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没有首领，觉得不痛快。他们派代表去见宙斯，要求给他们一个国王。宙斯看他们太天真，就扔一块木头到池塘里去。最初，他们听见扑通一声，吓了一跳，都钻进池塘底下去了。后来，木头停住不动了，他们又钻出来，觉得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爬上去坐着。对这第一个国王，他们很不满意，于是又去见宙斯，说这个国王太迟钝，要求换一个。宙斯生了气，就给他们派去了一条水蛇。水蛇便把他们抓来吃。“
——《伊索寓言：青蛙要国王》
2022年7月7日伦敦时间中午12.00，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保守党领袖以及英国首相职务，留任看守首相至秋季保守党领袖完成改选。此后伦敦迎来的湛蓝色晴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接近三年前的这个时候，约翰逊同样在伦敦打破纪录的高温下发表就职演说的场景。这一头卷金发，性格古怪的首相，曾在2019年底举行的大选之后被赋予长期执政——带领保守党迎战下次大选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周之前约翰逊本人仍表达过这样的希望，并寻求第三任期。但是三年之后同样的一个夏天，他的一些后座议员包括阁员们甚至希望他的辞职立刻生效，立即离开唐宁街。短短三年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的保守党领袖选举是否预示着约翰逊走后英国政治的迷茫？本文以分析政治人物为切入点，探讨历届英国政治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如何塑造着撒切尔夫人以来的英国政治文化，以及此次保守党领袖中的各位候选人的表现将预示着的政治走向。政治人物的作为对于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次令人丧失信任的政治丑闻下，仿佛脆弱不堪、深陷危机的英国政治，是否说明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议会制、内阁制、公务员制等政治制度的脆弱？这是本文要解决的更深层次问题。人们习惯将撒切尔夫人当作一位标新立异的首相——当然，第一位女性首相是首要原因。实际上，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开启了一个克里斯玛政治的时代：从力排众议出兵福克兰群岛到推出社区税（community charge），对工会活动与福利支出的强硬立场，一系列产生争议的政策正是从这一闻名遐迩的“铁娘子”所领导的内阁中制定产生的。撒切尔夫人的个人魅力和强硬立场为主导的政治，使得从来与英国政治绝缘的“总统制”悄然登场，在这一定于一尊的新政治文化下，内阁必须成为政策的坚强执行者以及首相方针的坚定拥护者。然而，并不是所有内阁成员都言听计从，一种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在关键时刻使撒切尔付出了代价。1985年，防卫大臣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与撒切尔关于维斯兰直升机公司的收购问题（Westland Affair）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最后上升到了撒切尔是否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违反了内阁议事惯例的问题上来：夏舜霆指责撒切尔在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并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贸然宣布取消关于这一问题的内阁会议。在经过一个月的政治角力后，1986年1月夏舜霆宣布辞职。撒切尔的旧日盟友贺维（Geoffrey Howe）也成为了这一转变中的政治文化的牺牲品。1989年7月的内阁重组后，由于外相贺维的亲欧立场在欧洲汇率机制问题上（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与撒切尔不合，撒切尔任命贺维为下议院领袖与副首相。这一从来被认为是明升暗降的操作，成为了撒切尔内阁分裂的最后一根稻草。