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在冬天里又看见春天了 | 可以·纪念
今天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
巴金先生不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而且还是新文学史上重要的翻译家。1922年，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了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说，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詹建俊素描
KEY-可以文化于2019年1月推出《巴金译文集》（10卷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巴金先生为其中的《散文诗》《家庭的戏剧》《红花集》《秋天里的春天》所撰写的翻译手记。
《散文诗》译后记
——本文收入于《巴金译文集》之《散文诗》
《散文诗》
[俄]屠格涅夫 著
巴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东京开始试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颇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小小的工作。
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只译出十首就搁了笔，现在回想起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应该是一个原因。
但这并非说我是文化生活社的创办人。不是。我回国时文化生活社的第三本书已经在排印中了。
我是受了文林兄那种苦干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的感动，才决心参加他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说“吃力不讨好”并非菲薄这种工作，只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人做来，它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在别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一经“参加”之后（虽说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的脚就给绊住了。我自己的许多工作也就被耽搁下来。那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试译也应是其中之一。
扉页上是巴金的英文签名，巴金正是在日本开始翻译《散文诗》
我想离开文化生活社，可是文林兄总是这样说：等它有了牢固的基础后，我和你一块儿离开吧。
十年流矢般地过去了。我没有能够摆脱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终没有打好一个牢固的基础。而这其间，我们的国土遭受到敌骑的蹂躏。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可是它仍然存在，虽然不健康，但它毕竟活到十年了。
这十年虽然飞如流矢，却也过得不易啊！为了庆祝它这十岁的生日，我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我非但两手空空，而且“心贫”。
我只好求助于屠格涅夫，向他借一份礼品。他不会拒绝我。花去三个星期，我译完了他的散文诗。我借用他的一句话送给这十岁的孩子：我们要继续奋斗!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最初在《欧洲的使者》上发表时共五十首。总名原是Sanilia一个老人的手记。Sanilia一字是拉丁文，有着“衰老”的意思。后来《欧洲的使者》的编辑Stasulivitch得到作者的同意改用了《散文诗》的题名，沿用至今，本名反为人忘却了。
《散文诗》部分中译本书影
原文果如Stasulivitch所说，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二字。
《门槛》一首，据说是为革命者苏非亚·柏罗夫斯加亚写的，没有收在第一次发表的《散文诗》内，后来也不曾收入全集，在英译本屠氏全集中始终未见这诗。
但一九二〇年柏林版俄文全集第八卷散文诗里却收得有《门槛》。我便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它的。其余的五十首除了八九篇外，全是根据Garnett夫人的英译文转译的。
巴金
一九四五年三月
《最后的会晤》一首追写作者和垂死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最后会晤的情景。
《某某》是献给作者的女友P.维亚多夫人的颂歌。
《老妇》则是作者梦景的真实的叙述。
巴金
一九四七年再记
关于《家庭的戏剧》
——本文收入于《巴金译文集》之《家庭的戏剧》
《家庭的戏剧》
[俄]赫尔岑 著
巴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家庭的戏剧》（A Family Drama或Семейная драма或Рассказ о семейной драме）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
