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美国，除了让孩子学习，你问过孩子最需要什么吗？

Steven和斯坦福医学院同事在一起

A：Steven Sust 苏宇禾

北加州 San Mateo、Santa Clara Country 青少年心理医生，斯坦福医学院临床指导，创立青少年早期介入项目和华人健康项目，经常为硅谷社区做义工。

Q：PACPC编辑部

PACPC - Palo Alto 华人家长会，隶属于美国加州非营利性组织WizChinese。通过组办活动，分享信息，帮助华人居民增进交流，丰富生活，融入社区。

文、图、翻译 | 竞波                                                                                                            

采访 | 竞波，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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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Steven，是在Monica创办的Palo Alto家长读书会上。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女主人美丽的客厅里坐满了家长，有搬来美国不久的，也有20多年的老居民。读的书是《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在医院加班结束赶来的Steven，显得有些疲惫，微笑着向大家问好。刚落座，家长的提问就一个接一个地向他而来。

在这个社区，预约心理医生的门诊要提前几个月。而现在，青少年心理医生Steven Sust就坐在眼前，他也是华人家庭长大的ABC。难怪家长们觉得机会难得，想多听听他怎么说。

读书会变成了与Steven的问答环节。面对众多家长，年轻俊朗的他从容应对，令人影响深刻。于是，我们约他单独做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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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作为ABC，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后代，你从小就是好学生吗？

A：我的父母在60年代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像很多华人父母一样，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可惜我小时候并不是“好学生”，容易走神。对华人家庭来说，这样的孩子很令人头疼。我父母总说，你为什么不能集中注意力，为什么不做功课。直到进入大学，我才找到方法使大脑更专注。

我在大学上了一门课，《性格发展理论》，讲述了Eric Erikson（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的学说。Eric说，一个人的性格发展需要经过9个阶段。在最后的阶段，80岁或90岁，你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是否值得度过，是否满意，有没有遗憾。这段话给我很大震动。

那时候我21岁，准备上医学院，但并没有决定是否从医。如果到了90岁才意识到选错了路，就太可怕了。我决定花一段时间想一想。爸爸妈妈说，你不能这样耽误时间，你可能再也回不去学校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医院工作了几年，还参加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关于基因、大脑和精神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次，一位病人家属对我说，为了这个病，我们全家付出很多。你们能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的感激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意识到，是我们的工作让他们有了希望。能带来这种希望，对我非常重要。我决定继续申请医学院。

学医是一个很大的投资。4年医学院加上3-7年的培训，这是人生22-30岁的青春时光。这之后的人生也都在治疗别人的疾病。虽然很多人在21岁时可以下决心，但我不行。暂停5年之后，虽然还是决定上医学院，但这个经历让我终于找到了目标，对我后来的工作也非常有益。

Q：在你看来，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A：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为家族负责。孩子的成绩令家庭骄傲，获得尊重，也会带来财富。

我的父母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下长大，来到美国，尝试用不同方式养育我们。但还是近乎本能地要求孩子努力学习，小学、中学、高中，成绩要好，申请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挣钱、结婚、生子，存到足够的钱退休，无忧无虑，这就是成功和幸福。

我走的路有些不同。我后来得以进入医学院，并不是因为成绩好，而是相比其他21岁的申请人，25岁的我有更丰富的工作经历，也更专注，更明确自己的职业选择。这些对招生官员很有说服力。

升大学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台阶。名校确实能提供很多机会。但是，即使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收益也会非常有限。

我和朋友同事经常聊起来，小时候把名校看得那么重要，很是好笑。在现实中，这些只能帮你一定程度。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对不起你被解雇了，没有人在乎。

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为什么成功只能有一个定义呢？与其改变自己的人生去符合一个定义，孩子们更应该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去探索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并把它说出来。

Q：从心理医生的角度，你认为华裔父母应如何与在美国成长的孩子交流？

A：现在的孩子从父母、同伴、老师、社区、和社交媒体上接受到的信息太多。他们需要面对这一切，寻找认同感，发现我是谁，从家庭汲取什么样的价值观，自己发展哪些价值观。

这些探索将从14岁持续到25岁。到25岁的时候，孩子可能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长应该有耐心，鼓励这样的探索。因为，进入社会之后，他们会遇到很多好的、糟糕的、或者不那么好也不那么糟的事，需要有分析和判断能力。

是的，他们有同伴。但同伴又能知道多少呢？同伴真正了解你吗？他们知道什么对你最重要吗？我最信任的人是谁，谁最为我着想，谁能帮助我找到答案，这些对孩子都非常重要。

我读过英文版的巴金小说《家》，很喜欢。虽然结尾是个悲剧，但故事讲的也是在家庭文化、父母的期望，以及孩子的追求之间的冲突。这也是我在工作中经常看到的。

华人家庭和其他家庭一样，需要尽早建立信任和亲密的关系。现在不打竹板了，但旧式传统还留有痕迹，还有很多负面的指责。这是孩子们想逃避的。

你们的孩子都想成为好孩子，不想受到惩罚和责难。他们需要的是正面积极的关注，需要认可和称赞，不是仅仅注意哪里不小心又做错了。

有些家长喜欢指出毛病，提醒孩子注意，然后说，我这么做是因为关心你，否则我才不说呢。这不是有效的方式，只会使孩子的自我感觉变得糟糕。

改变行为的最好方式是正面反馈。赌场里的老虎机，还有电子游戏，在你得分的时候会用很多影像和声音来大力叫好，让你继续玩儿下去。负面反馈没有这个效果。如果你的女儿穿了一条新裤子，大家都说美，她会继续穿这条裤子，还可能加强锻炼，让体型更好，得到更多的夸奖。

