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47，复课
据史料记载，上海一月夺权，引起了叶剑英、陈毅等老革命的不满，他们在会上痛斥江青、张春桥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被江青等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黑状，毛主席对老帅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著名的“二月逆流”。 重庆成立“革联会”后，“造反到底”派不但不支持，还扬言要砸烂它，所以“造反到底”派又被称为“砸派”，由于五十四军支持，重庆革联会对“砸派”自然采取压制，加之支持“砸派”的罗广斌畏罪自杀，这也影响了“砸派”的形象和声誉。二月十五日，革联会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判枪决二人，判刑三人，为“镇反”造势。二月十七日，“砸派”反击，在联络站开会商讨召开反对八一五“右倾”的大会，川大八二六驻渝代表甚至提出“坚决向重庆黑警司猛烈开火”。中央军委出于稳定军队的考虑，致信川大八二六，对他们的言行提出批评和告诫。
有了军委的态度，重庆革联会和军队一起抓捕了川大八二六成员和西师八三一头目周荣等人，八一五派趁机砸了川大八二六联络站，并将抓捕人员在北碚和沙坪坝区游街示众。二月二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市公安局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拘捕了十三人，勒令其余人员三天内到派出所登记自首。这样，反对革联会的一些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以反“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量“反到底”成员被抓捕……据说，当时取消反动组织四十六个，抓捕各种反革命二千二百五十三人，包括西师八三一的周荣和工人造反军的头目黄廉等。 虽然这些“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几乎都是针对“砸派”的，对八一五派内部也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原来是战友，观点不同就成了“反革命”，想想还是害怕的。“兔死狐悲”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反对乱抓人”的声音。正好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又称十条），要求支左部队保护各种群众造反组织，不能随意抓捕人，不能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于是，五十四军副军长白冰、副政委兰亦农把八一五的代表接到警备司令部，对不支持革联会的人进行劝导说服，统一思想；革联会也对一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组织平反，释放了一些反革联会的头面人物，如周荣、黄廉等。
二月二十六日，重庆市革联会在解放碑冒雨举行中小学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意在恢复中小学的教学工作。 我在年底回校后没干什么事，期间去说服马维英、孙淑琴参加八一五没成功。我患有扁桃体炎经常发作，看报纸说摘除后对身体不会有影响，还会避免多种疾病的发生，于是我住进了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做摘除扁桃体手术。在此期间，四川出现了一对夫妻老革命造反派，就是文革前被撤职的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男）、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女）。文革中他们起来造反，支持川大八二六及重庆“砸派”，并建议“砸派”改称“反到底”派。五月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红五条）宣布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肯定五十四军“支左”中有成绩，又批评他们“支左”中支持一方压倒一方，支持公安局错捕群众，对造反派中两派斗争的革联会采取回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革委会筹小组由兰亦农、白冰担任领导。“红五条”对革联会的态度引起八一五派的不满，校园内甚至出现反“红五条”的标语。五月二十日，兰亦农、白冰等到重庆大学风雨操场参加重大八一五的集会，称重庆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产物，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红五条”字面上没有革联会实际上有，肯定了五十四军支左就是支持了革联会，还要求“八一五”对“反到底”派要高姿态。五十四军领导苦口婆心的劝导，使重大八一五对“红五条”达到统一意见，表示支持“红五条”，创造了“方糖甜园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的自我安慰哲学理论，并举行游行支持“红五条”。此后，五十四军领导又接见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让他们团结起来支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消除矛盾使两派均接受“红五条”，接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据说，毛泽东五月二十七日肯定了五十四军工作“五十四军的重庆工作做得不错，可供参考”，五十四军领导很高兴，八一五派却以此为尚方宝剑用以打压反到底派。 我们班同学在造反战斗中折腾了半年，也许有点累了，也许“二月镇反”使得大部分人开始反思，也许真是担心学业荒废，于是在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顺势走向课堂学习。但真要复课并不容易。那时学校的领导机构已瘫痪，八一五的头头也不可能来抓复课这件事，所以要想复课只能自己去请老师，看老师愿不愿意。老师怕背上“白专”之名，没有领导组织他们，一般是不敢上讲台的。组织班上复课的主要有周训全、寇伦孝、段国祥和我。在大家同意复课后，我们先去找了代理系主任周老师，让他给我们讲授《自动调节原理》。周老师五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毕业后先在电机系任教，一九五八年恢复组建无线电系时调来无线电系，想其才能出众工作认真，故我们六四年进校时他已是代系主任，为什么有个“代”字，因为他还未评上教授，没有任系主任的资格。文革中他遭到批判，说他名利思想严重，一心想当教授。所以我们去找他上课时，他十分客气也十分犹豫，怕再被批判。后寇伦孝、段国祥拍胸脯打包票，说有什么人敢难为他，我们一定保护他，如此，周老师答应给我们上课。 有一天，我们在沿江路上碰见和我们一派的张老师，说起我们想复课闹革命要找老师，他便自告奋勇地说来上《电机学》，这使我们大喜过望。但是还有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电子技术基础》没有找到老师，我们想起打乒乓时遇到的一位李老师，好像是教这种类型课的。李老师当时三十来岁，年轻漂亮，性格活跃，和学生关系不错。但我们费了好大劲找到她家时，发现她怀孕似乎快要生产的样子。她表示非常想给我们上课，但此时没办法去上。她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姓黄的老师，让我们去请黄老师。黄老师和周老师年龄差不多，四十来岁，个子较高，可能有一米七几，但很瘦，体重不到六十公斤，脸色也不太好，一副黑框眼镜戴着也显宽松。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那种亚健康的人。我们向他说明来意，没想到他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就爽快的答应了，没谈顾虑，也没提什么条件，这使我们意外和感动。 要上课就得有课本，在那个时代到哪里去找课本呢？我们决定自己刻印讲义，要刻讲义就要有蓝本，于是我们又去找三位老师。他们毕竟是做学问的，还保存有文革前的讲义。拿到后，我们立刻翻印，我负责《电子技术基础》的刻写，《电机学》和《自动调节原理》由其他同学刻写。由于文革中经常刻传单刻资料，不少同学都练得一手刻蜡纸字的功夫。。我刻《电子技术基础》让我先了解了一些教学内容，也提前接触到繁杂的网络电路图，对我学好这门课大有益处。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班的复课闹革命也开始了。但要不要请班上原来保皇派来上课发生了争议。一些同学认为不管他们，他们整我们的黑材料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怎么能跟他们一起上课？另一些同学认为这是“复课闹革命”不是“搞斗争”，他们这些“保皇派”现在不保了，也没参加“砸派”，同学还是同学，所以还是请他们来一起“复课闹革命”……最后大家认可了后一种观点，全班同学都进了教室。我们班是全校最早“复课闹革命”的班级，至少是最早的班级之一。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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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路人 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