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梦与国府的体制内左派——评“革新官僚”陈仪

1949年的高雄水泥厂

文 | 梁明德

序言

陈仪和二二八，是台湾光复后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事件”的组合。一般人所知的叙述大抵就是：光复之初，台湾被一群“乞丐兵”接收，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与民争利，行政系统腐败混乱，走私黑市乘机而起，最后缉私队员殴打卖私烟老妇，省籍矛盾酿成民变，21师遣台镇压，全岛进入白色恐怖年代，在威权下迎来资本主义发展及与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然而这种叙述的主要缺陷是没有解答以下的问题－－除了官员贪污腐败，还有没有更深层的问题？陈仪的执政初衷主观意图如何？最近十余年的一些著作，都提到陈仪的经济计划和统制的政策。其实，陈仪不但不是一个孜孜求官的昏庸官僚，反而是国民政府内的一个另类，是现代主义抱负和左倾情怀相当浓厚之一人。陈仪本人具有日本留学背景，熟悉日式军事，考察过德国军工，接受最新的经济政策潮流；自清末进入官场起，他就属于“非革命的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思潮的活跃圈子，深信需要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最后更希望在台湾实行苏联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国民政府从30年代开始，便有意实行计划经济；陈仪及其所属的国民党技术官僚群体“政学系”－－其要员包括翁文灏、张嘉璈、熊式辉、何廉等人－－都属于当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法国、日本、伪满）的体制内左派“革新官僚”现象。如在二战前后各国政府对经济加强干预的语境下，检视“革新官僚”陈仪的计划经济梦，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见。

计划经济思想起源与陈仪的时代背景

计划经济思想起源于19世纪欧陆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不是纳粹主义的National ）。1840年代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是法国贵族、产业革命思想家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弟子中的左派领袖孔斯通坦·培克（Constantin Pecqueur）。同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一套打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反对自由贸易，认为国家应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和提高生产力，累积经济力量。圣西门主义和李斯特主义，都有一种今人称之为“超现代主义”的抱负；这也是其理论结构上的缺陷，亦即尝试由国家控制经济发展，自上而下改造社会和民生，假定国家要推倒私人利益，可以全然不顾政策落实到基层要面对的现实。这为日后计划经济的绝大部分实行者，制造“是否应牺牲少数”此一不可能民主解决的“电车难题”。1879年，德国宰相俾斯麦面对自由市场下发生的经济衰退和左翼政党的挑战，开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铁道国有等，但同时面对劳资阶级矛盾，提出多种社会保险立法。俾斯麦是第一个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领袖，但完全是在容克贵族体制下“左倾”，以图遏止阶级斗争，同时发达国家和产业资本，赶超英国经济。

陈仪

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军需局长、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为该国的军事动员，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各行业设置“军需公司”，处理数据之多甚至需要打孔式电脑。列宁一直关注德国经济情况，把拉特瑙设计的系统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认为其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放弃世界革命，实行“一国社会主义”，大力推动多个五年计划，成功使该国逃过1930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萧条，引来全球知识界和政经界的瞩目。然而，苏联在夺取富农财产的过程中，饿死、流放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并间接引致30年代中后期的大肃反。这些在二二八发生的年代，尚未完全得到披露。西欧在两战间，也出现一批以比利时劳动党领袖安里·德·曼（Henri de Man）为首的，“非左非右”的“计划主义者”，认为应该以计划烫平市场的不稳定，建立经济行政型国家。同时，美国等地也出现“技术官僚运动”，倡导以新型专业行政人员取代旧式官僚政客。

