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圭：我是怎样学中医的
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指导实践。
没有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则难免误诊误治。
反之，有了一定的理论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也易误事。
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
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
古人读书，有“三到”之说，即“口到、眼到、心到”。
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后人又加上手到，即要求勤记笔记。这四到，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
我青年时代，因文化程度不高，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懂，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
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逐渐上溯到《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
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首先读《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书，做到能熟练地背诵，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
根据我的经验，年青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因年轻记忆力强，一经背诵，便不易忘记，可以终身受益，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即在那时养成。我平生所读之书，以明清著作为多。
清末民初，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
“《内》、《难》、《伤寒》、《金匮》为医学之基础，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最早者，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迨至明清诸名家，于温病尤多发挥。”
金氏这段话，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棒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
治《伤寒》、《金匮》，宗《医宗金鉴》。温病宗《温热经纬》。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清·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以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均是煌煌巨著，内、外各科具备，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其他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平居亦常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
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
清·章学诚说：
“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
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
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别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到。
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节录，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
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进了一步。
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
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
这四到，不仅互相关联，而且互相促进。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由于教学须编讲义，写稿须找资料，只好多读多看，勤记勤想，因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
韩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又说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求师问业，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
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
迨至壮年入蜀，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环境、民情风俗、用药习惯等等，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
解放后到了北京，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名医云集，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各出所学，互相切磋，获益良多。
古人为学，提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话很有道理。司马迁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一来由于
“天人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
同时他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
历览天下名山大川，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国版图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发病特点等，各地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医学流派等，这是由来已久了。
如《素问·异法方宜论》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治疗的差别，提出
“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的主张。
因此，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不但不耻相师，还要转益多师，不囿于门户之见，也是克服局限性，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自己曾从“行万里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有深切的体验。
老前辈读书多，经验丰富，并有某种专长，向他们请教，得益甚多。同辈亦可互相研讨，交流经验。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元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
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
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各地中、青年中医，与我联系者颇多，对于中青年医生，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例如，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写了《银翘散的研讨》—文，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
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
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做到集思广益。
从前有人说，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
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与实践。
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比如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学医人费”之讥。
反之，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又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
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写道
“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
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
我从前曾写过一篇《肺病失治记》，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可以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
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便感到由衷地高兴。
附小诗一首，借以自勉
满目医林气象新，姚黄魏紫竞芳馨。
神功共赞金篦术，奇效还夸玉函经。
病翮何须嗟蓬落，奋飞尚拟向青冥。
欣逢四化千秋业，指路遥看北辰星。
文摘自《名老中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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