伊凡·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是用血和泪写成的。”C. Garnett的英文译本（六卷本）是根据一九二一年柏林版的俄文原本译出的。
在这个唯一的“特许翻译”的英文译本中，《家庭的戏剧》是第五部的第三篇，一共有四章。在一九四六年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版《往事与随想》中，这却是第五部的最后一部分，一共有八章，还有一章附录：《豪格》。
两种本子在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差异。英译本是以年代分章的，英译本的第一章就是列宁格勒版的第四十三章和四十四章，第二章就是第四十五章《心的迷乱》，第三章就是第四十六章、四十七章和四十八章，第四章就是第四十九章和附录。
英译本中没有一八六三年写的《出发之前》和《到达以后》两小节文章（《追记》排在第四章的最后），但在第三篇篇末却刊出了内容跟那两小节差不多的四则日记作为Addеnda（补充或追加）。
一九四六年版俄文原本中没有这四则日记，只有编者的一个小注：“赫尔岑各年的日记中还有几节在内容上跟家庭戏剧的故事有关。如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在内容上就跟故事的最后两小节相似（全集第十六卷，第五〇二页以下）；还有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也是讲那件事情的（第二十一卷，第一五一页以下）。”
小注中提到的“最后两小节”是《出发之前》和《到达以后》。这里所谓“全集”指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出版的M. K.列门克编辑的二十二卷本《赫尔岑全集》，其中第十三卷到第十五卷便是《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和他的女儿达达
前面提到的英译本的“特许翻译权”大概是从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亚（即达达）那里得来的。娜达丽亚活了九十二岁，一九三六年死在瑞士罗散她的住宅内。
英译本所根据的一九二一年柏林版俄文原本也应该是在她的许可下刊行的。这个本子和一九四六年版俄文原本在分章上的不同，以及在用字上的一些小的差异，似乎都可以归在“变文”里面。
《家庭的戏剧》早在一八五八年就全部写好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五年间写成的）。但一八五九年在《北极星》上发表的却只有《海洋之夜》中叙述作者的母亲和幼子乘船遇难的一节。
关于《家庭的戏剧》，作者不愿意在他生前发表一行文字。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版《往事与随想》第五部（见七卷本《赫尔岑文集》第三卷）中看到的《海洋之夜》也只有三节，可是与乔治·黑尔威格有关的文字全删去了，这是作者自己删改的（既然有删节，因此也有一些改动。作者生前没有编好一个定本，“变文”的出现更是可能的了）。
1979年重来马赛
一九〇八年版波兰A. 布吕克勒尔教授的《俄国文学史》（英译本）中有过这样的疑问：“难道作者的家属永远不让我们见到娜达丽的历史的这一部分吗？”
这个疑问终于得到了答复：娜达丽历史的这一部分在一九一九年由苏联国家出版局印出来了。接着柏林版的《往事与随想》俄文原本又在一九二一年出版，英文译本也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中间出齐。
到了这个时候，乔治·黑尔威格的儿子马塞尔·黑尔威格也不得不把他们家里保存的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信拿出来，希望替他的亡故的父母辩护。他把这些信和其他许多有关的文件全部捐赠给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了。
娜达丽写给黑尔威格的信大约有一百五十封。她不断地要求他烧毁这些信。她写过：“要是你不讨厌我，你就烧掉，烧掉我写给你的一切。”她也写过：“特别要烧掉这封信，我不愿意让别一个人的手挨到它。”
可是黑尔威格始终不曾照她的意思做过。他把信慎重地藏起来，而且在娜达丽本人忘记写明日期的那些信上用铅笔记下收到的日期。
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岑逝世后七个月，曾经在赫尔岑家作过家庭教师的玛尔维达·冯·梅森堡由作曲家瓦格纳尔介绍，写信给黑尔威格，代表赫尔岑家属，要求他退回娜达丽的信件，并且表示愿意交还他从前写给赫尔岑的信，作为交换条件。
黑尔威格回信拒绝，他不愿意“放弃这个防御将来可能有的诽谤的好武器”。他还说：“无论如何，孩子们跟他们母亲的情书不相干。”
巴金
一九七九年
《红花集》译后记
——本文收入于《巴金译文集》之《红花集》
《红花集》
[俄]迦尔洵 著
巴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一件意外事》
以上的两个短篇是根据英国Rowland Smith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
作者迦尔洵（V. M. Garshin，1855—1888）的生平我已在《红花》的“后记”中简略地讲过了。昨天翻读波兰瓦里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史》，看到一段关于迦尔洵的文字，现在把它摘译出来：
……他在爱斯拉战役里中了弹，带伤回家。后来在《四日》里面叙述了他的经历，这篇小说被人称赞为可以跟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颇的回忆》相比的名著。几个月以后发生了行刺罗利司—麦里可夫的事件，迦尔洵的一个朋友被牵连在里面，判了死刑。