1990年11月，贺维因这一问题上的持续分歧宣布辞职，连同夏舜霆挑战撒切尔的保守党领袖，在经过两轮投票后，约翰·梅杰接任首相。后撒切尔的保守党为欧洲问题所困扰，特别是1992年“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英镑出现汇率危机并强制退出汇率机制后，保守党此后的民调已经无法超越工党。同时，正在崛起的工党利用大众传媒和公关机制，将工党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运转的政治宣传机器。1994年工党领袖选举便成为了公关机器的重要实验。在选举期间，托尼·布莱尔的优良媒体形象，最后使得他与布朗的共同朋友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下定决心支持布莱尔，并与使布朗自愿退出领袖选举，与布莱尔达成协议。作为第一个被称为“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的幕后谋士，曼德尔森操纵媒体的能力将布莱尔的工党现代化的政治主张，包装成为工党支持者中的草根阶级所可以接受的观点——这一系主张为“新工党”运动奠基，主张社会主义应当超脱传统产业工人的政策需求，争取代表广大从事其他行业的工薪阶层的经济与社会福利。这些政策主张则是布莱尔的政治导师安东尼·吉登斯与政治顾问阿利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的杰作。1997年英国大选，工党取得了“滑坡性胜利”（landslide victory），获得了下议院将近三分之二的议席数量，巩固了“新工党”政策顺利实施的议会支持。在组阁过程中，布莱尔求同存异，并没有拒斥党内中左翼进入内阁（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被任命为外相，有工会背景的普莱斯考特被任命为环境交通大臣）。在掌握着重要的预算权力（布朗成为布莱尔的重要盟友以及实际副手）的情况下，布莱尔兼任协调者与决断者的身份协调与团结各部门利益，使各个部门得到满意结果。依赖于受欢迎的个人形象、令人满意的多数政府以及暂时团结的内阁，布莱尔时期的英国政治继承了撒切尔时期的“内阁总统制”，布莱尔本人在内阁中的地位实际上超越了“等阶之首”（primus inter pares）这一内阁政治惯例，成为了实际上的最后执行者。然而，这一绝对权力本身并不是布莱尔主义政治的目标：在具有议会多数的政治资本下，以合议与妥协为手段与目的的政治改革因此成为可能——构成国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协定、上议院司法改革与人权法案的通过，都在寻求一个平等统一的政治底线作为平台。这一政治平台上，社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在此，布莱尔时期的政治经历确认了一百年前白芝浩的判断：“内阁制是保持英国宪政稳定不动摇的秘密”。然而，这一最后执行者也有可能成为“错误执行者”。在2001年大选胜利后，布莱尔重组内阁，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库克调任下议院领袖，被认为是利用自己的权力降低政敌的影响力。2003年，布莱尔政府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内阁中的观点分歧开始困扰布莱尔政府，库克因反战立场辞去下议院领袖职务。事实证明这一由“内阁总统”所做出的独断决定影响了工党在支持者中的威信，2005年大选后，工党多数席位明显下降，加上接连失败的几次地方选举迫使布莱尔在2007年正式辞职。正是后座议员的持续问责与舆论压力，使得这一工党政治现代化的设计师辞去首相之职——而现代化的“新工党”政治的一个标志，就是加强问责政治但同时创建一个统一且集中的政治平台。公民社会动员与以个人魅力政治为特色的“内阁总统”制的一体两面（尽管需要注意的是，撒切尔是对公民社会的坚定反对者，但是正因如此撒切尔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最激烈，运动最频繁的时期），最后在脱欧问题上得到了体现。上文已经提到了1990年代欧洲一体化问题是英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问题，撒切尔与梅杰先后为此困扰。布莱尔时期，欧洲问题并没有主导政治讨论，但是保守党内的疑欧声音持续不断。