家庭内部应该做一个讨论。我们希望彼此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家往下如何发展，目前的交流方式能否达到目标，哪些可以改变。也许家长目前忙于赚钱养家，这些问题需要先放一放。那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就决定先接受现实，以后再来解决。

哪一位家长愿意对孩子大喊大叫呢？看到家长遇到困难，我会想起我妈妈，一个人带大三个儿子，非常辛苦。每一位家长都在尽最大努力，有些看上去不完美的时候，也许超出彼此的忍受能力了，也许太赶时间，或者缺乏应对技巧。我们可以交流如何摆脱困境。

家长要相信，孩子是非常爱你们的。即使长到18岁，上大学了，他们想要的都得到了，他们也十分需要你。在美国，作为一个成年人独立生活，需要学习的事情很多，而这些你们都懂。如果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永远是后盾，就不会那么害怕。

家长可以传承价值观和美德。比如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家庭成员。孩子可能不全盘接受，但这些基本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小时候，有一次和爸爸开车路过动物园。我说想去看猴子。爸爸说今天要上班，以后再说。我当时很伤心，但很快就忘记了。

第二天，我正在幼儿园里坐着，爸爸突然出现了。我吓了一跳，以为又惹麻烦了。爸爸说，一起去动物园吧。

当时我的脑子都要炸了！因为 - 爸爸听到我的请求，理解这对我有多重要，他记住了。而且，第二天他就到幼儿园接我，花了一整天和我呆在动物园，这是很多家长不会做的事。怎么能让孩子逃课？！

那天爸爸送我回家，就又去上班了。即使后来他对我的作业发火，我也记得这一天。

我上医学院的时候，祖母去世了。爸爸妈妈说，医学院很忙，不用赶回来。好好学习吧，你的病人需要你。我在电话上说Yes，Yes，就像很多ABC孩子一样，只是点头，其实并没有注意你在说什么。

打完电话，我立即发电邮通知医学院院长，说我要参加葬礼，不能参加期末考试也不能上课了。然后抓了一件西服，一路长途开车赶回家。妈妈迎出来，表情是她早就知道我不会听话的。

爸爸妈妈传达给我，学校和事业很重要，但家人更重要，这影响了我的家庭观念。返校之后，那些考试还在等着我，医院的工作也在等着我，但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祖母的面容了。

Q：家长的交流方式改变不了，怎么办？

A：家长们的理念和方式不容易立即改变。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位能倾诉的人，来弥补和家长之间的距离。这位导师可以是表哥、叔叔、邻居、老师，90%的孩子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喜欢的导师。

我在斯坦福辅导过不少学生。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上医学院？”

“我想帮助别人。”

“教师、社区工作者也可以帮助别人，为什么当医生呢？”

有些学生会愣一下，“我不知道......”

成年人有责任帮助孩子们了解，任何职业都比他们想象的更复杂。与其总强调应该上哪所大学，不如多问问孩子想做什么，有什么问题，然后带着他们找到答案。如果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就帮助他们找到有经验的导师。

Q：你曾经说过，希望家长们成为新一代华人父母，能说具体一点儿吗？

A：我希望这里的华人家长能够跨越文化、传统和理念的障碍，形成一个社区群体，互相支持。

我看到分歧，看到隔阂，看到一些感觉孤单的家庭。我听到更多的，是孩子要好好学习，成绩好，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而不是，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体验究竟如何；作为ABC，生活在周围都是美国人的环境里，孩子会有什么感觉。

社区的缺乏，使家长们无法顺畅地说出自己的焦虑。孩子们也很难产生信任，不愿主动交流，以为只能自己一个人承担。这就像屋里明明有一头大象，而所有人都不愿意说出来。（这也许和“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作为医生，诊断病情很重要，但家庭及早发现也很重要。在孩子来看医生之前，家长一定已经觉察出异样，潜意识里担心很久了。“我女儿和男朋友分手一个月了，她好像整个人都变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寻找帮助。我在社区做义工，就是希望能尽早交流，尽早介入，阻止发展到要治疗的地步。

很多家长不太了解，好的社区也可以是很安全的，是可以放心讨论的，不用担心被评判，不用担心被公开到微信群里。

Palo Alto已经有很多善良热心的居民在自发组织华人家长会、读书俱乐部等等。在读书俱乐部里，听到其他人的分享，很多家长立刻如释重负，自己的孩子虽然难对付，但其他孩子也一样，大家都在经历养育的过程。

遇到问题，社区可以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渡过，力量很大。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让孩子可以互相分享，家长可以互相分享的安全港湾，鼓励大家交流。下一步，就是改变对话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在这里生活所需要的文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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