拉特瑙

陈仪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在东亚传播的一个缩影。在1880年代，日本政府在松方正义领导下，实行私有化、通货紧缩和自由市场政策。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甚为不齿，于是在1889年，大岛贞益、富田铁之助译校了李斯特的著作，并组织“国家经济会”推动国家社会主义。1906年，桂太郎内阁宣布铁道国有。这连同一系列公营事业和专卖，使日本当时被国内外媒体称为欧洲以外最成功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台湾推动专卖政策的后藤新平，就出任了国营企业南满洲铁道和日本铁道院总裁，并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提出一个富有超现代主义色彩的东京重建方案，虽然因阻力太大而胎死腹中。受日本铁道国有政策刺激，中国的革命和立宪主义者，都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并纷纷于两派在日本发行的刊物上进行论战，但其实立场基本高度一致，即中国将来必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陈仪于1902-1907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数学能力有相当要求的炮兵训练，成为中国军界中的技术官僚。其时陈参与了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就推崇国家社会主义，并于民国成立后把它列入“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纲领。出身浙江绍兴的陈仪，青年时期也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甚至多次在失意时表示要投奔陈仪幕下。1911年，曾在访日中见过桂太郎和后藤的满清邮传大臣盛宣怀，效颦日本进行铁道国有，实则为了掠夺私有财产以作为外债保证，引致辛亥革命。其后，孙中山、宋教仁也都表示不愿逆转铁道国有政策，认为有必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最后在1919年提出富圣西门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实业计划”，为历届国民党领导人奉为圭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僚，如袁世凯总统下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和农商总长张謇，也明确表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张謇甚至把它具体为“棉铁主义”，即中国以国家力量结合部分民族资本，大力发展棉花和钢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

北洋政府庆祝一战胜利，徐世昌大总统致辞

1917年，曾留德受炮兵训练的总理段祺瑞，领导中国向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参加一战，原拟向美国借款，向欧洲派遣中国“参战军”，以争取在战后和会夺回外国租界利权；当时预定的参战军指挥军官当中就有陈仪。同年，陈仪被选派在日本陆军大学接受训练。其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希望走出“二十一条”的日中关係谷底，派助手西原龟三接洽段祺瑞，提出为“参战军”和“棉铁主义”提供融资，尝试建立“东亚经济同盟”；同时寺内示意西原撰写一本提出以国民收入超过两百日圆为指标，按德国模式在日本全国进行经济计划化的宣言－－“经济立国策”。对华贷款原有项目，就包括在浦口建立“中华民国国立第一制铁厂”，使中国钢产量从30,000吨增加到11.25万吨。此项目的具体计划，是由农商部两名留欧地质专家丁文江、翁文灏撰写。该构想首先由留美的财政、农商总长周自齐于1916年提出。周来自另一股推动国家资本扩张（实已变质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从晚清邮传部走出来的“交通系”，其领袖包括梁士诒、叶恭绰等；后者甚至于1925年曾为段祺瑞政府提出一份极为雄心壮志的“铁路交通建设计划提案”，以63,000万元建造两条南北、四条东西干线，包括武汉长江大桥。陈仪的兄长陈威，就是交通系的干员，曾任邮传部官员、财政部司长、中国银行副总裁等职。

西原借款时代的工业计划

1920-1924年间，陈仪迎娶日本教官女儿古月好子后回国，并退出军界，与同样对政坛失望的张謇密切合作推动垦殖“模范城市”南通，为张所遣赴日与涩泽荣一商讨融资，并与陈威兴办山东矿业，积累不少实业经验。1924年起，陈仪获其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前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招为浙军第一师师长，参谋长为同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葛敬恩；葛日后出任陈仪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孙传芳当时被视为国民党外最有希望的军阀，受到具有法西斯倾向、正与国民党竞争的青年党（又称“国家主义派”）支持。孙并招揽了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上海市长）。正如后藤新平，丁也提出了一个超现代主义的“大上海计划”，希望打造一个日后能收回租界的模范都会。

陈仪、政学系和国民政府的经济计划

1926年，陈仪倒戈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后，陈于1928年3月出访欧洲半年，兼为国府採购军火，策划者是德国顾问包艾尔（Max Bauer）。陈途中考察了德国于1918年推翻帝制后成立的、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也就是当年拉特瑙参与建造的体制。回国后，陈仪于1929年4月获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军政部兵工署长，负责国防工业，同时出任国军“教导团”总监。该两个师採用最新德式训练装备，拟对全军起示范作用，可惜因抗战过早爆发而未能成功。陈在任内一手提拔了以清廉著称的留德才子、日后出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在1933年接任署长。从此时到20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之间，中国经济政策简单而言是三条路线之争。第一是倾向自由经济的本土金融资本家，比如张嘉璈、陈光甫，但他们也不完全反对政府干预或进行一定计划。第二是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主张全盘依照从上到下的经济计划和国家对各行业进行垄断（即“一业一社主义”），对资源和金融进行统制。第三条是“计划自由经济”，可说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也被一些人视为过渡到全面计划经济的一个阶段。