2010年保守党与自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后，困扰执政党的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卡梅伦政府在2015年承诺如果保守党组建多数政府，将举行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公投。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卡梅伦作为留欧派支持者宣布辞职，从此引发了将近长达五年并持续影响至今的政治变动。政治科学家认为脱欧是201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缩影之一，而笔者将阐述以下观点：反体制的民粹主义政治并不是对撒切尔以来建立的以单一政治领袖为主导的，议会稳定多数为支持的政治体制的挑战；相反，2016年以来的政治现象恰恰表明了英国政治传统的坚强之处：在政治领袖无法弥合因脱欧议题撕裂的英国社会矛盾之后，传统政治体制的客观制约使得他们只能黯然退场。特蕾莎·梅就是这一机运政治的牺牲品。但是，完成“脱欧大业”的约翰逊首相也绝不是机运女神所青睐的对象。个人权威的丧失殆尽以及与毫不相称的极度迸发的政治野心使得“内阁总统制”在群众随性推动的浪潮之下，最终屈服于合议妥协的政治传统，消失在遗忘当中。印有脱欧口号的著名红色大巴 / Credit: Getty“脱欧省下三亿五千万”、“夺回边境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夺回司法主权”……脱欧公投期间的竞选活动成为了公关政治的最后喧嚣。议会多数不再反映政治意向的情况——因为脱欧有关的立法与合议活动已经主导了议会政治，而特蕾莎·梅作为一个承认脱欧公投结果、有着“坚强与稳定的领导力”（strong and stable leadership）、时刻将“脱欧意味着脱欧”（Brexit means Brexit）等口号挂在嘴边的议会多数继承者，于2017年输掉大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一个脱欧问题将无可争议占有政治讨论主导地位的大选，竟然使准备开启脱欧程序的执政党输掉了大选不免让人感到意外，而这次大选展现出了脱欧问题所造成的分裂结果（甚至保守党内软脱欧与硬脱欧的分裂），使保守党输掉大选在情理之中。毫无疑问，相比于科尔宾重申了工党的传统价值取向“为了多数而非少数”（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的道德立场（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尔的“新工党”并没有抛弃这一社会主义理念），特蕾莎·梅的机器人式复读是其公关政治的最大失利，也是建立在以个人形象为基础的“内阁总统制”的重大失利。2017年领导少数政府后，梅不得不从一种外强中干的“强人政治”中惊醒过来，对党内的不同声音寻求妥协——鲍里斯·约翰逊继续留任外交大臣，强硬脱欧派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继续主管脱欧事务。但是事与愿违，“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沉浸于脱欧这一单一议题讨论的阁员、议员与群众，在三次脱欧协议未获批准及打破记录的内阁与政府成员辞职数量的情况下，已经丧失了耐心，特蕾莎·梅不得不在2019年5月宣布辞职。当“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而生活依赖于妥协”成为特蕾莎·梅对自己政治生命的盖棺定论时，脱欧谈判的最后时日貌似又为撒切尔-布莱尔式“强人政治”提供了难得机遇。在远远赶超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约翰逊于2019年7月就任保守党领袖与首相。特蕾莎·梅留下的少数政府与悬而未决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成为了约翰逊解决脱欧问题，建立政治权威的最大的形式与实质上的障碍。少数政府的脆弱与不稳定更是导致了2019年媒体们口中的“现代英国最大的政治危机”——对于习惯于稳定的议会多数与专断的“内阁总统”的英国人来说，2019年的英国政治确实十分戏剧化。当然，人们相信政治危机的最后解决方案将会是一次带来稳定议会多数的必要大选，一个重新恢复信任与权威政治的首相；但对于最后一点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人们的估计是错误的。