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上工”境界是怎样炼成的

黄帝有道 2020-09-19

导读

熊继柏,男，1942年生，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13岁开始习医，16岁行医，被湖南省人事厅、卫生厅评定为湖南省名中医。自幼熟读中医经典，从事临床实践50年，善治疑难病和急性病，临证经验极为丰富。从事中医教学20余年，主讲《黄帝内经》、《难经》、《金匮要略》及《温病条辨》。历任湖南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及经典古籍教研室主任。曾8次被湖南中医药大学评为优秀教师、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2006年应邀赴非洲为阿尔及利亚总统看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熊继柏教授一直从事中医经典教学，对中医经典理论十分熟稔；一直坚持中医临床，是一名纯中医，其临诊问疾，善于抓住主症，详辨舌脉，思路清晰，辨证准确，因证立法，因法处方，因方遣药，随症加减，理法方药，丝丝入扣；临证从不开无汤头之处方，其临证医案，简明扼要，章法清晰，可为临证教科书的范本。代表著作有《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疑难病辨治回忆录——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观涛按：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一个迷茫之中:到底中医是“大道至简”,还是“博大精深”?——很多专家的说法各持己见，让中医学习者莫衷一是！直到，我亲自拜访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熊继柏教授之后，才对这个困惑得以释然。从此，我坚信：最好的中医体系，必然是大道至简、执简驭繁的。于是，我约请熊继柏教授为广大中医学子撰写此文。在熊老的家里，我得到熊老的热情接待，成为我心中异常温暖的回忆。熊老的下面这段话（红色字），成为影响我一生的“新经典篇章”。

中医辨证很复杂，脏腑辨证、经脉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还有伤寒六经辨证，还有卫气营血辨证，还有三焦辨证，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东西：八纲辨证。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无论是外感的，还是杂病，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八纲辨证。我们年轻的医生去看病，学起来好像很零乱，但要融会贯通的，有个基本点，就是八纲辨证。八纲中阴阳是戴帽子的，只是分类而已，基本的落脚点还是在表里寒热虚实。

简单一点讲，临床的病证特别复杂，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个辨证习惯。当然在病房就有这个余地，在门诊上你没有这个余地，一个下午要看六、七十个，哪有时间去想是三焦辨证还是卫气营血辨证……，我有个死办法，就两条标准，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可能达到100%。

第一个是疾病的性质，也就是病邪性质，比如肿瘤病，是寒，是热，是痰，是瘀……，这是要搞清楚的。第二就是部位，它的病变部位，我们讲的部位不是解剖部位，不像西医学讲的微观，因为我们不是微观的学说，不是要动刀子，我们讲的整体部位，中医的整体部位是以脏腑经络为部位，是以表里上下为主要的病位。那么就应该弄清是哪个脏腑系统，是哪个经络系统，是表还是里，是上还是下，大概的部位啊！

我们首先要搞清这二点。第一性质，第二部位。年轻人当医生，你不妨学学我这方法，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掌握了，就抓住了辨证的要领，那么一个病人到你面前三两下就能把他搞清楚了。只有你大的方向清楚了，才不会产生错误。我经常说：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现在还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的人，把中医人为的复杂化。很容易让后人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还怎么学中医啊？！

怎样成为一个疗效卓著的临床家呢？

怎样成为一个疗效卓著的临床家呢？我不讲空的大道理，而是结合我个人从医五十年的体会，和大家毫无保留地谈一下。坦率地说，我的临床已经搞得很不错了，在《内经》里面讲，“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上工治病十个里面要有九个见效，中工治病十个要有七个见效，下工治病十个要有六个见效。我实话说：我熊某人上工算不上，但是比起“中工”我恐怕要高一点。我经常讲，找我看病的十个病人，有八个是见效的。第一，我是对自己用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第二，我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我看100个病人有80个是见效的。当然，很多病我不可能一下就治好，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治好，我还达到古人的“上工”水平，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有效率我还是能够达到的。