太原兵工厂今貌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之前，中国国内已经有不少响应苏联建设计划经济的呼声，包括铁道部长孙科、建设委员长兼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甚至代表金融资本的孔祥熙、宋子文都提出过一些若干年度的建设计划。从1929年起，一些比较实干型的省区领导人也提出“一省计划主义”，如张静江（浙江五年计划）、阎锡山（山西十年计划）、陈济棠（广东三年计划）、刘镇华（开发西北计划），不少成效甚著。1932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实业部长陈公博首次为全国提出“四年计划”，希望在华东地区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同年，因应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蒋介石下令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由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等人领导，并于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获纳粹德国融资，推动了一项“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后改为三年计划），于湖南等地建立机械厂、军工厂，甚至由蔡司协助建设光学器材厂等，德国则得到中国所产出的多种钨矿等军需矿产。这是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并成功落实一份多年度全国性工业建设计划，被美国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称为“国民党的大跃进、洋跃进”，然而不幸因日本侵华而中断。资源委员会在工矿后撤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提出新的战时三年计划，指导了玉门油矿开採等大后方的重点军事和能源项目。

Alexander Deineka, Textile Workers (1927)

在这裡很有必要介绍陈仪所属的国民党内“政学系”。政学系的起源与黄兴有关，是他在一战时期于东京领导的一个中国国会议员组织“欧事研究会”的承续，自然很早就关注到欧洲的战时经济动员。在30年代初领导政学系的杨永泰，就是在孙、宋倡导国家社会主义的民国元年当选第一届国会议员。1935年，政学系的规模已经可以抵御国民党左派、CC系、孔宋等主流派系，被称为“省府主席十有九，行营主任五占三”，而且比他们更具备技术官僚色彩和经济计划头脑。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期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金水农场，并重新提出修筑武汉长江大桥，不幸于1936年被CC系行刺。政学系干员除上文提到的刘镇华外，还包括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在铁道部长任内提出五年建设计划的张嘉璈（庆应）；先后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的张群（日本振武学堂）、熊式辉（日本陆军大学）；以及该局副秘书长、以创办南开物价指数著名的经济学者何廉（耶鲁）。中央设计局是国民政府的行政经济最高计划机关，其成立背景是从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开始，就有党内呼声要求设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代会提出“抗战救国纲领”，宣言根据民生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的主观性乃至任意性，很早就受关注，如1939年11月五届六中全会，有代表批评政府没有搞好要素的配合和长远规划，要求效法苏联，严格根据调查研究进行具体计划，可见当时苏联计划经济形象甚为高超。

