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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江南的精英、国族与乡土
文 | 曹茗然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非常不均衡的特点。佐藤仁史在《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中主要关注的是江南地方社会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所体现出的种种情状，不仅仅剖析了这一时期在地方精英主导下所萌发的崭新地方意识，也关注了在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由于传统文化网络解体而形成的城乡分裂。 可以说，这两者恰恰是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一方面由于政治与经济层面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自治趋势的兴起，地方精英较同光时期更进一步地占据了地方公共事务的前台位置。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确立城、镇、乡等地方社会行政边界的新背景下，促进了现代江南以“城、镇、乡”为边界的地方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传统的连结全国精英群体的科举制度遭到废除、以城市为中心的历次“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导致在江南地区以县城、市镇为活动中心的、受西方现代知识话语影响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与市镇以下的庶民社会在文化网络上更进一步的断裂——而新文化知识分子愈发在地方自治与公共领域中形成了主导性的地位。
2017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佐藤仁史笔下所勾勒出的江南地方社会的文化景象似乎与其时中国大部分地方社会呈现出类似的境况，也就是以城乡为分野的、充满着张力的“两个民国”。尽管比起中国腹地而言，江南地区的新文化知识分子能够下沉到普通县域内的市镇一级，但是城乡在文化发展上的隔绝趋势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普遍状况。而城乡分野的加剧本身也进一步阻碍了清末民国全国性知识话语、文化意识的下沉性与连通性。
江南地方边界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
佐藤仁史在本书第一编的第一章《清末的城镇乡自治与自治区设立问题——以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的管辖地区为中心》与第二章《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局势——以江苏省嘉定县的地方领导、自治、政党为个案分析》中，分别围绕清末立宪运动中江苏苏属地区城镇乡自治区的设立与江苏嘉定县精英政治的城乡对立，探讨了清末风起云涌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县域内的江南地方精英一方面运用城镇乡自治区的设立，担负起愈多的地方公共事务，也通过这个契机进一步塑造以制度化的社区边界为核心的地方意识与地方认同。另一方面，在自治区设立的过程中，以嘉定县为例的地方精英，由于在废除“夫束”议题上的分歧，形成了县城内精英与乡村精英两股政治势力，并且在随后民初的政党政治中，通过议会斗争等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政治对立。在第一章专注于苏属地方城镇乡自治区设立的讨论中，佐藤仁史指出在清政府试图将地域社会制度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导致城乡之间的既有矛盾愈发尖锐，原因主要在于城镇精英与乡村精英在回溯历史上“固有之境界”的时候出于实际的经济目的，会采用不同的逻辑来为自己主导的自治区争取区域。以常州府的武阳县为例，武阳城区士绅想将城郭外的厢纳入武阳自治区的范围（厢为紧邻城郭的城郊区域），遭到了周边乡村士绅的反对。而在嘉定县的事例中，乡区士绅想通过把乡区编入城区的方式，介入城区政治，遭到了城区士绅的抵制。另外，在无锡、金匮、常熟、昭文各县，也出现了与武阳类似的“城区中心主义”情况，造成了城区士绅与乡区士绅在争夺人力与财政资源的冲突。
在第二章以嘉定县废除“夫束”政争的事例中（注：夫束原为清代嘉定地区河道疏浚劳役以及附加的行政费用，这里指的是事实上形成了地方惯例的一种杂税），佐藤仁史强调以废除夫束为目标的以黄氏为代表的乡村士绅，与通过夫束获利而反对废除夫束的胥吏出身的戴氏为代表的城区士绅，在民初政党政治发轫的背景下，通过形成嘉定地方国民党与共和党精英网络中心的方式（乡区精英主导国民党，城区士绅主导共和党），赋予了城乡对立新的政党政治面貌。这一点对于理解民初政党政治在地方空间内运行实际情况也是独具意义的。 第一编第三章《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以上海县乡绅秦锡田的活动为中心》主要以上海县陈行乡绅秦锡田在清末民初地方政治的活动为视角，探讨了作为上海县浦东乡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清末自治运动的风潮下，秦锡田从事的半官半民性质的水利、慈善等各项公共事业借由议会等自治组织，正式成为与官方权力分立的制度化的地方“第二权力”。自“同光中兴”以来，江南地方精英在公共事业中扮演的角色愈发显著，但是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种种权力得到制度化是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方告实现的。佐藤仁史注意到，秦锡田所从事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公共事务所带来的权力，由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而越来越变得制度化——甚至在整顿征税法律与田亩清丈等活动中，取代了既往地方官府的主导性地位，在地方国家的允许下运营公共事业。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公共事务领域，以秦锡田所代表的地方精英事实上成为了主导公共事业的社会权力中心。这方面也可以视作为“同光中兴”以来地方权力下放、社会权力在地方国家力所不及的领域得到增强的延续。另外，通过对于民初秦锡田政治活动的分析，作者揭示了秦在地方政治中代表乡村精英利益的“代议”性质，即使在北洋时期地方自治停办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改良依然能取得一定成果，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集权化趋势抬头，地方精英人士主导地方财政的尝试方告中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的时代里，与秦锡田类似的地方精英人士可能会阻碍全国性政府对于地方社会的渗透，也可能（仅仅是也可能）会成为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眼中的“土豪劣绅”，而这一现象本身也体现出随着1880、90后知识分子在文化、政治场域中的崛起而造成的政治意识上的代际冲突。
