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医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朱熹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
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 （节选）
——刘渡舟
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
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床，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有点基础，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朦胧，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学到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它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
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一一皆读。因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着“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纂。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七四二年方始告竣。全书共为九十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和剂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书有'源本《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订正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长，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现在谈谈自学的问题。自学是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子，应该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但是，自学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必要时还得有人指点一二。
自学也需要条件，主要的要有时间保证，要争分夺秒，爱惜光阴，要有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果有上图书馆的条件，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自学也有三忌。
一忌浮：指自学之人，心不专一，不能深入书中，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下，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什么结果可言；
二忌乱：指自学之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和步骤，一会儿看这本书，一会儿又看另一本书，好象蜻蜓点水，这种杂乱无章，没
有系统的学习，也必然学无所成；
三忌畏难：指自学之人，在自学过程中，有的内容看不进去，发生了困难。
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识贫乏的具体反映。如果不以钉子的精神向难处深钻以求解决，反而畏难自弃，必然枉费一番心机，半途而废。记得古人鞭策人们学习，说出许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么“石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啦，“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啦，都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坚持学习而不畏难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本着这种精神，我刻苦自励，寒暑不辍地学习中医知识。我阅读了很多的医学名著，如金元四家和清代的伤寒注家和温病学家以及明、清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使我眼界大开，学识随之不断提高。
在这里，我再谈谈学与用的关系。学中医理论，目的是指导临床去解决防病和治病的问题。因此，在学习中就贯穿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清人陈修园为什么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呢？不过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罢了。
我很喜欢《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时孔明对东吴谋士程德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发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孔明在这里嘲笑了那些读书虽多，而不成其经济学问，尽管终日吟咏，而于事实无所补的人。
学习中医也最忌纸上谈兵。应该看到，不论任何一家名著，也都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的问题。如果离开实践，就很有可能造成盲目的崇拜，或者粗暴地加以否定。对这种学风，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趁此机会，我想顺便谈谈如何学习《伤寒论》的问题。
学习《伤寒论》应先打好一定基础，其中包括学好《内经》中的阴阳辨证思想和方法，以及学好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同时把《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和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学懂吃透，并要背诵如流，牢记不忘。这是第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白文（指不带注解的原文）。《伤寒论》原文，是以条文形式写成。据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有398条之多。《伤寒论》既然用条文表达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因此，学习《伤寒论》就有一个理解条文和条文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而为基本要求。
应该看到，《伤寒论》398条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条文之间，无论或显或隐，或前或后，彼此之间都是有机的联系着。