希特勒会见孔祥熙

中央设计局应运而生，在1940年7月五届七中全会上通过成立。蒋介石提出所谓“行政三联制”，即一项政策应通过计划、执行、考核三个环节，分由三个机关负责，中央设计局就是负责第一环节，而省区则成立“设计考核委员会”。熊式辉和何廉领导下，中央设计局不但指令各部门跟从“计划与概算程式”，达到了公文格式和审批程序的形式上的统一，且审批的中央、地方预算和作出的行政建议数以百计，成为国民政府内行政科学化的中流砥柱；该局的构成也很进步，有马克思主义者陈伯康（东京帝大、早稻田）陪同孙科访问过苏联的陈伯庄以及女经济学者陆庆等。中央设计局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完成了战后复兴五年计划的拟定（全称《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提出在期内修建1.4万余公里铁路、近6万公里公路、增加煤产3倍、钢铁5倍、铜产10倍等。在制定过程中，翁文灏主张全面国营，而张嘉璈、卢作孚等人则力争私营，陈伯庄则反对过急的增长指标，各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何廉提出“计划自由经济”概念，建立大政府进行计划下保留大市场的混合经济，并对国家和私人资本进行分工，即由国家独佔邮电、造币、军工、主要铁路和大水电厂，并与国内外资本合作开发油田、钢厂、航空、水运等，除此之外概特许私人资本经营，条件是必须由国家审核其符合经济建设总计划内容。显然，这种安排必定会造成很大的权力寻租问题。当时有论者就认为，“计划自由经济”纵然不完美，但只是过渡，是“使自由经济逐渐向计划经济就范、转化”的阶段。对于以计划经济为目标，国民党内并无共识。据何廉谓，计划送到行政院长宋子文处时，宋的反应是“但这是用中文写的。”要求英文译本。可见，宋子文虽在别处或有赞同计划和统制的言论，但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对此不屑一顾。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雕像

为准备接收沦陷区，中央设计局在1944年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鸿烈，政学系）和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仪）。陈仪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其深厚日本知识、对台湾事务的长期关注，以及在福建省主席和国家总动员会议主席任上的经济统制经历。陈仪在一年内主导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编制13本有关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指南，以及翻译50万字台湾各类法规。1945年1月，陈仪公布《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第32条指定敌产（包括与台人“合有”者）“一律接收，分别交由国营事业机关或正当民营事业组织接办”；第37条规定工矿商机关之处理经营，“以实行三民主义及实业计划为原则，配合国家建设计划，求其合理发展”。单是这两个条款，已经规定了台湾战后经济必然朝着以国营事业和计划化为主体的方向发展，但并不排除敌产的有限私有化和计划自由经济中的若干自由成分。

同在44年，预计战后中国将迎来某种多党宪政民主下，政学系甚至有意组建一个能变成政党的“政治集团”，并由何廉著手建立一个独立于国民党财政的“捐献基金”；他们的意图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许。然而，这个体制内左派、计划主义、技术官僚的政党，随著战胜后政学系干员被派遣全国各地进行接收而无疾而终。

玉门油田今貌

其中，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张嘉璈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相当于原“满铁”总裁），开始与苏军开展艰难的接收谈判。三人被蒋恰当选中，都是因为熟悉日本事务，与台湾社会以为接收大军是“乞丐兵”截然相反。从1945年10月下旬陈仪抵台始，台湾进入政学系执政时期，其主要挑战者是党内CC系；这也增添了日后二二八事件中与陈仪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战后台湾的发展道路与陈仪的经济计划

张嘉璈所接收的，是已经覆灭的伪满洲国的工业资产。在西原龟三被逐出政坛的1920年代，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在北一辉、内田良平等人引导下，逐步变质为民族社会主义，并且影响到一批“右中带左”的军人官僚。关东军在九一八占领东北之后，锐意在满洲国建立一套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奉行类似于拉特瑙体制的“一业一社”政策和资源统制，从1937年起更进入“部分的计划经济”阶段，实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不少躲避国内镇压的日本左派分子还逃到满洲，进入“满铁调查部”等政策情报机关，参与经济计划的制定，并于1930年代末开始推动伪满洲国农业合作化，1941年完成；他们最后因其共产思想而遭到关东军宪兵的残酷迫害。