叙述乡土的话语与方式
在第二编的三章中，佐藤仁史通过聚焦地方志与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与地方精英收集的歌谣为线索，描绘了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中集体性的乡土意识，以及这种乡土意识与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文明观、国族观、种族观之间的复杂纠葛。在第二编第四章《地方志和乡土志中的近代中国乡土意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江南地方市镇一级的地方志、乡土志。以刊行于1936年的《川沙县志》为例，《川沙县志》不仅仅以“纵贯式”的革新体裁与记述方式而闻名（注：传统地方志大多注重于横剖地叙述地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情状，而《川志》中出现了《大事年表》《概述》这一类新的在时间上呈纵贯式的记述方式），同时以一种启蒙式的话语强调了改良“封建迷信”式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作者还提及一方面以《江湾里志》为代表的乡土志肯定了与上海日新月异的租界城区联结而带来的经济、文化上的“文明性”，另一方面以《月浦里志》为例的乡土志中产生了一种与爱国意识相结合的乡土意识，用以表达对租界越界扩张的焦虑。而包括《月浦里志》《通州地理教科书》《通州历史教科书》《陈行乡土志》《诸暨乡土志》在内的诸多地方乡土志与教科书，大多强调地方民俗改良对于实现“物竞天择”式的国族竞争的重要性——即乡土意识与爱国意识在萌发阶段的一致性。这一时期地方志与乡土志的叙事，不仅仅体现出清末民初地方精英新的文明观、国族观，也展现了现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中，乡土意识与爱国意识处于一种“由近至远”的一体性关系——乡土意识与国族意识是共融式发展的，即使是在地方意识由于武人政权分立而蓬勃发展的民国时期（例如此时期在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与新桂系治下的广西推行的以本土主义为核心意识的国族身份建构），也未必站到过国族意识发展的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的。在第五章《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志>及其背景》中，佐藤仁史将视角带回到了第三章中给予过关注的上海浦东陈行乡绅秦锡田家族，重点讨论了秦氏家族对陈行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参与。首先在清末教育改革的浪潮中，秦氏家族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发起设立三林书院，顺应时代风气教授经学、史论、算学、舆地、财务等科目，也传授英语及法语。其后于光绪二十八二年（1902）改设为三林学堂，购入理科实验工具、增设操场、选派留学生前往国外进修。除了三林学校的事业外，秦氏家族还积极参与了陈行地方职业教育、贫民教育、女子教育的创办：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起创立收容游民的“课勤院”、同年建立正本女学、宣统元年（1909）提倡设立农业中学预科。秦氏家族在文化事业方面也主导了《陈行乡土志》的编写，作者认为秦氏编撰的《陈行乡土志》体现了其围绕“改良”与“合群”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一方面，秦认为乡土民俗需要接受现代化的改良以符合世界文明之潮流，进而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促进国族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能够得到保全与生存；另一方面，秦主张首先通过“自治”与“教育”实现个人之自由，进而将其时中国地方社会散乱之个人力量聚合为有机团体的群体力量，为国家的“自强之路”助益。从当代的视角看来，秦氏家族对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认识，呼应了其时朝野知识精英中占到主流的思想意识，即通过社会力量建构有机国家进而在“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竞争中生存与壮大，而有机国家拥有整合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权力以实现国家主义意义上的强大（有机国家思想在其时以梁启超为代表）。作者也在本章最后强调了，陈行秦氏的文化与教育思想也揭示了一种自下而上通过乡土社会改良直到恢复中国整体秩序的努力。这也是与晚清以来中国中央国家能力衰落背景下，通过去中心化的地方自治、社会自主力量进而建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趋势是相映的。
在第六章《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里佐藤仁史的关注点从江南地方精英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转移到精英如何书写清末民初的庶民风俗。作者运用《上海县竹枝词》《周浦塘棹歌》《沪谚》《沪谚外编》（注：以上几种文本皆为竹枝词，竹枝词为地方精英采录、吸收、改写的民间歌谣，此处运用主要体现精英对于地方民俗的再书写）等多种地方精英编撰的民俗学材料，分析了其时精英群体的民俗观，进而展现他们对待庶民风俗的复杂心态。作者首先指出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与儒家士大夫是一致的。经历了西学东渐影响的地方精英群体，虽然不再将儒家世界观中士大夫应从正统学说方面教化、匡正乡野风俗的趋向作为己任，然而在现代启蒙意识主导下的地方精英，在对待庶民风俗的心态结构上还是类似的：从传统儒家社会认为地方民俗“非正统”到清末民初看待乡土习俗“放荡废业”而不够“文明开化”。作者着重分析了秦锡田对花鼓戏、庙会、葬礼、婚俗的看法，指出一方面他认为传统民间习俗迷信、放荡、扰乱秩序，另一方面对于渐渐受到妇女解放思潮影响下的自由恋爱婚俗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认为“解放之说”只是披着“自由”的外衣，归根结底要破坏乡土秩序。从两者并列来看，可以看到秦锡田其实对于传统民俗与受到现代思潮影响的新习俗具有一套相对一致的观点，即风俗需要受到精英的改良而进而“文明化”，地方风俗影响着乡土的秩序，而乡土秩序的恢复会进而影响到前一章作者所强调的中国整体国家秩序的恢复。此外，秦锡田意识到可以利用传统的花鼓戏等民间娱乐方式，通过有意识的改良与规范形成“文明剧”，进而促进地方庶民的“开化”事业。较有意思的是，这种通过有意识改良民俗来实现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形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逐渐由兴起的政党国家从地方精英手中接手，由国家权力主导而进一步实践。