我临床很熟，很快，诊断的反应敏锐，特别敏感。病人一到我的面前，我就特别敏感，我的眼睛、耳朵快得很，感觉特别灵敏。我讲一个故事，当年我还没调到湖南中医学院之前，我在一个基层县里当中医大夫，那时候是我走到哪儿，都围一大堆人在找我看病。基层的农民很纯朴，他们可不管我累不累，我睡觉他们就围在我家门口，我上厕所他们就跟着我等在厕所门口……。有一次，我在理发店躺在椅子上面理发，外面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我看病了。突然，有一个小孩被人抱着，急急忙忙要推理发店的门。我跟理发师说“快停，外面来了个白喉病人”，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呢？你没看到病人怎么就知道是白喉？等病人被抱进理发馆，我就问他是不是白喉，抱孩子的大人连忙说是，人民医院刚刚确诊。大家都感到愕然，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到底怎么知道是白喉病呢？我告诉大家：白喉的咳声是犬吠声加暴喘，这个患者的犬吠声非常特殊，呼吸急促，我的临床感觉非常敏锐，当病人还没有被抱进来的时候，我就隔着理发馆的窗户听到了病人的这种特殊喘息，这就是临床功夫，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电掣雷鸣的“条件反射”。我列举我亲身经历的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大家可以学习怎样用经方来治病。不过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们搞临床的医生绝不能只用经方，因为用方是随证而取的，是因证选方、因方遣药，方与证必须合拍。我在临床上并不只用仲景方，而是经方和时方同用，因证选用，不能分彼此。我们不能像武术界一样有门户之见，中医的关键在于融会贯通，在于全面掌握。对于疑难病的辨证，我的体会是“辨病性，辨病位”，就可以“如理乱丝，如解死结”

病案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案

徐某，男，19岁。患者于加拿大留学期间发病，表现为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在加拿大医院诊断为“癫痫”，遂回国于某医院住院治疗。做了脑电图、脑血流图、CT等检查，诊断仍为“癫痫”，治疗效果不佳。于是找我看病，其症状表现为阵发性发作，首先是胸闷，紧接着舌头僵硬，不能说话，然后就是气喘，即胸闷、舌僵、气喘三个症状，发作后尚有数分钟时间感觉头昏，呼吸气短，兼见口苦、口渴而不多饮，喉中多痰，每次发作少则数分钟，多则10余分钟，发作间隔无规律，或两天一次，或一天一次，或一天四五次。我们中医里面所讲的癫痫是什么症状呢?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或者口吐涎沫，喉中如猪羊叫声，四肢抽搐，移时复苏。中医学中无论哪一本书描述都基本是这样，只是用字遣词有一些区别而已，都是先突然昏倒，然后四肢抽搐。但这个病人我连续三次问他有没有昏倒，回答都是没有，问他发作时是否清醒，他说清醒，也知道父母在叫他，但就是舌头僵硬，不能说话。没有昏倒，也没有抽搐，只是阵发性地胸闷、气促、舌僵。除此以外。据其家属所述，他发作的时候，嘴唇乌黑色，脸色发青，手指甲发紫。查舌苔黄腻，脉滑。这是什么病呢?西医虽然诊断为“癫痫”，但如果按照中医“癫痫”的主症来看，还不能够诊断它是“癫痫”。所以我只能称之为“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

所以病机就是痰热瘀阻于胸膈，影响心肺功能。那么选什么方呢?针对痰热结聚在胸膈选了小陷胸汤。小陷胸汤是用来治疗小结胸病的，《伤寒论》中说：“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尽管他是胸满，不是胸中痛，症状表现不一样，不能把他诊断为小结胸病，但是可以借用此方来治疗痰热结聚于胸膈，因为病机是一样的。小陷胸汤是治疗痰热结聚在胸膈的。要弄清是否有痰热，就必须看舌苔，如果舌苔不是黄腻、黄滑的，那就没有痰热之证，不能够用小陷胸汤。这个病人正好舌苔黄腻，因此用了小陷胸汤。但小陷胸汤不能祛瘀，于是加了第二个方。《妇人良方》里面讲妇科有产后三冲：败血冲心、败血冲肺、败血冲胃，其中败血冲肺的症状是喘促欲死，面色发黑，用二味参苏饮治疗，组成是人参和苏木两味药。而这个病人不也正是瘀血阻滞在肺而发喘吗?故将小陷胸汤与二味参苏饮合用，服药两个多月，患者痊愈。