作者在写法上，充分运用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参证互明，宾主假借的文法和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的方法表达无余。
由此可见，学习《伤寒论》先要领会条文和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组文布局的精神，要从条文之中悟出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相共鸣。这样，才能体会出书中的真实意义。
白文最少看它四五遍，并对其中的六经提纲和一百一十三方的适应证都熟背牢记方有妙用。在这一阶段，可能感到枯燥无味，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是第二步。
在熟读白文的基础上，然后就可以看注了。《伤寒论》的注家不下数百之多，看哪一家为好呢？在认识上也不一样。我以先看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为好。因为成注的优点是在学术上不偏不倚，以经解论，最为详明，说理比较中肯。成氏写的还有《伤寒明理论》和《方解》两种书，同《注解伤寒论》鼎足而立，缺一不可。所以，在看成注之前，这两种著作也应认真地看一看，才能对它选写的五十个症候，在定体、分形、析证、辨非等环节上有所认识，以加强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运用。
成氏三书读完后，可以看看徐大椿（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
以上的三位注家，在伤寒学中影响很深。他们的注解，或以方归类，或以证归类，或以法归类，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可以开拓思路，实有破迷解惑的作用。
柯注的优点，从原则上讲，他指出了《伤寒论》不专为伤寒一病而设，而六经辨证实能统摄百病。他的话卓识灼见，而能与仲景的思想相共鸣。他的不足之地，误把经络解为经略，又别开生面将《伤寒论》的太阳膀胱经当作心阳来论，未免牵强附会，有失仲景之旨。
尤注的魄力似逊于柯，在文字方面也不及柯氏的笔墨纵横淋漓尽致。然而，尤氏得马元一先生的真传，构思精辟，言简而赅，对脏腑经络、气血荣卫之理与正邪变化之机，上逮《内》、《难》，下历百家，而极见功夫。他比柯氏更为扎实，惜乎人之不识也。（编者按：灵兰书系《中医经典三家注》选取的三家正是成、柯、尤三家）
此外，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钱璜的《伤寒溯源集》，皆是知名之著，亦可加以涉览。
以上几个专著读后，可以再看一点综合性的作品，其中应以日人丹波元简著的《伤寒论辑义》为理想。这是第三步。
通过上述的三个步骤，而又能坚持到底，对《伤寒论》这部经典著作也就可以说学的差不多了。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备起课来，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发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对于读这本书的人来说，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
归纳一下我以上所讲的内容：那就是学中医先从学习经典著作入手，不要怕难，要有一点精神；二是对于中医学的原文和汤头、药性及歌诀，既要明其义而又要背其文。不背一点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三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自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一生奉行；四是要树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对中医来说更为重要。
——《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无恒难以做医生（节选）
——岳美中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亲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上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城县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渡》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序庠颇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六十孩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校员，一边教书，一边随乡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阀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郭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移风易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就，转而想从古文中找出路。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
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个村塾，学生不多，一面教书，一面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
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摩；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真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我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燥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诊证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与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道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名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专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二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
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医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点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感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禅，不学仙。