特蕾莎·梅宣布辞职 / Credit: Getty然而，由于定期国会法案的限制（Fixed Term Parliament Act，该法案于今年三月正式废止），提前进行议会下院选举需三分之二超级多数或通过不信任动议。这一规范了议会召集与解散程序的法案，看似用法律维护了英国宪政传统中“议会主权”的原则，然而被认为是违反宪政惯例的：因为解散、组织选举与召集议会从来便属于为了限制议会滥用权力的皇家特权（Royal Prerogative）。在提前选举的动议三次未获通过的情形下，检察总长乔弗里·考克斯（Geoffrey Cox）斥责议会不通过提前大选的动议更让人想起了1653年克伦威尔强制解散议会时的诅咒。约翰逊只能通过另立新法案要求定于2019年12月举行大选。这一手段被公众理解为不得已之举，也赢得了失去耐心而想要尽快摆脱脱欧僵局的英国群众之同情。约翰逊的法案最后通过，2019年大选，这一完全以脱欧为主题的大选，也见证了约翰逊多数政府的组成。议会主权原则的伸张——“议会拥有绝对权力订立或废止任何法律”（戴雪语）在约翰逊提前大选法案的施行下得以佐证。传统的政治惯例在此时再次向“强人政治“与”民粹主义“抛向了橄榄枝。但是，没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一政府是臣服于脱欧这一机运政治的背景的：议会多数可以造就一个稳定的政府，但它并不保证在每一次机运和随机事件的考验下，形成一种有利于政治领袖建立权威的团结政治局面——我们前文说过的饱受欧洲问题所折磨的撒切尔政府与为伊拉克战争所诟病的布莱尔政府就是如此。虽然很难说是否性格使然，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抑或是最简单的直接原因——内阁无法运行，集体责任制（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已成为空话，驱使着政治领导人做出了最后的艰难决定，两位前首相都以体面的辞职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然而对于约翰逊来说，脱欧结束了，生活还需继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将挑战着约翰逊试图建立“撒切尔-布莱尔”式政治权威的尝试。当2020年1月31日“办掉脱欧”（Get Brexit Done）响彻威斯敏斯特广场上的夜空时，聚集起来狂欢的人群没有意识到小小的冠状肺炎病毒已经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2020年新冠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见证了议会各党派的短暂团结——这当然与凯尔·斯塔莫（Keir Starmer）刚刚就任反对党领袖，正在寻找自己在议会辩论中的角色有关。这也使得约翰逊在解决脱欧问题中所暴露出争议暂时脱离了群众的视野。在新冠肺炎蔓延初期，约翰逊亲自视察各地卫生机构，亲自出席发布会等宣传活动时所塑造的形象，是他性格中富有激情的一面；然而激情这一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的水流最后也在一次次丑闻的曝光中吞噬了自己——个人权威政治在丑闻中变得不堪一击。群众在“群体免疫”政策下的在各大医院焦急等待治疗时，并不知道首相的家人正在计划着花大价钱翻新墙纸；人们因肺炎中死去的亲人痛哭时，首相家中正在举行酒会与派对。行事任意的作风可能在掌控机运的斗争中赢得随机应变、处事灵活的美名，但是不能挽救其在放纵自己而导致严重后果后已经透支的信任与声望。值得一提的是，“墙纸门”、“派对门”，包括约翰逊的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被爆料出与生产防护设备的企业有经济联系等丑闻，大多是由约翰逊的前政治顾问多米尼克·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在与辞职后向公众透露的。约翰逊宣布辞职 / Credit: Reuters布莱尔以来的强人与稳定的民意基础所主导的政治文化是强烈依赖于智囊团提供的政治咨询的——曼德尔森与坎贝尔为塑造这种政治做出了努力。而康明斯早在脱欧公投时期就被认为是继曼德尔森之后最精明的政治化妆师，他在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则使公众无法接受——英国公众在评论一个政治人物时永远秉持着最严苛的道德要求，而在紧迫与突如其来的政治存在危机下（如脱欧）却希求这样的不择手段使奇迹出现。