在行刑的前夜迦尔洵想尽了方法营救他的朋友，可是他没有成功。
这以后不久他就发了狂给送进疯人院去了。后来他病愈出院。跟一个年轻小姐结了婚，那是一个女医生，她小心照料他，竭力阻止他的狂病的再发。
可是不久《红花》发表，它的读者们就不得不断定这位年轻的作者仍然摆脱不掉疯人院中生活的回忆。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份的狂人，他用尽力气作了超人的努力去拿一朵罂粟花，他以为这朵花是用人类牺牲的赤血染红了的。他想，要是这朵花被毁掉了，人类也就会得救了。
几年以后迦尔洵从楼梯上跳下，终于因此死去。（一九〇〇年伦敦版）
巴金《一件意外的事》译稿
英国利却德·赫尔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也说：
……《红花》是迦尔洵的一篇最有力也最悲惨的小说。狂人想象着毒害全世界的恶都集中在这几朵在病院天井里生长的罂粟花里面，要是他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把这几朵花毁掉，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了。……迦尔洵本人有时也发生过像他在《红花》中所描写的精神错乱的状态，他相信自己真的发见了治疗人间疾苦的万应药，他终于自杀了。（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苏联达玛尔秦科在《论迦尔洵的创作》中说：
……在小说（红花）中，被称为“世界的恶”（作“资本主义”解释）的那种可怕的苦难，以及明白跟它斗争难有结果的自觉被作者用了大的艺术的力量和光彩表现了出来。因此无怪乎迦尔洵在他的创作的这一个时期中只知道一种满足——自我牺牲和死的满足了。……（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迦尔洵选集》）
《红花》出版后，有个朋友向我提意见说，《红花》需要一点说明的文字，所以我在这里抄译了如上的几段文章。至于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两篇小说，它们都是写实的作品，用不着加上多余的解说了。
巴金
一九五一年三月
《癞虾蟆和玫瑰花》
他（伏谢渥罗德·米海罗维奇·迦尔洵）的父亲是胸甲骑兵队的一位军官，他的外祖父是一个海军军官。
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一个革命者（就是他两个哥哥的教师）一块儿离家出走，并且带走了他的两个哥哥；等他到了九岁时，她把他也从他父亲那儿带走了。伏谢渥罗德后来长成了一个反对残暴的专制政治的斗士。……
迦尓洵像（列宾绘）
据说迦尔洵的启蒙读本便是某一些秘密出版的期刊；他八岁的时候就读了《何为》。在他幼年对他有影响的其他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巴黎圣母院》。
社会问题并不是他的唯一的兴趣；就是在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博物学了，再后他又研究生理学与精神病学。
迦尔洵有一个时期很让当时的斯拉夫派的宣传迷住了（那种宣传除了获取东方市场外再没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在一八七八年就去报名，想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在一八七七年他在俄国步兵中当了一名普通兵，并且参加了俄土战争（1877—1878），俄国方面从这个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四日》，这篇小说奠定了迦尔洵的文学声望的基石。
他还写了别的几个短篇，说明那种战争的无意义以及帝俄军队生活的不合理，这些短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并且得到读者群的赞美。
迦尔洵一家中有精神病的遗传；他那两个哥哥都自杀了，一个死在伏谢渥罗德自杀前，一个死在他的自杀以后。
伏谢渥罗德虽然是一个性情快活、身体强壮的青年，可是他在十七岁就发过一次精神病；一八八〇年迦尔洵在深夜到一个贵族出身的酷吏那儿去，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酷吏赦免那个图谋行刺酷吏未成事实的凶手，他个人的这番哀求并没有成功，这以后他就发了厉害的精神错乱症，过了几个月还没有完全复元，后来他住过了两个精神病院，他的病才痊愈了。
在这个时期他到过亚斯那雅·波良那去拜见了托尔斯泰。……
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者（这种小说后来让契诃夫发展到异常完善的地步）、寓言作家、艺术批评家、翻译家，迦尔洵在俄国文学中留下他的影响，而且在那里占了高的地位。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活中间，他一直充满着利他心和热烈的仁爱在工作……
以上五段是从盖尔奈（B. G. Guerney）的一篇关于迦尔洵的短文中摘译出来的。既说是“摘译”，便不是按照原文文法结构的逐字翻译。
我不过在这儿引用几段旁人的话简单地说明迦尔洵的短短的一生的故事。对于这本小书的读者，它们或许会有一点帮助。
盖尔奈提到的迦尔洵拜见托尔斯泰的事，在西蒙斯（E. J. Simmons）的《托尔斯泰传》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我现在把它摘译在下面：
年轻的迦尔洵当时已经接近精神错乱的状态了，他在一八八〇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来到了亚斯那雅·波良那。
