的房子改建的。小学周围也有些农舍但比较大，有的是茅草屋，有的是半瓦半茅草房的，看起来比锡家沟的农舍还好些。但我们来后没见到社员出来上山干活的热闹场面，而是冷冷清清，很少见到青壮年，见到的都是老年人和小孩。但不管是青年老年，还是小孩都是满脸菜色，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十分瘦弱。有的小孩瘦瘦的脸上两只大眼睛虽然一闪一闪的，但神情呆滞毫无精神，有的还挺着个大肚皮，其样子有点像今天电视出现的非洲的难民儿童。因此这些村舍人烟稀少显得毫无人气，但土地并未荒芜荒凉，而且似有丰收的景象，这是令人奇怪的。我们支农首先是收豌豆、胡豆，再割麦子、插秧、栽红苕 。我们那时是初中生，户口转到学校，粮食由国家统一配给，五八年进校是二十八斤，六零年减少为二十四斤。我们这些小个儿学生只能吃二十一斤，每天只有七两粮，照现在看来肯定吃不完，但那个年代一月两月基本上见不到一点油腥，对我们这些吃长饭的青少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一天还要干八到十小时的农活，所以饿肚子是经常的事。那时我的个子虽然比较小，但由于爱读书的缘故，所以说话做事还有点条理，在班上人缘还不错。虽然只是个中队委兼学习委员，但在班上还是有点威信，有点号召力。劳动时若分组，我都会当组长，带领一个组二十多个同学劳动，另一个组由老师和班长李泽文带领。同学们都希望分到我那个组里来参加劳动。究其原因，一是我分配任务合理，主张劳动时出工出力，干完了可以适当休息；二是我管得松，比如干到中午了，大家又冷又饿，有的同学剥胡豆吃（已干，可吃，但味道不好），有的摘小麦烧着吃，我也当没看见。有几次张其明同学烧了些给我吃，我也吃了，还好吃，有点像烧包谷的味道。但我告诉大家不要吃得太多弄坏肚子，不要让另一组的人知道，也不能让老师知道，更不能带东西回去。不过凡在我这一组劳动过的同学真没有出现过告密者，因为直到农忙假完了，老师也没有理抹过我。后来和村里的一些小孩混熟了，问起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脸无奈告诉我们，他们的爸妈都没了。为什么？食堂没粮食，在夏收之前就饿死了。这个队在一九五八年秋冬有一百多人，现在只有七八十人了，死了二三十人，多数是青壮年。小孩还带我们去学校后坡的沟里去看，里面裸露着不少的白骨。我们问为什么没有埋，小孩说没人埋。
我和同学都知道这是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致使农村严重缺粮甚至断粮造成的。当时有的地方“左”得很无情：不准农民私自开火，遇到哪家冒烟就来砸你的锅，农民在食堂吃不饱、饿肚皮回家，连热汤也不许喝，饿死人就难免了。这种情况到了一九六零年底才有转机，上级下达指标，要保证每人半斤粮，不够半斤的由政府补贴。听说发生转机的事是由熊克武促成的。熊克武是四川井研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曾主政重庆，是刘伯承的老上司，是四川军阀，后来混迹国民党官场。一九四九年对刘文辉潘文华的起义发挥过重要作用。解放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据说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奉命考察，也回过家乡井研。他发现的情况与官方所说的情况完全不同，农民不是吃白米饭也不是面包馒头而是清汤寡水，家乡的乡亲们个个面黄肌瘦，还有饿死人的情况。于是他告诉朱德老总，朱老总大惊，又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后半信半疑，叫朱老总回四川看看。据说，朱老总亲自了解情况后汇报中央，周总理才下令四川不再向外调粮，要保证农民每人每天半斤粮。半斤粮虽然不够吃，但毕竟能吊命，加之解散伙食团，有了自留地的瓜果，能补充吃点热菜热汤了，四川饿死人的现象才得到遏制。 