通过这个病人的治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方和时方完全可以合用，什么情况下使用主要就看证与方是否相符，方证相符就可以使用。我们中医开处方，一定要开出汤方来，如果开不出汤方来，那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中医，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中医。方剂学是我们中医入门最基本的课程，如果连方剂都不熟，怎么能算是入门?比如看一个风热感冒的病人，开银翘散自然没错，但你开完银花、连翘以后，就不晓得下面是什么药了，于是就黄芩、板蓝根、蛇舌草、蒲公英乱加，只晓得这些药是抗病毒的，但这个方还是银翘散吗?自然不是。所以我们用古人的方有三难，第一难就是要背。跟着我学看病的人，包括一些教授级的，我给他们的要求就是背500个汤方，可是就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博土生，连300个汤方都背不下来，一个医生如果连300个汤方都背不好，还当什么医生?第二难是要熟。怎么个熟法?就是我们必须掌握每个汤方的整体功能，这是关键。中医和西医用药不一样，西医用药大部分都是单体，而中医用药则大部分是配伍使用，配伍以后的药，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麻黄，在麻黄汤和小青龙汤中的作用都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可是在麻杏甘石汤中，麻黄还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的作用吗?完全不是啦!《伤寒论》中讲“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不过我在临床治疗喘而大热的，依然使用麻杏甘石汤。小儿急性肺炎的高烧、暴喘，麻疹后期肺炎的高烧、暴喘，我都用麻杏甘石汤，而且效果很好。这里麻黄难道还是发汗解表和散寒平喘的作用吗?自然不是了。这里起主要作用的石膏，石膏辛寒，可清肺胃之热，但只用一味石膏来清肺热效果并不好，因为热邪郁遏在肺，只有顺从肺的生理功能，通过宣发才能将热邪解除，于是就借助于麻黄，以石膏为君药清肺热，以麻黄为佐药宣肺气。因此用麻杏甘石汤治高热的时候，石膏与麻黄的比例应该是5：1到10：1，热度越高，石膏就要用得越重。麻黄配桂枝可以散寒发表，麻黄配石膏可以宣泄肺热，麻杏苡甘汤又能宣表湿，麻黄连轺赤小豆又能治湿热发黄，配伍一改变，作用和功能就改变。因此同一味药在不同的方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徐大椿曾言“用药如用兵”，一定要对药物在不同方中的功用了如指掌，才算达到了熟的程度。第三难，把汤方背熟了以后，如果始终没有用过，仍然不是你的。只有经过自己在临床上应用，而且不止一次的应用，经过十遍、百遍，甚至于千遍、万遍的应用，才能将这个方完全掌握，才能对它加减变化的规律非常的熟练，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我们用仲景的方是如此，用后人的方也是如此，就像此例中用小陷胸汤不只限于小结胸病，就是从痰热阻于胸膈这个病机出发的。

辨证论治的根本在八纲辨证

中医治病必须辨证论治，不能辨证论治的医生，绝对不可能当个好医生。岳美中老师曾经批评几种医生：第一种医生是开方医生，就是在名老中医那里偷两三个方，一世就卖这两三个方，感冒病人来了用这个方，妇科病人来了也是这个方，肚子疼还是用这个方。这种医生在我们中医队伍里面有很多。第二种医生叫用药医生，就是按照病人的症状去开药，头疼就用川芎、白芷、细辛、蔓荆子、菊花，肚子疼就用厚朴、广木香、陈皮、乌药，腰痛就用杜仲、牛膝、续断、桑寄生，那病人要是讲30多个症状出来的话，你怎么办?因此这样开出的处方必然是乌合之众，怎么能够治得好病?而岳美中老师所讲的三等医生才是辨证医生，辨证医生还只是刚刚入门的医生。辨证的水平如果高了，那就是入细医生，辨证如理乱丝，用药如解死结，这是四等医生。最上等的医生应该是辨证细微，用药确切，旁人治不了的病一到他手，往往妙手回春。所以辨证论治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中医临床水平的高低，一个中医是不是好中医，完全取决于如何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方法我们学了很多，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到底要用哪一套?其实我们读仲景之书就已经知道了，《伤寒论》虽然是讲六经辨证，但实质上始终贯通了八纲辨证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以我们临床上不论用什么辨证，它的总纲都应该是八纲，各个不同的辨证方法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考虑的。八纲中，“阴阳”只是个提纲，是大的分类，而落脚点是六个字“表里、寒热、虚实”。我个人认为，凡是外感病重点要解决好“表里寒热”，凡是内伤病重点要解决好“虚实寒热”。对于疑难病的辨证，我的体会有两个：第一是辨病邪性质。一定要辨清属风、寒、暑、湿、燥、火哪一种，或是以哪一种为主，内伤的辨清是痰饮、瘀血，还是食滞或情志。第二是辨病变部位，我们讲的部位不是西医的解剖部位，而是中医的生理系统部位，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与六腑相表里，五脏主五气，五脏主五官九窍，五脏主十二经脉，五脏主四肢百骸，而且五脏还与自然界相通，中医的理论完全是讲五脏的，我们就应该按照中医这种理论系统去分析，藏象的关键在于“象”，我们注重的是生理功能，而不是解剖位置，所以确认病变部位，一定要以“脏”为中心。那么把病邪性质和病变部位两者搞清楚了，就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也就是岳美中老师所讲的“如理乱丝，如解死结”。