在这一点上，康明斯可谓是与约翰逊意气相投。在2019年最后完成脱欧，以及通过宣传机器为大选造势的政治行动中，康明斯在塑造约翰逊作为“内阁决断者”的形象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组建内阁方面，约翰逊内阁（尤其是2020年2月内阁重组之后的内阁）由一批与其政治立场相似的成员组成，但同时也成功展示了内阁成员精明能干却精诚团结的对外形象。表达不同意见的财相贾伟德（Sajid Javid）被迫辞职，而曾经的盟友普丽缇·帕特尔（Priti Patel）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同时，约翰逊吸纳了2016年保守党领袖选举时背刺一刀的政治宿敌麦克·戈夫（Michael Gove）进入内阁，担任兰开斯特领地事务大臣（Chancellor of Duchy），实际管理脱欧谈判最后阶段的行政事务，成为了约翰逊脱欧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这都表现了康明斯所意图塑造的约翰逊形象：脾性多变易怒，却能在关键时刻团结自己的仇敌。但是好景不长，在被曝光破坏疫情期间隔离规定以及与约翰逊个人关系逐渐恶化之后，昔日的政治化妆师成为了约翰逊人生中的又一个仇敌。这位从来没有把任何他所交往的政治领导者放在眼里的人，应当已经在离开唐宁街的那一刻起下定决心掀起一场政潮而使约翰逊下台了。在2021年以来的几次议会席位补选中的失利，加上约翰逊在处理其后几则牵涉后座议员与自己的副党鞭的丑闻中，态度前后不一，加剧了公众与保守党支持者对约翰逊的信任危机。2019年大选基于广泛的北方重工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支持（这些被称作“红墙”的地区大多都是第一次在大选中支持保守党），取得了三十年以来的保守党最好的议会选举成绩。而这些丑闻事件，则渲染了本就因新冠肺炎爆发后造成的物价飞涨的紧张经济状况，从这些支持者中而产生的不满和负面情绪。2022年5月公务员苏·格雷（Sue Gray）所领导的调查团得出结论，约翰逊在2020-2021年期间确实违背了社交距离规定，在首相府内举行多次派对酒会活动，牵涉多名阁员，包括财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等。六月曝光的副党鞭平彻（Chris Pincher）的性侵丑闻中，前任外交部常任秘书西蒙·麦克唐纳（Simon McDonald）指控约翰逊在对这一事件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任命平彻为副党鞭。这一最后触动保守党议员与公众神经的报告使得约翰逊面临信任危机。七月五日，与约翰逊早在2020年就政见不合而辞职的贾伟德再次辞职，触动内阁辞职潮。财相苏纳克随后宣布辞职，又有五十多名不同级别的大臣宣布集体辞职。在无法寻找合适人选填充内阁职务的情况下，约翰逊于七月七日同意辞去保守党领袖与英国首相职务，继续任首相至九月下任保守党领袖选出。公务员的在丑闻政治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以及无法组成有效内阁成为约翰逊辞职的直接原因——看似基于“绅士体面”的英国政治，在危机下仍然凸显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在这一系列客观作用下，遭遇危机的政治领导人必然黯然离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表演型人格是如何做出这一次辞职决定的：正像约翰逊自己说的那样，即使宣布辞职，他将在离任时“把头高昂”。在约翰逊连篇累牍地反复强调自己的“政治遗产”时，是否继续约翰逊的政策还是与他保持距离，成为了他的潜在继任者必须面临的问题。目前保守党领袖选举已经进入了议会党员投票阶段（笔者完稿时现存五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仍在继续），七月二十日将产生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由全国党员再进行最终表决选举出新领袖。比起三年前约翰逊远超其他候选人毫无悬念地当选所不同，目前有三名候选人有希望成为最后入围的两位竞争者，他们是：前财相里希·苏纳克、贸易部国务大臣佩妮·莫登特（Penny Mordaunt）与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七月十五日第四台（Channel 4）举行保守党领袖选举候选人辩论税收问题与重建信任政治成为本次竞选的焦点。