不过，这些都是大家的传说，真实性如何，无从可考。民间传说四川三年饿死几百万人，也有说一千万。当时流行说“三年自然灾害”，但四川几乎没有遭灾，粮食欠收并不突出，主要是人祸：浮夸，虚报产量，统购多——实际是牯购。当时李井泉主政四川，对外高调宣称四川粮食吃不完，所以随意征粮，支援其他省。省政府要多少就征多少，没有认真考虑剩给农民有多少口粮，够还是不够？连城镇机关人员每月都只有十九斤粮，还突然宣布过粮票作废，使很多人陷入绝境……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四川主要是人祸没有天灾。文革中李井泉他被批斗，老婆儿子都死于非命，四川很多人调二话说是老天的报应。跟这个征粮有关。
由于初中三年劳动时间太多 ，我们的文化课学习只能简单地走了一遍，对各科知识有那么点印象，无法深入掌握。临到升学考试前二十天，我们还在彰加公社支援农业生产。后来县委发出保高三保初三的指示，我们才火速撤回学校，但为时已晚。我记得那次升学考试，数学有的题要用二元一次方程组来解决，我尚能列出方程组但不会解，辅导老师认为我是最好的了，他对另一个老师说：“那个娃儿还可以，能列出方程组。”还记得有道数学题是计算六角螺丝帽的面积，题目告诉了螺丝帽的边长，今天看来很简单，用六边形面积减去圆面积就可以了。只是我们大多数同学生在农村，哪里见过螺丝帽啊？画不出图，就无法解答。我也只算了六边形的面积，而好多同学则没动这个题。我想工厂长大的同学遇到这个题，肯定没问题。 仁寿八中的学生不仅到农村支农劳动多，而且在校内劳动也多。学校以勤工俭学搞得好而闻名于全县。学校周围有十多亩地归学校，平均每个班有一亩多，主要用来种菜，秋天种牛皮菜，莲花白，红萝卜，白萝卜，莴笋，春天种豇豆，茄子，海椒，南瓜，冬瓜。种的菜完全能自给自足，在我们印象中学校是没有买过菜的。学校还养有好多头猪，遇到过节学校会杀一头猪，同学们也可以尝到肉的味道。每个星期都会安排一个下午的学校劳动，除管理菜地外，就是修建学校教学楼的劳动，还有养猪。有的挑砖瓦抬石头，这是大个子男生们的活。有的除草施肥捉虫子，有的扯猪草宰猪草扫猪圈，这些是小个子男生和女同学干的活。按说安排这些事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但劳动委员张华舟老安排不好，要我帮他安排。后来邱老师干脆把劳动任务直接交给我，让我安排。我在上午第四节课边听课边安排，到下课就宣布劳动派遣任务。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弄不明白，我不算红人，个子又小，瘦瘦的一个小男生，邱老师为什么要把安排劳动这个差事交给我？不过我很自觉，给自己安排的活都不轻松，而是较重较脏比较难干的活，因此大家对我没什么意见，比较服从安排。只有个女生说过我偏心：给哪个哪个安排了较轻的活。当时我其实没有偏心的想法，但因为同学韩玉芳后来跟我好了，就有人愣要找我当时偏心的迹象。 韩玉芳当时是校团总支委员，班上团支部书记（后来还听说她爸是公社书记社长）。到了初二、初三我才长到一米四多一点，年龄也只有十四五岁，还是个不懂人事的少年。她也不过一米四左右，扎着两条小辫，虽然面目清秀，但从身材看来仍是个不成熟的小姑娘。她学习还可以，在女生中算是优秀的。我和戴思义、程耀光、毛治文、刘仕辉经常一起去耍。有时星期天没安排劳动也没回家就到地边田坎去逛，夏天有时看见冲水荡——高处的田里的水流向低处的田，冲出的较大的水坑——水较清。大家都会脱光衣服到冲水荡里去板一回澡，搓洗一番。这时各个人的隐私会暴露无遗，大家会乱说一通，对开始第二性征发育的人取笑一番。我们那时虽然生活不好，发育迟，但十五六岁的男孩也有性的朦胧，背后会议论女生，甚至乱点鸳鸯。这几个人对韩玉芳也有看法，虽然评点也是正面的，没有恶意，但好感是明显的。他们没有说我和韩玉芳怎样，但我有没有小心思，他们也不知道。
（未完待读，下周三见）
作者的赞赏码——
长按下图、点击赞赏！
前篇回顾：
（本期图片 @吃瓜群众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