大连与长春之间的南满铁道特快列车明信片

前往满洲国进行指导的“革新官僚”包括星野直树、岸信介、椎名悦三郎、古海忠之等人。他们同时仰慕苏联和纳粹德国，深信行政指导能够取代市场，在既非阶级斗争也非民主选举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贫乏而均等的生活，并为“推翻英美霸权的总体战”打好物质基础。这些官员回到日本后，联合有泽广巳、尾崎秀实等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参与制定近卫文麿首相在1940年宣布的“经济新体制”，在实行“四年计划”同时，尝试保存企业的私人所有权，但把经营权剥离并交予政府，反对追求利润，达到事实上的国有化。最后虽未能完全实现，但日本就进入野口悠纪雄所谓“1940年体制”，直到1980年代才结束多年度经济计划。台湾在总督小林跻造下，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提出“生产力扩充计划五个年案”和“大工业化计划要纲”，并自1937年起颁布“暴利取缔令”、“物价停止上涨令”、“临时资金调整法”、“银行资金运用令”等，进行金融工商全盘统制，但走私、黑市等光复初年的问题，亦因而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出现。可见，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兼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并尝试推行“全国粮食总动员法”未果的陈仪，以及中央设计局、资委会等的指导者，均可说是国民政府的“革新官僚”。而早在抗战胜利之前，陈仪就在台湾发现适合推行计划经济和国政革新的土壤。

伪满时期的长春

陈仪尝试实行统制经济，始于其在1934年出任福建省主席。其时，陈铭枢等人领导的，以福州为首都的左倾“中华共和国”刚被攻灭。陈仪任内最有名的举措，可能就是亲赴台湾参与“始政40周年博览会”，并写报告赞扬和提出参考台湾的各种政策。其实，陈仪继续了“中华共和国”的一些革新意图，任用了不少青年党、左派人士和技术官僚，其中包括要求前西门子工程师、柏林工业大学毕业生徐学禹，为其设计一套统制经济系统。徐的办法是设立一个“公用事业管理局”和省营的贸易、运输、工矿公司，亦即一种“一业一社”。这些尝试其后因为执行上各种问题而效果欠佳，其中帐目混乱、裙带关系等广为人知。但陈仪的主观意愿仍是良好的，比如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宣布“大多数人均为合作社社员，社会就是合作的社会”，又率先实行“二五”减租，减轻贫农负担；当时何廉也在农本局推动全国各地合作化。

由于福建传统上是粮食进口省，在抗战爆发、福州沦陷、省府迁至永安后，陈仪下令仿照孙中山的倡议设立各县“公沽局”，上设省粮食管理局，亦即统购统销系统，粮食的零售商成为配给点，私人粮食买卖遭禁止，且军警协助从农家缴获余粮，而军人的需要则获得优先。结果是黑市和腐败猖獗，而粮食仍然短缺。1941年4、5月间，陈仪拒绝取消公沽局、恢复粮食自由买卖，结果在8月被陈嘉庚在省参议会中所领导的反对运动轰下台。此前不久，在1940年8月，意识到粮食短缺严峻的陈仪，就曾经提出“福建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称要进行“民生建设”，“着重于农业生产”，并修筑水利，发展小机器工业及手工业，为此需要训练十万名干部，并提高师资人才等。其实，陈仪的统制和计划化政策在战时的环境下完全合理，然而国家行政能力的不足、原有干部的素质恶劣，使任何由国家尝试总揽经济民生的尝试必难成功。统制工商政策作为一种“阶级斗争”，一定会与最受经济统制和“国进民退”影响的地方资产阶级争利－－何况陈嘉庚素以公开爱国著称，自然可以借助其社会舆论影响获得同情。讽刺的是，在陈仪于福建失败之际，另一政学系干员，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三青团秘书长甘乃光，则旧调重弹，提出按成立于1939年的“贵州企业公司”模型，在各省建立省营垄断性总公司，然后再于其上成立“全国性联营企业公司”，在战后中国实现自下而上的计划经济。甘的想法有合理处，但不消说，国民政府即便能草创如此系统，也没有能力处理此种大数据、物流和相关行政。