觅奇方，烧妙丹。
针砭到处癥瘕散，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
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中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山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避难。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
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
——《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吉林生活六十年 （节选）
——彭静山
我原是开原县老城人，从小学中医，那是在二十年代。那时候全东北没有一所公、私立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一是家传，我的先人并没有做医生的，这当然是谈不到了；二是自学，古语说：“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然而，我还是不到十六周岁的孩子，文言文都看不懂，哪里比得上秀才？这条道也行不通；三是师承，就是拜老师，从头学起。我只好走这个途径。
学医经过
我的第一位老师刘景川先生，开原老城人，是不第秀才。当时，辽宁省开原县还是个荒僻小县，进士、举人甚少，实属凤毛麟角，秀才也不多，因此不第秀才也算名流。刘老先生满腹经纶，能作诗，善制灯迷，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但文章憎命，屡试不第，只好设馆教学。
刘老先生的父亲、哥哥都是医生。老先生也研究医学，创办“兴仁医学社”，只占一间房子，南北大炕，共有二十四名学生。北炕十二名读四书五经，南炕十二名读医书。这边讲书，那边写字，彼此互不干扰，每年学费二十五枚银圆。我是孤儿，我十五岁时，先父彭泽霖故去，家贫穷，由我叔父彭鹤田东凑西拼代交学费。一切都按照私塾的方法，讲书，念书，背书、写字，五更上学，半夜放学，除按时回家吃饭以外，没有运动时间。
所安排的课程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我们叫做“四小经典”）开始，加上《四百味药性歌括》，刘先生自己编的《本草汇编》七言歌，（即把《本草备要》编成歌诀，如“甘温固表生黄芪，灸温三焦壮胃脾”等等。）倒也合辙押韵，易读好记。而后再学《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所谓“四大经典”，还有《医宗金鉴》的几种心法，《中西汇通选读》等，两年来就读了这些医书。
刘先生善写医学论文，教给我们怎样写论文，五、六百字一篇的文言文，每周写一篇。理法方药，无所不备。
读医书的第二年，开原考试中医，彼时没有卫生局，由警察局卫生科办理。我们一共有六名同学去应考，只凭念会了上述有限的医书，加上会写医学论文这点本领，竟敢于一试。主考官是开原两位懂得医学的绅士。一位是当过县长的丁一青先生（辽宁省中医院成立时，曾聘为顾问，年已八旬，耳聋特甚，任职二年）。一位是拔贡出身的女子中学校长王钟珊先生。所出的题并不难，平时我们都做过。
考试结果，我们六名同学的名字，金榜高悬。但是榜后出了一道布告，上写着我们六个人的名字，说：“查某某六人，试卷虽佳，而年龄过轻，行医未免误人，暂不发给行医执照。该生等努力为之，前途无量！”我们本来是在老师鼓舞下，身入考场，见见世面，体验一下考试的情况。用诸葛亮的话说：“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自知不具备当医生的本领。
但是，眼看着别人领到“行医执照”，笑容满面，我们既羡且妒，怅惘地回去向老师汇报。老师哈哈大笑，异常高兴。他的心理是，六名学生全部高中，而且名列前茅，医社的名誉，从此声价十倍，明年的新生将要成倍增加。然而，实际结果，适得其反。
原因是这样：有一天师娘（我们对老师夫人的称呼）抱着有病的孙女，请老师看病，我们破天荒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机会。同学们停下读书，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怎样看病。老师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师娘急了，问：“她到底是什么病？”老师也急了，紧张而又难为情地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病！”
这时全体同学们愣了，互相用眼睛示意，原来老师不会看病！我想，我们念医书是为了将来当医生。老师不会看病，不论他讲得怎么好，文章作得怎么高，将来和他一样，也只能去教医经。如果我也挂个牌子叫什么“兴义医学社”，可我还是个小孩子，有谁来当学生？所以，第三年我便退学了。人同此心，别的同学也这样想，学生因而日渐其减。
我又投到第二位老师刘景贤先生处，他也是开原老城人，他只有二十六岁。自己开设诊所，字号是“瑞霖医社”。东北的医生都备有药材，诊费药费混合在一起，没有单收诊费开方的习惯。刘先生很有名望，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谈得一多半闲话，至于病情，只是简单地说几句，给病人丸散药多，开方很少。
于是我又产生了疑问：第一位老师，每天讲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结果不会看病；第二位老师，病人很多，但不谈医理，病人还很满意，据说吃药有效。那么，会讲的不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会讲，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究竟理论和临床怎样联系，还是莫名其妙。（解放后，刘景贤先生曾任开原县中医院院长，“文革”时期逝去。）
这时候，开原城来了一位针灸专业医生唐云阁先生。他专用针灸治病，偶然也用一些药，但以针灸为主（东北针灸专业医生，解放前十余年才有，而且很少），病人很多，兼收徒弟。我和刘景贤先生都拜唐先生为老师。刘先生在中医方面，是我的老师，在针灸方面是我的同学。唐先生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因为病人很多，每天只教两小时。
首先教给我们调息吐纳，每人都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叫做“垂帘”，看样子像老和尚打坐似的。以后就是练臂运掌，练气运指。这一套要每天早晚自己练习，不许间断。接着就是挂线循经，学习经络走行。唐先生讲经络的方法也很特殊。讲到哪一经，选一名同学，脱了衣服，把这一经的体表全都裸露出来，用织毛衣的毛线一条，以水浸泡，取出来放在经络循行线上，非常醒目，形象教学，讲得很生动。
第三步就是点穴。唐先生说：“点穴要口传心授，每个穴都有特殊的取穴方法，你们不可轻易外传”。到了这一阶段就分班上课，分班的标准，不以学习成绩优劣，而按交学费多少而分。我没有钱，和朋友借了五元钱，遂被分在丙班，总共只教了七十个穴。最后一阶段又合在一起，讲配穴，手法，并让你看病人，学习扎针。唐先生说：“穴位是主要的，很少真传”。如果续交学费，还可以升级补课。我心里着急，但也无可奈何。刘景贤先生在甲班，三百六十穴全学了，但是我请教他时，他说没记住，不知是真是假。