苏纳克试图营造一种维持一种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形象：在其他竞选者宣布继续给企业与个体进行减税的，以此鼓励经济团体与个人就业创业以此提振经济时，苏纳克却将稳定物价与确保国家财政储备稳定当作主要目标。可以说苏纳克的竞选纲领仍然与他担任两年财相的经历有所联系，在度过2020年新冠肺炎危机，福利支出的扩大导致赤字与债务逐渐攀升的情况下，2021年的秋季预算逐渐减少减税幅度，减少借贷力度，适当增加税收收入，并决定精准帮扶重点产业。虽然引起争议的是其夫人的离岸资产情况问题，以及过于殷实的家境是否能够赢得北方选民的信任使保守党议员感到担忧，但他的实用主义仍然赢得了议员们的广泛支持。这种实用主义使其足以摆脱其在约翰逊政府内就职的不良影响，并使其融入保守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团结与协调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推行政策，避免依靠个人魅力形成的不稳定政治资产。但是，这并不是说如果苏纳克当选后，他的政治生涯将会一帆风顺：在过于强调财政收支平衡以抑制通货膨胀后，私有部门经济将缺乏活力制造更持久的增长，这也是保守党内奉货币主义为圭臬的“撒切尔主义者”所进行的挑战；同时在放弃约翰逊承诺的扩大福利支出后，保守党的草根支持者将在下次大选中进行回击。苏纳克最近表态承认了他有意通过脱欧这一话题团结党内的撒切尔主义者，承诺将修正或者废止相关欧盟法律：在脱欧派眼中，这些法律代表纷繁复杂的行业规则与税收机器支撑的官僚主义。然而，与其他政治领袖一样，苏纳克不可避免的在团结与妥协中损失本人强硬立场的连贯性。而同为约翰逊阁员却在此前的政府危机中保持忠诚的特拉斯，则将自己塑造为自由贸易与货币主义的拥护者，并承诺将继续2019年约翰逊的减税承诺，因此受到党内“撒切尔主义”者的支持。约翰逊的许多忠诚阁员，如雅各·里斯-摩格（Jacob Rees-Mogg）都呼吁为特拉斯投票，并老调重弹地宣传特拉斯对脱欧路线的贯彻。党内约翰逊忠诚者与稳定中右翼支持者来源，却将以保守党草根阶级的支持为代价——特拉斯在七月十五日电视辩论中回应约翰逊是否诚实的问题时，答非所问地提及到了她是一个忠诚的阁员，并为约翰逊开脱的做法，使她成为了一个约翰逊的非官方代言人。而其在电视机前木讷的公关形象，也使保守党员们自然联想到了平庸的前首相特蕾莎·梅：面临无法预测的机运政治，缺乏随机应变将使得自己的看似妥协的意图成为了内阁分裂的前奏。同样地，保守党的草根支持者以及大多数温和保守党议员，意在远离以丑闻政治和失败的个人权威为标签的约翰逊，也意识到特拉斯对约翰逊形式上的忠诚根本无助于重新建立信任政治，而在下次选举被工党击败也将成为可能：斯塔莫作为一个前任刑事检控专员（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继续为工党塑造一种道德优先的形象，更加能够满足选民的当下要求——建立一个优良的可信赖的专业执政团队。而他与约翰逊在面对疫情期间违反社交距离规定指控时截然相反的态度，则已经赢得了民调领先优势。但是，做出特拉斯将会落选的判断仍是十分困难的：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约翰逊支持者为了维护政策延续性不惜使这一“最佳代言人”接续“升级计划”（Levelling-up Project）。莫登特与她的支持者利德索姆（Andrea Leadsom）莫登特的内阁经历并不充分，但是本次选举受到了草根保守党成员以及团结了后座议员中“中派”社会议题的自由主义以及反约翰逊的原先“脱欧派”。她扬长避短，避免过多卷入税收问题的讨论。作为90年代时保守党青年团体中的负责公关的重要成员，她将随机应变的外在形象与亲和力以示众人，并着重强调她在维护性少数群体权利中做出的努力。不过，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电视辩论中，她的表现并没有如众人所期望的那样反应有力，通过良好的个人形象与流畅的口才打动观众——在此前民调强劲时，她受到了苏纳克与特拉斯支持者的挑战，认为她无法脚踏实地做出政治改变。政治对手质疑其内阁经历中是否做出有意义与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决定——在他们看来，注重外在形象却华而不实的莫登特将更倾向于开出空头支票，从而更加损害选民对保守党权威的信任。