市镇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局限
在本书的第三编也就是最后一编中，佐藤仁史以两章的篇幅探讨了清末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对于江南地方市镇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在此两章中，作者的视线从上海浦东移到了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在本编的两章中，作者主要运用社会调查、地方报刊等史料分别剖析了吴江市镇中近代教育的引进与新文化运动对地方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在第七章《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的引进与市镇社会——以江苏省吴江县为例》里，作者指出了在江南地区近代教育的推广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广至地方社会的市镇一级，而市镇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带终其整个民国时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没有受到近代教育模式的完全渗透。如果说科举废止、新学创办以来，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文化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城乡断裂与地域化，自清末以来渐渐在民国时期中国沿海城镇占到主流的“新文化”并没有取代帝制中国以科举为支柱的儒家式文化权力网络。清末民国时期城乡之间的割裂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更是文化上的。作者以较为详尽的社会调查与报刊文献为史料细致地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在吴江县域内的“向下渗透”情况，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县城（吴江县城，即松陵）与市镇（以盛泽、黎里、同里、震泽为代表）内的旧文化精英群体的子女往往能通过进入近代化学校的方式，在1920年代完成所在区域精英群体向新知识分子的转型。根据《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统计，吴江市的小学就学率达38.4%，县属镇的市区与乡区有10%-16%的就学率，而乡区仅有5-8%的就学率。然而在吴江县域内各个乡区，近代化教育的机构、知识型与文化网络可能时至二十世纪中叶也没有完成“向下渗透”，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崩溃之后，新的全国性的、贯穿城乡的文化权力网络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重塑与恢复。这让人不禁想起《白鹿原》中的类似场景，在农村仅仅如地方宗族领袖鹿子霖与白嘉轩的子女在民国初年方有机会进入城市中的新式学校，跻身2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底层的一员。而在无论是沿海地区如江南还是中国腹地如关陇，新式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的四五十年里在城镇以下的乡村地域都遑论播散开来。同时，作者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吴江盛泽镇的新知识分子教育活动中指出，以新南社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精英基本与前述的上海浦东陈行地方精英对于文化与教育事业的看法较为一致：皆视为改良民间“迷信”风俗的有力工具，是逐步从地方到全国实现“文明化”、国族化、以期中国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竞争中不陷入“天演淘汰”的悲剧境地（尽管20年代盛泽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更为进步、左倾的1880、90后，积极参与了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社会的铺开）。作者笔锋一转，谈及民国时期吴江农村地区私塾教育依然占到知识生产主导性地位的情形，愈发体现了在清末民国时期在地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文化与知识的城乡割裂，而这道鸿沟随着“文明化”的近代教育无法渗透到中国广大农村而显得愈发显著。
在本书最后一章第八章《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世纪20年代吴江市镇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中，佐藤仁史着重关注了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域内新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与文化空间内的活动（也就是前述的1880、90后知识分子）。一方面，新知识分子以新南社为统一组织，更加擅长于运用报刊等舆论工具实现自己改良乡土风俗的政治与文化目的；另一方面，新南社知识分子也对清末以来主导地方公共事务的精英群体进行批判与讽刺，主张旧精英群体的社会治理是“官厅式”的“绅治”，仿佛在随后的国民革命时期的地方政争中在全国范围内惯用的“土豪劣绅”一词立马就要跃然纸上。然而在改良地方风俗方面，20年代的吴江新知识分子与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浦东的老一代地方精英是何其相似——都致力于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与教育作为工具对乡土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的庶民风俗进行“文明化”，已达到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文明化”、国族化目的，实现一种类似于有机国家的建构。区别在于，在新知识分子领导下的时代里，地方关于“封建迷信”的斗争将会变得更为激进，城市-市镇-乡村、国家-精英-庶民之间的多重冲突会变得更具有对抗性，而会接管社会权力的强大国家力量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结论