安里·德·曼所在的比利时工党张贴其画像宣传

二战期间，基本上主要参战国家都实行了全部或部分的计划和统制经济，其中最自由的美国，也在1942年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实行“物资统制计划”，更莫论资源贫乏得多的英国；其于战后上台的工党政府，则把银行、铁道、煤铁等“经济制高点”悉数收归国有，并于1948年尝试推行四年计划。安里·德·曼与纳粹合作，并在占领初期地位等同比利时政府领导人，但随着纳粹覆灭而身败名裂；然而根据米拉尼（Tommaso Milani）的研究，他还是启发了战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派，采纳经济计划为常规政策。另一方面，法国的维希伪政府，也在一群右中带左的“革新官僚”下，在1942年提出“十年计划”，并由战后法国政府承继，在计划委员长让·蒙内（Jean Monnet， 1930年代曾是宋子文顾问）领导下实行一系列旨在急速进行现代化、保留市场但对之进行指导的五年计划，类似于“计划自由经济”。满铁调查部的人员则回到日本，参与到“经济安定本部”制定“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而1947年上台的社会党片山哲内阁，也成立了各行业的“公团”，进行统制。朝鲜则全盘接收了殖时期的计划体制、工矿电力设施和农业集体化系统；韩国也有类似呼声。

朴正熙参与炼钢

计划经济于是成为战后新世界中“经济民主”的代名词。如此者，在抗战胜利前后，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就自然成为中国政坛大部分人的共识，涵盖国共及中间党派。战前、战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都纷纷改为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比如日本社会党就吸收了一批旧国家社会主义者，而张君劢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也改称民主社会党，提出计划经济与民主结合。经济部长翁文灏在1946年向资委会发表演说，题为《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说道“试观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如英法等，皆笃志实行社会主义，将重大而有关公用之事业，努力收归国营……日本新组内阁，亦已提出煤矿国营之方针。可见民生主义之精神，已灌输东西各国。吾国自宜认真努力，以期早能实现。”可见政学系内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民主社会主义化、经济计划化已形成定论。一些地方领袖如阎锡山，甚至大搞“阶级斗争”，尝试在山西以行政管理取代商人阶级。

Carlo Carrà, “Jolts of a Cab”, 1911

陈仪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台湾这个比福建经济更发达、基建更完善、民众学识更丰富的地方，可以具有更大的国家能力，去实现在大陆时期无法完成的计划经济梦。陈仪带过去的不少官员也甚有水平，比如台湾公共工程局长费骅，就带去大量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人员；更有名的就是徐学禹在福建省建设厅的继任人严家淦。陈抵台后马上成立土地委员会，希望向贫农派发没收日人得来的田产，推动合作化，但最后在与重庆政府拉锯之后才部分落实。由于台湾各地设施老朽，战时损毁严重，虽然“接收要纲”本意解除殖民时期的资源统制，结果却要马上恢复并且加强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统制措施，于1945年11月成立台湾省粮食局和贸易局，后者是改组自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成立的“台湾重要物资营团”。此外煤炭、石灰等还有称谓颇为日式的“调整委员会”，以及“住宅营团监理委员会”。作为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环节，为了“伸张民气”，纠正殖民时期的政治压制，陈又提出“三年自治计划”，预定在1950年实现县长、市长、省长民选。讽刺的是，各级的民意地方代议机关，最后在二二八时成为与陈仪斗争的平台。、

陈仪接受台湾日军投降

陈仪邀请资委会人员视察台湾，称赞该会“主办工业成绩卓著，人才荟萃，欢迎你们来接管工业。你们认为应该国营的，尽先由你们挑选接管，余下的再由省办或发交民营。”资委会于是派员一千多人接收。到1940年代末，台湾产业八成属国营，大部分由12家大型公营工矿企业营运，10家是由资委会成立，部分实现了“一业一社”的垄断体制。陈仪据闻称呼这些政策为“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1946年夏，陈成立经济委员会，制定“台湾省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打算在1947年实行。总体来说，陈希望通过国有化和建立现代化人事、会计制度等办法，把台湾变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既关心农工福利，也反对“投机射利的商民”，要建立有“正义感”的社会。他甚至以一种李斯特主义的精神，提出建立国家资本和公营事业，就是“抵抗外国资本家”，为此必须团结在他的领导和国家统制周边。