学医所走的道路

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我从不隐讳我的出身，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因为我在农村工作了20年，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年医生，我对城市也有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湖南中医药大学教了30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的几所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都不是一次、两次，几乎可以说，在中医领域讲课我是讲到了最高讲台，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也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下面，我就着重讲讲我最初学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从十几岁开始是怎么读书的。

我所读医书书目，折射出我医学临床思想的“源泉”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就四个早晨，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嘛，就四个早上背完了。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现在要我背我还背不下来。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歧黄”，歧伯和黄帝，就这么讲，我知道歧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我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当然，现在都知道了。《医学三字经》我全能背，现在谁要我抄，我一个晚上给抄出来，没问题，绝对没错。第四本书，《脉诀》：《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第五本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也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以上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然后就开始读方剂学。汤头歌诀首先读《局方》，读完了，再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背得，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和法夏，陈半茯苓大腹曲，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陈修园的根括。《局方》的歌括则是：“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读完方剂，开始读内科。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那个时候傻乎乎地背呀，“中风……其曰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其曰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

接触内科学以后，我才开始有了真正的老师。第一个老师叫胡岱峰，曾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我现在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胡老师就单独给我“开小灶”，让我开始读《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集注》，老师的标准就是熟背。当然，有时候老师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子？老师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子都可以？老师说“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对我我问得细致程度感到有点奇怪。又比如读到“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这样，《伤寒论》我就背下来了，而且问了老师很多细致的问题。背下来后我觉得《伤寒论》这书就算读得差不多了，因为整本书都能背下来。我现在始终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引我入了医学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背得我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伙食钱，还要天天晚上捶药，捶了药以后给我一毛钱，抵第二天的伙食费，所以，我十六岁就到乡村当中医大夫去了。

我就读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但是一开始当医生，却看不好病，几乎一个病都看不好，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效果总是让我深感不满意。看到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病人天天找他看，看得那么好，我就去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说：你读些什么书啊？我说：我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竟然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们都不读伤寒、金匮，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却能看得好病啊！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说他就读过《医宗金鉴》。我问《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完全出自《金匮》，但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我看《杂病心法要诀》方出自《金匮》，就没花多少时间去读这本书，虽然也读了，但没下那么多死功夫。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发现：《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很是带劲。《伤寒心法要诀》我认真读了、背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另外，还有一个医生跟我讲：《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妇科学和幼科学。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经常用《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那些方，都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再当医生，才有了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当医生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出名以后，比如到我每天看一百个病人的时候，很多怪病就出来了，而我的师傅不在身边，我没人去请教。而有些能找到的老医生，我跟他们谈医真是对牛弹琴，我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听不懂，根本没法商量。所以对于疑难重症，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从来没人带我的，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我的经验都是几十年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得出来的。这是我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而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一个方，怎么加，怎么减，我形成一个规律，病人一来我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啦。

