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言舞语 | 王海涛评舞剧《杜甫》：中国艺术精神与当代表达
■图 / 黄凯迪
“中国古典舞”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舞蹈继承与创造的新含义。当今舞台上的中国古典舞形象和表达形式都是历史上的“中国古代舞蹈”，因其在舞蹈史的演进中具有高度的典范性和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从而进入主流话语系统，被称为“古典舞蹈”。这些古典舞蹈又因其所共通的生发基础和语境，成为一个时代动态艺术的典范，折射出某些别有意味的舞蹈形态和似曾相识的人物神情、艺术韵律以及运动法则，也就是共通之美。
大型舞剧《杜甫》[1]中女子形态抓取了唐代人物形象的圆熟与静谧，如《簪花仕女图》般在静态造型中松弛、绵软，且加入了骨鲠之感。舞剧《丽人行》清新靓丽，描绘出唐朝宫娥闲适浪漫的女子气质。编导者面对千余年前的唐朝舞蹈，采取了“重写意、轻写实”的做法，从审美意象出发，舍弃了唐朝舞蹈的奔突与潇洒，摭取了足以体现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乐舞盛景，加之与安史之乱的金戈铁马形成鲜明的调性对比，又巧妙的将宫女塑造成宫殿立柱，站于舞台高处，时而肃静、时而摇曳，最终在顷刻垮塌间折射出唐朝的衰退乃至覆亡。
象征的表现拉近了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时空距离，通过运用不多的古代典型舞蹈体态及塑形，便捷的尝试着古代题材的现代性审美转化。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文言故事白话讲”的当代舞剧叙事手法，起支撑作用的仍然是当代舞语汇。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舞蹈中暗含的审美价值和中国古典舞的形式与手法是可以跨越时代的，与书法、古琴、中国画相同又相通。讲故事的“人”是叙事的关键，而非使用的语言。《杜甫》的编导有意回避唐代舞蹈语汇的系统性开掘，没有像孙颖先生讲述《铜雀伎》那样用“文言”的手法，也不失为一种巧妙，反之必受其累。
因此，我们看到《杜甫》中某些动作的使用有些许偏离古风古意，比如《安史之乱》中女子碎步圆场流动，气韵间的身体语言闭锁又大于外向延展，以及杜甫的形象刻画过于刚硬潇洒，模式化的文人形象塑造致使杜少陵的形象不那么像诗圣“杜甫”，儒家气质与精神被消解。舞剧仅用典型形象和典型神韵来支撑，虽欣赏上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却使舞台整体表现轻薄了许多，离唐朝气韵、中国风度和东方审美少了那么一点厚重。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建设中应始终保持对“古典美”“古典品格”和“古典意象”的执着追求。中国古典舞的“古典美”问题不仅是确立形态标准和动态质感的依据，更是古典气质和古典精神的美学根基。
当代中国古典舞人以此为基准“创造”出三种和而不同的建设思路。其一，是以中国古典舞汉唐流派为代表的“尊古”思路，提出“古”即是古代，“典”更是传统命题下的系统语境，舞蹈创造须具有“限定性”;其二，是以“中国当代舞”为语言基础，不具体表现古代形象和历史的写实表达，而是象征性的表现舞蹈的“古典性”，语汇与技法常带有“非限定性”;其三，是以某些典型的舞蹈形态或是古典主题加之“中国当代舞”甚至跨界、混搭的手法表达传统精神的当代艺术形式。
舞剧《杜甫》虽未跨界，实为一部当代舞剧，或称为“当代古典舞剧”更为准确。它既不同于孙颖的《铜雀伎》(限定性)，也不同于杨丽萍的《十面埋伏》(非限定性)，在传统精神与当代气质中较为巧妙的选择了兼合，既体现出杜甫的古代文人形象和唐代女乐的某些规律特质，又暗合了观众对于舞剧的欣赏习惯。编导者抓住了大众对于古代题材和古典审美的惯有认知，舍弃了譬如考古般艰难的“限定性”创造，在审美主客体上达到了“满意性原则”。然，大众审美终究不能代表所有人，稍加用心的专业观众在舞剧的古典语汇和当代语汇中仍然有些失衡，至少是比例的失调。
舞剧《杜甫》借杜甫的诗词以连接全篇，在主人公求官与弃官、家国与理想、写实与象征之间烘托杜甫的现实关怀和大爱精神。舞剧的象征性表现于巨大的官袍笼罩、线性的结构意象、杜甫纠结与超脱、宫娥的立柱设计等，在写实的块状化结构中增加了几分虚化与隐喻，使舞剧更加精爽。形式感与象征性交错，宫娥的服装造型、松垮垂肩的基本体态以及跌宕起伏的主线较好的构架出“一个人笔下的唐朝”。
