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中医大师比“熊猫”还少

黄帝有道 2020-09-20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知识体系，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从主流医学地位上被赶下来，不仅独霸中国医疗市场几千年的美景也不复存在，而且还被贬为“封建旧医”、“封建糟粕”、“不科学”、“伪科学”、“反科学”。

鲁迅、陈独秀、胡适、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师们，在接受了西式文明的观念后，几乎无一不骂中医。
老海归丁文江更是将骂中医当成了一种“休闲方式”和“生活的乐趣”，他写了一付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中医药在解放前曾几度险些被废除，在解放后的50多年中虽然受到了政府的空前重视，在法律和宏观政策上也得到了坚实的保障，但早已西化了的社会观念对具体的中医工作带来的却是：用现代西方科学的方式来“关心”和“提升”中医药，用“西式的游戏规则”来管理中医药，让中医药在“与时俱进”的自我陶醉中，从“失身”开始，接着“放弃自我”，到了最后必然将“命也丢了”。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方向错了，即使坐上了最先进的汽车、飞机、航天飞船，只能更快地偏离目标，甚至永远都不能到达目的地。　　按照现在这种“表面辉煌、内涵衰微”的局势演化下去，要不了多少年，纯正中医药人才将消失，中医医疗市场份额将进一步趋于“零”，在世上最多只能留下一个中医药的“空壳”。说得消极或夸张一点，这门独特的优秀的人类健康事业正濒临或正处于“安乐死”的状态。　　几千年来用比小白鼠更有价值的无数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中医药学术这门伟大的文化遗产终于“与世界大同了”，向“科学化”、“现代化”方向迈出了步伐，取得了辉煌的“现代科研成果”，但却没了自我的学术特色和临床优势，整个20世纪没有创造出具有东方学术特征的中医药创新成果。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庆幸的“革命”呢，还是一种“悲哀”、抑或一种“罪过”呢？事实上，中医药发展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杞人忧天……　　经过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中医药虽然走进了21世纪，但却已是遍体鳞伤，元气大亏。具备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能力、能够拥有极强的“天人合一”整体思维、能够不需任何仪器设备的帮助就能“司外揣内”诊断疾病、能够熟练使用理法方药和辨证施治的真正的纯正中医师还有多少？

从1990年国家首次选拔具有较高学术和临床水平的老中医药专家带徒以来，至今已进行了3批，每批500余人，由于其中有不少专家连续带徒，因而有重复计算，所以总数不会超过一千五、六百人。巧合的是这个数与全国现有的大熊猫数1600余只基本上相当，但需要指出的是，大熊猫这个数就是实打实的具有这么多数量的大熊猫。

而这些被官方确定或者说是任命的具有“合法性”的师带徒老中医药专家就有不少水分了，并非都是真正的纯正的中医师。以前的中医师不管是草根出身还是御医，都是从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真刀真枪”打拼出来的，没有真功夫就站不住脚，绝对没有论资排辈和靠关系弄个什么国家级、省市级的头衔之说。　　现在还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邓铁涛、路志正、朱良春、程莘农、颜德馨、周仲瑛、李振华、王绵之、何任等够得上国宝级大师称谓的全国著名中医专家的数量，已经屈指可数。有人估计，全国已不超过100位，可以说是比同是国宝的大熊猫还要稀少，按理他们也应当成为“濒临保护对象”了。
难怪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调侃到：“我们是一代‘完人’，完蛋的完”。当然，仅仅给予保护还是不够的，毕竟中医大师还不是单纯的文物，这是一种不能断代的必须生生不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资源和医药健康资源。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转变科学认识观念，给中医药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软硬环境。
目前在世的这些国宝级老中医药专家多在八、九十岁以上了，说得悲哀一点，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些“末代中医”大师们终会逐渐离开我们，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再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纯正的中医看病？难道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医，很快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到那时，难道我们还有脸面到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去引进本该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纯正中医吗？　　客观地讲，就是这批目前处于中医临床最高水平的顶级大师，虽然他们在临床诊疗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体上仍难与20世纪上中叶的肖龙友、冉雪峰、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李斯炽、王文鼎、岳美中、沈仲圭、秦伯未、章次公、杜自明等他们的老师辈大师相比，而今他们自己的徒子徒孙们更是早已不能遵循他们的道路成长，显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纯正中医。可谓一代不如一代，要不了多久必定会“绝代”，留下来的只会是中医的一个空壳和一大批现代化教育培养出来的虽然学贯中西但就是不能用纯中医方式治病的“现代新中医”。
　　如果按照反中医人士的错误观点而取消了中医，那么，没有中医介入的中国医疗服务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在缺乏现代医疗服务和设备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基层，老百姓看病将更是难上加难。要全部采用西医医疗服务，按照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情况来计算，中国政府的财政和中国人的收入根本就承担不起13亿中国人的医疗消费。再次遇到2003年SARS那样的疫情，中国的患者将会受到更大的病痛折磨和出现更高的死亡率。

由此引发我们的一下思考：

中医药是后继有人还是已处于“末代”或正在“绝代”？百年来“套上西装”的中医药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洋相”？造成中医药目前这种“中不中、西不西”境况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来修正这种偏离目标的“现代化飞行”？中医药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在现代西方文明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求得生存发展？中医药在被卷入是否为科学的“伪命题”的争吵中还有活路吗？为什么要提出“东方科学”新概念，给中医一个恰当的公正的学术“名份”？中医药的明天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