1949年的高雄水泥厂工人

当时的台湾岛内外的不少民意仍同情陈仪。如1946年3月21日，由林茂生（二二八中遇害，有指是陈仪敌对派系指使）主编的《民报》社论就发出捍卫陈仪的最强音。林指出当局推动计划经济，遭到追求利润，站在自由经济立场的实业家反对，但“我们以为自由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经已完了，我们中国再不能容许无节制的自由竞争，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民生主义，尤其是台湾是民生主义最好的基盘……所以我们拥护国家资本，赞成计划经济，赞成企业的国营和省营。”也因为这样，据徐振国先生研究，陈仪在台湾对“经济制高点”进行支配，建立生产、交通、贸易、金融“四大公营支柱”，扩大垄断，与资本家争利时，就已经把何廉的“计划自由经济”原则抛诸脑后，而是实行更为纯粹的计划经济。

陈仪为宋子文“休克疗法”牵累

毫无疑问，在1946年，台湾是国民党治下最为社会主义的省份。然而，一场来自大陆的金融风暴却让陈仪和其他技术官僚措手不及。1946年2月25日，对计划经济从不买帐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突然闪电宣布取消管制外汇和统制对外贸易，撤销贸易委员会和国营贸易公司，取消对出口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据郑会欣先生研究，这项政策宣称恢复外汇和黄金自由买卖，可以回收发行过量的货币，并且大量进口外来商品，以济物资不足。这其实属于休克疗法。但此事宣布前，只是与美国顾问杨格（Arthur N. Young）等人秘密决定，连财政部长俞鸿钧甚至蒋介石都是事后知情，更莫论是经过正常审议。这极大帮助了孔、宋的“官办商行”孚中、扬子等公司，利用对外关係独家经营进口；进出口比例竟然从1946年1月的2:1增加到5月的8:1。

在台湾任职期间的陈仪

有大量游资的市面于是猛烈波动。抗战胜利初期曾经大跌的物价，在上海到1946年底已经翻20倍之多，台湾的物价也随之直线上升，甚至有大量物资，尤其是糖流向上海市场。此后，物价又因为内战爆发而继续翻倍，同时国民政府因此一役马上经济濒临破产。二二八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孔、宋贸然破除统制，中饱私囊，结合台湾接收初期乱象，以及（按张若彤考证）陈仪把全岛划为五个大粮食区，尝试“打老虎”，揪出涉及不法活动的大家族－－这些都使各阶级怨气一发不可收拾。其中，精英对陈仪“打虎”的仇恨和一般民众的怒火竟然聚合。结果各地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中遭滥杀者，不少都属于反对统制的地方资产阶级和知识菁英。

宋子文

1947年7月，极为懊恼并要宋子文下台的蒋介石，因内战再次宣布“国家总动员”，全国重新执行统制经济。而开战原因之一，又是宋子文。本来张嘉璈在东北，正在商讨把原伪满洲国企业改为中苏合营，事成苏军即行撤退。但宁愿把美国资金引入东北的宋子文却多番阻挠。结果苏军撤退时，把工业设备拆运殆尽，并向中共军队发放日军武器，阻止国军接收东北，国共内战于是在东北爆发。

但是，陈仪为二二八再次担责下台，并不是故事的完结－－因为陈在1948年6月出任浙江省主席后，又再尝试“一省社会主义”。这个当年由张静江最早成功实行省级计划的地方，又回到历史的原点。此时的陈仪，通过一些英国文化协会的册子，了解到英国的合作社和国有化政策，颇为心仪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但现成的样板仍是苏东共产国家。曾经参与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的沈仲九（留德、日)，此时出任浙江省设计及考核委员会主任，被要求以苏联的五年计划为基础编写“浙江十年建设计划”。陈仪又要求属下购买关于苏联的书籍，比如上文提到的中央设计局委员陈伯庄有关苏联经济的专著。由于资料不多，浙江省府竟然在内战高峰之际，致函南京外交部，要求协助致电捷克、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索取他们的战后重建计划文件。最后浙江当局只找到一份美国翻译的波兰建设计划。浙江建设十年计划的不少灵感来自台湾，比如模仿台湾的庞大糖业和阿里山等林业铁道网，在浙江修建大量轻便铁道，以将铁矿送到港口。计划到1949年2月编好时，距离陈仪再次被免职只剩一个星期，陈仪只好向瞠目结舌的省府委员，说希望计划可以帮助继任人。不久后，陈仪因尝试投共和策反其姻亲汤恩伯而遭逮捕，1950年6月枪决。陈仪死前向女儿提到，在狱中还在阅读英国人詹森所著的《战后苏联印象记》。汤恩伯自知铸成大错，曾尝试营救，希望陈写一悔罪书，但遭拒绝；陈宁可“永远解脱，了结残生”。他在刑场大喊“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身后的计划经济思潮