美中不足的是古典形象(语汇)的零散化以及古典气质的现代感，舞剧的古典形象摭取太少，在女子华丽裙摆的制约下，舞蹈流动小，与唐代乐舞奔突的力量感相去甚远。以及在《安史之乱》舞段中，束身裙和高底鞋制约下的双腿挪动，比戏曲中的圆场步幅还要小，审美气质瞬间拉至近古，显露出编导者在意象创造和遵古写实中的实际矛盾。
终极思考的具象演绎
中国传统舞蹈是先人对于自然、宇宙以及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整体思考，在图腾与宗教舞仪中可以看到人的敬畏与功利，在汉代槃鼓舞中可以看到人对星象运数的希冀与神往，以及无时无刻散发出的对于人自身的终极思考。舞蹈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聚合体，是人对于世间万物哲学化的具象表现。孙颖先生曾说：“舞蹈以及任何一门艺术，形式即时载体，同时也是精神、文化传统和审美的具象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把握形式也是在把握精神”。[2]舞剧《杜甫》从语言建构和舞台意象上努力寻找唐代风尚与今人审美时尚的突破口，在古典的调性中融入了现代精神。现代精神，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精神的背离，相反是传统精神、古人情怀的当代表现。剧中“杜甫”对家国的热爱、对百姓的关照是传统文人精神的核心元素，对于激励当代青年人奋发向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舞剧的整体画风是在唐代的造型、色彩与运动风尚中创作的，力求从大局上把握具象审美的整体表现，以期抓住更好的人物美感与时代风尚。这种把握实际上是跨越时代的，是触摸古代人对于自身价值和生命感受的思索，是传统舞蹈当代价值的内核。
作为当代中国古典舞“四大流派”之一的“汉唐古典舞”，它的现实意义早已超越了学科本身，而是在构筑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整体规划和审美范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一切的古典舞形式与创造都是中国古典舞人的集体智慧和民族成果。一部舞剧也许不足以说明什么，却再一次刺激中国古典舞人关于舞蹈的深层思考，而思考的背后则是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怀。正是这种文化自觉、艺术自强和舞蹈自立，彰显出不凡的大国气度。
中国古代舞蹈史跨越华夏文明五千年，历久而迸发出新的生机。在当代中国古典舞建设中，古代资源与传统精神是建构现代学科体系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古代舞蹈的古典性，还是古典舞蹈的现代性，都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精神的回望与追求。“舞蹈考古”终究不是“文物考古”，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上，当代中国古典舞只能选择创造，而且必须是有原则、有方法的创造。抛开创造谈中国古典舞的当代表达，实为天方夜谭。姑且不论中国古代舞蹈从形式与介质上的“限定性”，就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价值追求和生活环境就不可能复原出没有现代痕迹的古代舞蹈，脱离“古代”的创造更是无稽之谈。以汉唐、敦煌、戏曲为开掘资源的古典舞流派都是思路不同的尝试而已，在各家争鸣中互相比较、互相角力，才能发现彼此之所长，善于利用汉唐之范式、敦煌之取形、昆舞之取意共同解决“古典美”“古典气质”和“古典精神”问题，真正做到“用今人所思古人之想，借古人之舞表达今人之意”。
[1] 大型舞剧《杜甫》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家国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以舞剧的形象登上舞台。目前该剧已完成了重庆与深圳的公演，9月进驻国家大剧院演出。
[2] 孙颖：《中国古典舞评说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注：①文中图片由舞影佳创-黄凯迪摄影并提供；
②本文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09期，作者：王海涛；
③完整版剧照点击链接：重庆市歌舞团 舞剧《杜甫》精彩剧照
本期编辑：黄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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