他不经通报就在门口出现，托尔斯泰问他要什么，他却回答道：‘我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一杯伏特加和一条青鱼尾巴。’他那使得托尔斯泰喜欢的豪放、快乐的表情和孩子气的笑容上面就现出一种疯狂的样子。
酒和食物都拿来了，他不久便讲出他就是那篇轰动社会的短篇小说《四日》的作者，这小说托尔斯泰也读过，很赞美它。他接着就对托尔斯泰和孩子们讲起他在俄土战争中的经验来，他们全听得出神。
接着他又一口气不停地讲起他那个实现普遍的万人幸福的计划，托尔斯泰对这个很感兴趣，迦尔洵的道德的感受性和他对战争恐怖的抨击一定感动了托尔斯泰。
迦尔洵这个人有一种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无限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在托尔斯泰身上很容易引起反应。几天以后有人看见这个半疯的作家骑在一匹马上，一边自言自语，一面乱舞着手。
迦尔洵是屠格涅夫的朋友。屠格涅夫的传记的作者曾经提到屠格涅夫劝托尔斯泰读迦尔洵的小说的事。
西蒙斯也说过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不该拿他的宗教的著作影响年轻的作家，说是迦尔洵已经成了托尔斯泰的追从者了。
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的时候，迦尔洵还写了《红花》纪念他。
季莫菲叶夫说的“迦尔洵的《红花》中的罹了疯病，不过是高贵的疯病的主人公”，我想，在《红花》作者的心目中大概就是指屠格涅夫吧，季莫菲叶夫又说：“优秀的俄罗斯作家把关于人的自由、关于他同凶恶的压迫者的斗争的梦想放进了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迦尔洵的《红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他准备为了别人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收在这个小集子里面的四个短篇却是迦尔洵的另一类的作品。前面的三篇跟《红花》一样是达玛尔秦科所说的“迦尔洵的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小说和故事”。
达玛尔秦科说：
迦尔洵创作的第二个时期的作品的特征就是完全明白的、确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它们全充满着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在人民的理想与资产阶级的现实中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的意识，自己的理想毫无力量的意识。
在迦尔洵创作的这种演进上反映出来了七十年代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历史的发展……
在另一处达玛尔秦科又说：
英勇的棕榈树阿塔勒亚·卜林塞卜斯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和故事《并没有的事》，里面的昆虫们在大靴子踏来时候的无力自卫，跟小说《夜》的主人公的自杀决心一样明白地说明了‘哭的人’（迦尔洵在他的某一篇小说下面署了这样一个笔名）的世界观的本质。
中译者不想在这里添说什么了。
四篇故事（我想叫它们做“寓言小说”）中，第一篇和第四篇是根据英国R. Smith的《信号集》（The Signal and Other Stories，1912）的英译文转译的。
第二篇和第三篇则是根据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刊行的《迦尔洵选集》（只收了八个短篇）中的原文，对照着R. Smith的英文译文译出的。
译完了重读一遍，觉得译笔实在拙劣，没有能保留下原著的风格，记得盖尔奈曾经慨叹迦尔洵的著作没有好的英文译本，他说几种英译全不好，他指的当然是风格，我担心我的译文比英译文还差。
巴金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
——本文收入于《巴金译文集》之《秋天里的春天》
《秋天里的春天》
[匈]尤利・巴基 著
巴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
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
巴达查尔师傅这样的人恐怕是有的，生为优伶之子而且日与卖艺人为伍的巴基很有机会见着这种人。
然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巴达查尔师傅的神秘的定命论，这在巴基的小说里没有别的作用，只是一个装饰，用来掩饰，或者取消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它不带一点反抗性，而成了一个温和地悒郁的故事。
在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他却写得很美丽，很能够感动人。就是在这个温和的悒郁的故事里，我也感到了一种反抗的心情。
我读着：“不管我怎样为着它奋斗，后来总是别一个人（穿得很阔气的小姑娘）把我那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扔一个肿脸的坏玩偶来满足我。”