综合佐藤仁史贯穿全书的几条主线，我们能够得出清末至民国时空中江南地方社会的几个特点，而这些特点虽然说不一定完全能够代表此时期全国性的遭遇，但是亦能从中透出一些“普世性”的时代共性。一是自清末以来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产生最大影响的一是科举的废止，造成了传统文化权力网络在帝国中央与基层之间的断裂，而科举制度下的这一模式如杜赞奇也在他的著作中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作了很好地解释，同时，新式教育由于投资有限而难以在江南市镇以下的乡村地带铺开，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文化网络断裂的情况。当然如果对比乾嘉时期以前的明中晚期与清中前期的中国地方社会，我们也会意识到在明清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士大夫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也未完全完成对庶民社会的文化渗透，如卜正民在《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中指出的，佛教文化可能反而在广大乡土庶民社会中取得了“大众文化”的地位。这也让我们思考看待清末民国时期的江南地方社会“文化网络”断裂的具体时间性，“文化网络”的衰落终究是基于清末科举制度废止之前而言的。在传统帝制中国儒家文化权力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渗透能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也不宜过分夸大这种权力网络渗透能力的全方位性（虽然这种文化渗透能力确实是具有强度、韧性的），毕竟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的庶民社会——在无论国家与精英在文化领域拥有着如何强大的话语权力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可能都拥有着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与知识场域（虽然和国家与精英在文化领域的权力与话语可以是互相渗透的）。二是清末的自治运动以及随后民初的政党政治在地方社会将士绅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正式“制度化”，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江苏苏属地区城镇乡自治区的设立、江苏嘉定县内城/乡、城镇胥吏/乡村士绅两派精英之间的政争、以及上海陈行地方士绅的政治、社会活动中得到很好地阐释。而地方绅权的“制度化”本身也意味着孔飞力笔下晚清以来三大根本性议程中之二，即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在清末民初的江南迅速拓展了其历史势能（除此二者以外的一个根本性议程为政治控制），尽管这种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一步制度化，其与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进一步兴起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纠缠暧昧的关系——拥有了一定公共权力的地方精英可能期望着的正是从社会诸领域重新集结起整合性的国家。
三是在近代的江南，国族意识与乡土意识得到了“一体”的发展。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较为多元的地方公共生态中，从上海陈行到吴江盛泽的地方精英无不希望通过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开展，在乡土社会进行“移风易俗”式的“文明化”，从而实现自下而上地恢复中国全国性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建构具有“有机国家”特点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在历史上这并没有被江南地方的绅士们实现，但是这一主导了彼时精英头脑的政治意识不可谓没有在中国的长二十世纪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而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将“爱乡”与“爱国”视为同一事业的一体两面的思潮，对于乡土之间的庶民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教化”与“打击封建迷信”，对于列国之内的中国代表着以整体化的国族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中挣得“保国保种”的资本。不过，这种社会中弥漫的“达尔文主义”从西学东渐的文化接受史上来看，不仅仅由西而来的单向影响至关重要（虽然这一点在讨论中国近世的诸多受西方影响的文化事物中经常容易形成一种压倒性的西方影响——中国接受叙事，抑或者是受西方影响“动摇不变”的中国本土叙事），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帝制士绅社会千年的文化土壤与此种国族意识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前后多者如何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形成纠缠——进而形成新的权力话语，本身就是当代全球史、比较史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此外，“权力的文化网络”终民国一世没有实现城乡之间的再次弥合，城镇中接受了“西学东渐”影响下新式教育的精英子女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新文化运动”，而乡土间的江南庶民社会依然保留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文本的旧式教育模式，以私塾为中心也培养出一代代形成中国现代化中流的塾师、干部与工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历史的发生与变迁出乎意料地前后一致，而历史的趋势有时候又如同说书先生口中一般显得“分合循环”。而对于佐藤仁史笔下的江南地方社会来说，在时空的洪流之中，自下而上的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塑造之间的距离变得近得模糊不清。总之，对于了解体悟清末民国的乡土中国，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能够引起超乎文本之外的思索。而对于近代江南的精英、国族与乡土，我们也存在多种历史理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