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三大内因
苏联解体的三大内因
文|木虫
苏联解体，内因是根本。一棵大树内部腐朽之后，一阵风、一场雪、一声咳嗽，都会令其惊慌、颤抖、恐惧，甚至跌倒在地。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老党、大党，从党内腐败演变到社会溃败，最终轰然倒下。何也？根本原因有以下三点：
理想沦为谎言。当一个美好的梦成为真实的谎言；当一个伟大的理想成为缥缈的泡影；当一个庄严的承诺成为谋私的工具，还有多少人情愿陪着你一路玩下去呢？苏联人民对其领导人口中的“共产主义”已经绝望，就连那些高级官员也自认为是在胡说八道。因为，已经没有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了，也没有人把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更没有人研究实现理想的具体步骤，只是把这样一个名词作为一种政治招牌。
党魁叶利钦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实验了70多年，证明是人民的一场悲剧，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发生。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现在虽然还有些国家支持，但我想这些国家也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整个苏联上流社会都在心知肚明地重复着谎言。他们普遍认为，整个社会就是在表演一幕皇帝的新装。
前苏联高层为了手中的特权和利益，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和毁灭整个国家。他们所谓的“爱党”、“爱国”，不过是利益集团道貌岸然的手段。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走向保守和倒退，使得领导集体中的任何人都不敢触碰意识形态这个红线。同时，采取了坚决的“宁左勿右”立场。官场中越“左”越安全，越“保守”越正确，甚至在“左”上面，大家竞相攀比，以显示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于是，整个官场更加争前恐后说谎话！
腐败成为常态。列宁死后不久，苏联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建设“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甚至，斯大林的儿子“想怎么就怎么，要啥有啥”，就连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大员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
中央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 25倍。特权阶层享受特殊医疗服务。除此之外，每人每年还可以得一个“红包”。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钱，按什么样的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知道。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发现，连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生存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党内腐败迅速蔓延，就连他本人也身陷其中。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也即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 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各种腐败行为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恶劣，其中，“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人民失去希望。勃列日涅夫对官僚腐败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各地第一书记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俨然是土皇帝。有人写信举报某地的第一书记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做任何处理，反而对这个官员大加赞誉，并把所有举报信都寄给了他。与此同时，奢靡之风向更低层官员群体扩散，导致攀比、炫耀之风席卷整个社会。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时代的缓和姿态，采取咄咄逼人的强硬路线，与西方展开激烈的对抗，成为众矢之的，消耗巨大，国力严重下降。
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实行终身制，已经跟封建社会的皇帝无异，拥有着绝对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再经下面大吹大捧，益发目空一切，凡事一意孤行，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样的一种体制和环境下，党的总书记心血来潮说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话，都被下面的人当做圣旨一样无条件地“贯彻落实”。为此，国家失去了一贯的“大政方针”，以至于朝令夕改，时左时右，经济越发萎靡。
哈萨克斯坦1929年约有500万人，由于饥荒的原因，到1933年竟减少了170万人。乌克兰在饥荒中死亡了近300万人。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30年代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与北欧诸国如芬兰、瑞典相差无几，自并入苏联后到80年代末，已与北欧国家相去甚远。三国人民认为加入苏联乃是他们极大的不幸，因此竭力想摆脱现有体制。
国家失去公平正义，不能集中人民的智慧，甚至黑白不辨，而是成为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即使是一个是非清楚的简单案件，也得不到公正处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告状无门，怨声载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而社会两级分化则不断加大，特权阶层横行无忌，底层群众忍气吞声，距离所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最终，人民完全失望，甚至绝望！
事实证明，特权是特权的掘墓人！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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