我的身体在燃烧了。小太阳，你上了你爷爷（巴达查尔师傅）的当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两个拾来的孩子的遇合成为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生活。
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
学生亚当说：“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春天永不会来了。”这是个大错误。反而是教员巴南约席说了更正确的话：“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许多，许多更美丽的，……我这样相信着。
1979年巴金与徐迟摄于巴黎
四年前一个春天里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如今在那个人用了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断了以后，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是在冬天，我读着下面的话：
是在春天。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每次经过了充满杀气的冬季而来到明媚的春天，我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固：我觉得经过一次与恶魔搏战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给了我一切。
卢森堡的枯树发了新芽，塞纳河的潮水重新泛滥，蛰伏的昆虫又起来活动。死的，睡的，静的，一切都新生了，醒起了，活动了。我的生涯曾是如此绝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气给了我。使我仍抱着坚忍的决心与环境搏战，使我不屈服于敌人之前。……
春风，我感谢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忆；春天，我感谢你，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生命是无处不在，……
读了这样的话，我在冬天里又看见春天了。
我并没有欺骗自己，甚至就在这时候，就在寒风割着我的两耳，手冻僵得几乎不能执笔的时候，我还相信着四年前在一个温暖明媚的春天里写下来的话。
那一个美丽的春天并没有灭亡，它至今还存在我的心里，因为正如《桃色的云》里面的土拨鼠所说：“春天是不会灭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会灭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里，巴达查尔师傅会把小太阳给学生带回来，于是两个拾来的孩子又会遇在一块儿了。
我们用不着像学生那样地呼唤：
春的爱啊，不要飞去，快留停。
啊，留停吧……长留在我的心。
因为春的爱是不会飞去的。
巴基像
最后再说几句介绍巴基的话。
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曾经被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很广。
他是一个优伶之子，自己也是一个优伶，曾经饰过莎士比亚的名剧中的主角如哈姆莱特之类。
他因参加欧战而作俄军的俘虏，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际，将他的苦痛的情怀写入诗歌，成了悒郁悲怆的调子。
他的《牺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亚生活之记录。以冰天雪地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牺牲的精神，以及诗人的敏感的热情与有力的描写，无疑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象，引起许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
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即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
自然这情形是那般少爷小姐们所不能了解的。所以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的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贵族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知道爱吗？”那么他们就不要读巴基的小说吧。
《秋天里的春天》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说被译成中文的有钟宪民译的《牺牲者》（长篇）和《只是一个人》（中篇），索非译的《遗产》（短篇）。
我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有时候也把那些译出来便成了累赘的形容词删去一两个；我不喜欢按字死译，所以把Animo一字有时译作“心灵”，有时译作“灵魂”；Sopirfloro一字就只译作“鲜花”。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有几个，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别在这里声明一句。
巴金
一九三一年的最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