开原别无名医，我叔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托人把我送到沈阳去学医。十九岁第一次坐火车，感到处处新奇。沈阳（彼时叫奉天）十八道大街，钟鼓二楼，八门八关，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又有生平未见的“磨电车”，弄得眼花缭乱，这都不在话下。我心里所想的是不知道沈阳的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医生。
第一天去拜师，令我非常惊异。老师的诊所设在他寓所的外院。一进大门，古树参天，花木葱茏，满地繁花如锦；藤萝架、金鱼缸、浮水莲，点缀得幽雅清静；房后叠石为山，山旁一片平地，绿草如茵。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舞剑的场所。室内都是高级设备，沙发地毯、图书满架，古玩罗列，名人书画不少（有些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名字，如浮水莲之类）。拜见老师的时候，见老师不到四十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身穿串绸大衫，胸侧钮绊上悬挂半个黑大钱，当时很奇怪，以后听同学说，这是“五莽钱”，属于珍贵古玩，可值十几元大洋。我听了目瞪口呆，舌翘不能下。
幸运得很，这第四位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马二琴先生。马老为沈阳名士、学问渊博，往来皆当时名流。马老工诗、善书，尤爱古玩。行医之暇，品茶吟诗，舞剑弹琴。他有七弦古琴一张，每当诊余，铜炉焚以檀香，窗明几净，静坐弹“平沙落雁”等古曲，悠然自得。对大鼓书素有研究，深通声韵训诂，名演员如奉派大鼓刘向霞、京韵大鼓张小轩等均受其教益，得以字正腔圆，蜚声艺坛。
马老原名英麟，字浴书，沈阳市人。因酷爱古琴，以后又得了一张据说经过古董家鉴定系明朝严嵩之子严世蕃故物的古琴，珍爱倍至，遂自号“二琴”。
马老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东北的全体中医。在伪满时期，日本人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说中医能治病，日本人要求实际考验一下，在全东北调查名中医，只有马老声望最高，派人请马老到长春（伪满叫新京）。马老不去，日本人用势力逼去，安置在粹华医院。该院是长春最大的医院，分为十科。每科设医长一人，都是日本人，且都是医学博士。另设中医科，任马老为医长，这是摆擂台比武的形势。
过了两个多月，一名患者经外科医长确诊，为化脓性腹膜炎，决定开刀，吉凶不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金银花一百二十克，龙胆草十五克，佐以公英、地丁、连翘、乳香、没药、黄柏，一付痛减，二付痛止，三付痊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治愈，非常惊异。以后由伪民生部保健司决议保留中医，改为汉医，并改称中药为汉药。
我从马老先生学习二年，除了讲解过去读过而不理解的医经字句以外，又补读了《温病条辨》。马老为人谨虚诚朴，为“海内三张”之一的张寿甫先生（名锡纯）之好友（彼时张锡纯在沈阳行医）。当时统治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常请马老看病，人多称赞。马老笑曰：“比如我开个鞋店，张大帅买了我一双鞋，并不等于我的鞋每双都特别好。这不算什么。”
我跟马老所受的教育，除医学、文学、诗歌以外，主要是高尚的情操，端正的医德品行。马老师教导我们说：“对病人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不要哗众取宠的开业术；更不可乘人之危斫斧头，敲竹杠。张大帅有钱，吃我的药也和卖给别人一样，八角钱就是八角钱，一元钱就是一元钱。”马老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以自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存心济世，存心对天。”可以想见其为人。
解放后，马老应中国医科大学之聘，任副教授，中医教研组主任。他传授中医学术，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十年浩劫中，遭受“四人帮”迫害，愤死于1968年，惜哉！痛哉！我对亲爱的叔父，尊敬的四位老师，深恩未报，每一思及，不觉恬然！光阴迅速，转眼已将八旬，碌碌平生，一事无成，深愧吾师吾叔教育之苦心，写到这里，惭而流汗。
行医时代
1930年，我开始行医，时虚岁22。自己开不起诊所，只有在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社会上叫做“坐堂先生”。医生收诊费，药房卖药，互相合作，双方受益，我在沈阳一家字号叫“积盛和”的大药房里，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
初起年轻，没人信，自己又没有经验，遇见重病心里也没有底。举个例子：有一家接我往诊，病人是个年轻的女人，一量体温39°C，本来是温热病，吃药可以好。那时候，心里没数，又想治，又怕出漏子。想和别人讲一下，证明她的病重，难保不发生变化。他家人都不在家，只好把房东老大爷找来，当面讲清，病得很重，请他作证。老大爷满口应承。我开方时还是战战兢兢，心里感觉不安。
第二天接我复诊，病好了。病人笑着说：“我的病也重点，你这先生也小点，昨天你可把我吓坏了！”我无言可答，皮笑肉不笑地应付过去，很觉惭愧。于是我给马老师写了封信：“但愿程门立雪，再侍诊十年。”老师回信说：“初行医者，莫不皆然。治病时要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仔细辨证，不耻下问。平时多读一些参考书。”
同行是冤家，同在一条街，不相往来。即或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可以品茗谈天，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用北京话说：“你学会了我吃嘛？”遇见重病，互邀会诊，更不可能。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利润被别人分去了。那是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关系，讲起来不堪回首。新旧社会，医生走着云泥不同的道路。
谈到多读参考书，更是遗憾。彼时沈阳卖医书的只有一家“德和义”书局，一间门市，书少得可怜。那时候没有国家出版社，都是由几个书局出版，鼓楼北虽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但医书不多。买医书只好上南门脸旧书摊，有时可能遇到一些，赶巧了还有善本。
更不幸的是在我行医的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控制文化，关内的一切书刊报纸都不准卖，书店早存的也大部分不许再卖。据说“商务印书馆”用禁卖图书烧了一冬天锅炉，损失之巨，可想而知。
在伪满十四年沦陷期间，谈不到读书，只在临床治疗方面逐渐摸索出—些经验，病人日益多起来，并且博得小小的虚名。
——《开原文史资料（第三辑）杏林生活六十年》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印
悬壶生涯六十年 （节选）
——赵炳南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候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文源“中医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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