综观陈仪悲剧的一生，曾忠实地执行全盘统制，屡败屡战，更不惜为此牺牲生命。但有无周全计划，有无足够国家能力，遇到反对采取的措施是有序排解，还是胡乱镇压，则判定了他的善良愿望是否为民众和他自己铺成了通往地狱的道路。这条通往统制“地狱”、计划“天堂”的道路，也从陈仪求学阶段开始，就似乎因为世界经济潮流从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的变化，与他和他的新式行政努力影形不离，以致他为计划经济在中国（乃至战后东亚）的实行背负了原罪。反对他最力的台湾左派分子却不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通过坚决斗争，成功将计划经济付诸实行的中共，则多年来维持纪念二二八的传统，到了1980年代才为陈仪平反。徐振国认为，陈仪太过受困于这种憎恶私人资本为利润驱使，进行投机盘剥民众的意识形态，每到一处必然得罪当地资产阶级，又不愿灵活妥协，最后促使他投向中共，并因此丢命。陈仪没有清楚意识到，其在缺乏社会动员基础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反对资本，就是一种前景黯淡的斗争策略（在不讨论此种策略是否正当的情况下）。但另一方面，陈仪要是在台湾初期就实行了把日产私有化的政策，有能力购买的只会是与日本合作最为密切的（皇民化）台人资本家，既在政治上说不过去，在战后左倾政治环境下，也不一定能实现他许诺的更公平社会。如当时采用“计划自由经济”，私营资本需由国家审批方可创设产业，以当年的条件而言，必然带来政府官员层层设限、层层寻租，即战后印度所称的“牌照王国”。

1981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左起：李先念、钱昌照、严济慈、董其武

陈仪和政学系的技术官僚主义遗产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影响深刻。资委会人员包括翁文灏、钱昌照等九成都投奔中共，为其早期计划化和国企管理打下基础。何廉的共事者、经济学家方显廷也认为中央设计局的战后五年计划，帮助制定1953年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钱昌照一直受重用，在建国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甚至在1980年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参与规划海南岛经济特区和制定香港基本法。国民党政府在扫除了大部分反对力量，并通过土地改革，赢得民众支持后，从1952年起在台湾成立经济安定委员会，实行四年计划，从最初的全盘管制到日后的松绑，逐步恢复了部分“计划自由经济”原则，此即所谓“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的起飞关键期。而资委会一千名赴台接收人员中，当然有不少左倾人士，如台糖总经理沈镇南、台电总经理刘晋钰都在白色恐怖期间枪决。但其他要员就包括前中央设计局员张兹闓，以及资委会赵耀东、李国鼎、孙运璿等台湾经济起飞的功臣。陈仪在福建和台湾时期的左膀右臂严家淦，更是官至中华民国总统，其时正值留苏的蒋经国大力推动“十大建设”时期。

最初由甘乃光提出的“全国性联营企业公司”构想也得到实现。1960年代初大跃进以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薄一波在经济调整时期，建立了各个“全国总公司”，以此形式达到了“一业一社”的效果。但政府随即发现目标超前于执行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改革开放开始后国家系统重新恢复时才结合电子科技而成功。因此，改革开放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计划自由经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往往与政府的执行能力并进；螺旋向上，正是世界经济计划史的写照。现代东亚的法治建设、公务员体系、数据处理能力、行政管控力度和物流上的方便，与当时已不能同日而语。在休克疗法造成南美、苏东国家在80、90年代接连破产的今天，环球自由经济再次遇到发展瓶颈，此刻我们重思20世纪中叶的计划经济思潮得失，也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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