在从医的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方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不“带劲”的方我记不得。妇科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方女科》的方。儿科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不怎么样，复杂，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我经常说句话：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现在还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的人，把中医人为的复杂化。还嫌它复杂不够啊？！把中医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学啊！很容易让后人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还怎么学中医啊？！中医本来就复杂，本来就古奥，如果还有人把它故意搞复杂，这很不好！但现在有人就是热衷于搞这种“故意复杂化”的事，热衷于把本来简单的事儿，硬要绕一个大圈儿，绕得学习着晕晕糊糊，结果自己没搞明白，别人更搞不明白，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就叫人为的复杂化。这人为的复杂化给后人带来很大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以上，就是我年少学医时读的书。后来在行医的过程中，我还读了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对《医学心悟》我是比较熟的。到了1961年，我开始拜第二个老师了。这个老师叫陈文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先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人家都说这个老师了不得，要超过我第一个老师。我原来以为我那个老师是石门县第一，人家讲这个陈老师要超过你那个老师，我就拼死拼命也要跟他学习。结果就让我去参加了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他就收下我当学生了。去了以后陈老师问我读了什么书？我就把我所读的书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你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读过温病。第二，你没读过内经。那时候，温病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不知道。我回头见到我第一个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啊？胡老师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说要到什么时候？胡老师说：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回头我到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对于内经，我真正的功底就是《内经知要》。对于温病，我就是读《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很有感触，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啊。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的《温病条辨》读得很熟的。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温病老师叫谢红英，她的温病功力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也懂温病，她说：你怎么《温病条辨》比我还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你就“上了顶”啊？所以如果要我去讲温病，绝对不会比讲内经差。我们学校现在温病教研室主任赵国荣老师的《温病条辨》就是我教的，因为我熟啊。温病方我熟得不得了。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学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肆读方剂。他有些手抄本，2000多首方，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懒得很，也不知道要读，不知道要读那么多书，就没抄。当时记性好得很，全记得，现在就忘了。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一下了，呵呵！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个老师。我第一个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第二个老师是清降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个老师治疗常见病行，我第一个老师治疗怪病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个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个老师，那我的临床威望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经常有人问我有多少方，问熊老师的方从哪里来？我现在就都告诉大家了，都是从我读的书里来的。有人盘根问底问我究竟有多少方，比如彭坚老师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一千多个方吧，他说不止不止。我开玩笑说：我的脑袋没长在你头上，你能比我还知道啊？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比如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自从跟了陈老师学了温病后，我的中医生涯的“好运气”就来了。当时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我在石门县的医名就打开了，随后，我去考湖南中医学院的选调生，考了第一名。把我掉到湖南中医学院以后，学校没让我搞临床，我的长项是《伤寒》、《金匮》和《温病》，长项是内科，长项是方剂，都不让我搞，偏偏让我去教《内经》。我的天啊，我最差的就是内经，偏偏要我教。最后我才知道：因为当时学校缺《内经》老师，所以逼着我去讲《内经》。我的《内经》是到了湖南中医学院以后拼老命在这里学的。我内经的功夫是在37岁以后在湖南中医学院练出来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内经》专业老师，其实他们错了。我不是专门搞《内经》的，我是搞临床的。

最后说说中医的四大经典。历史上公认的中医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以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包罗万象，构建了中医理论的框架，包括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最早经典。《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并且把辨证论治落实到临床。《神农本草经》是中药学的始祖。因此，对于整个中医来讲，这四本书被公认为是四大经典。但现在四大经典有些变化，《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起源，当之无愧是经典，而《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它主要侧重在脉学和经络方面，与诊断相关，其它方面讲得很少，因此我们不把它当经典了。《神农本草经》对于学中药专业的来讲当然很重要，对于学中医的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因此也不算。那么第二部经典就应该是《伤寒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虽然来自同一本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只讲了六经辨证。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六经辨证，那么你的眼光太狭窄了。我们读《伤寒论》不仅要了解六经辨证，它的主症、主方，还要了解它的辨证法则。表面看它是六经辨证，实际上它贯穿了八纲辨证。比如三阴证属阴证，三阳证属阳证，三阴证是里、虚、寒证，三阳证是表、实、热证，这不就是八纲吗？因此，它是贯穿了八纲辨证的，并且在每个证下面都有主症、主方，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为什么我们那么推崇张仲景？就是因为他把《内经》的理论落实到了临床，为我们开了先河，是一个大的跨越。因此，《伤寒论》是治外感病的一部独到的经典。第三部是《金匮要略》，《金匮要略》是讲内伤杂病的，我们历来的内科学都是从《金匮要略》来的，因此，它当然是经典。它的辨证体系脏腑辨证，虽然其名称是辨脏腑经络先后病，但其实就是脏腑辨证。第四部是《温病学》，《温病学》创立了前人没有的学术体系，尽管《伤寒论》那么好，它也就是提出了温病的名称而已，充其量讲了一个白虎汤、一个承气汤、一个黄芩汤，再没有别的了。而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因此，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第四部经典。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急性热病，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传染病。而现在，急性热病和传染病大量存在，发病率高，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与西医竞争。为什么我能治大量的急症，比如高热、惊厥、昏迷、二便不通等等，治疗效果常常好于西医，就是得益于学习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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