诚然，比起前面二位技术官僚，莫登特的内阁经历确实属于减分项；但对于草根保守党支持者来说，她是唯一一个与约翰逊保持距离，并同时没有声张令人愁烦的激进右翼观点的候选人（如同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一样）。如果对她的利好民调继续保持得以使其当选（虽然在七月十五日、十七日的两次电视辩论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使其支持率有所回落），莫登特内阁由于仍需考虑前内阁成员在本届内阁中的地位，以维持技术官僚的政治分量，不得不面临着维持内阁团结的挑战。此时内阁集体责任制的客观制约将再次钳制首相个人威信的发展。经过两次电视辩论后，七月十八日的民调显示苏纳克被认为是在电视机前表现最佳的候选人，而他也很有可能作为对英国公众和保守党的名声“危害最小”的候选人当选。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中完全否认约翰逊的任何诚实，赢得了当时听众的掌声，但是这一表现并不持久。第二次辩论后图根哈特的平凡表现，使人仍然认为他将是本周第一位在议会保守党员中投票出局的那一位。巴德诺克在保守党支持者与金主眼中仍然属于全新的草根力量，坚定的立场与年轻人自带的亲和姿态，获得一些了敢于冒险，并将信任赋予新生政治领袖的议会保守党员及草根党员的支持。然而对于这两位候选人，议会保守党内的关系网不足以支持他们在保守党的特殊选举制度中入围决赛。如果说图根哈特作为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与后座议员还维持了特定的良好关系；那么巴德诺克作为一个代表党内中右翼的候选人，如果无法获得保守党右翼议员的支持（而这些议员正是俱乐部政治的参与者并支持特拉斯），那么她也将在眼前的议员投票环节中被迅速淘汰。苏纳克、特拉斯与莫登特所遇到的挑战，则简而言之为如何与约翰逊政府保持安全距离（苏纳克“政治作秀”式的辞职以及两年以来贯彻的约翰逊经济路线与特拉斯的“愚忠”）。然而，在一个继续着2019年大选保守党政治纲领进行施政的多数政府，本质上能与约翰逊时期的政治有着多大区别呢？因此，无论哪位候选人最后成为新一任首相，他或她都会面临着巨大挑战。民众欢迎一个与约翰逊保持距离的新首相，但是正如消费者对自己并没有使用过的产品保持着谨慎乐观，他们对个人为主导的议会政治的信任也难以恢复。当通货膨胀率上升到英国四十年以来历史新高，而广大工薪阶层选民的收入事实上贬值时，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方案，保守党内选出任何人入主唐宁街都将无济于事。这貌似意味着个人权威和信任为基础的政治的覆灭将伴随着英国政治传统的全面崩解——当以习惯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再有一个有效的代言人对行政领导者的意志进行塑造与限制时，政治也超出了常态化而向毁灭自身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被危机所影响的机运政治，难道不就是英国政治习惯产生的土壤吗？英国历史中的政治变革与习惯的发展从来都见证了危机的在场，因此恰当地说，英国政治惯例中永远不变的地方就是他在不停的实践环境中永远变化。在政治顾问的左右下，政治领袖意图独立于传统的政治惯例建立个人权威：藐视内阁阁员的意见；在议会多数下建立强力政府；通过人为制造政策不连续性加大公务员工作量。然而，个人权威的政治从来没有成功挑战过政治惯例；相反，在危机政治下，政治惯例的客观制约葬送了领导人的政治生命。从撒切尔开始，内阁的分裂与无法维持成为首相辞职的直接原因——在无法任命必要的内阁成员后，即便是迷信个人魅力的约翰逊也不得不做出辞职决定；公务员制度在揭露与调查政治领导人过犯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议会总是在一次次的解散与召集中向政府施加压力，即使议会多数使得以内阁制为基础的权威政治短暂建立。英国政治貌似早已明白了充斥着政治危机的末世学：霍布斯宣告了共同体作为“必死的神”（mortal God），从他的建立起就面临着劣势与自我解体。每一次面临机运挑战的行动者何尝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结，也同时是另类政治的开始。但是唯一不变的则是行动者对永恒存在的眷念，正如经上写道：“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 《以赛亚书 4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