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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人事观察(8): 政治、外交与汇率危机并存的土耳其

陵雅后人 梁子笔记

本文摘要

第一、本次土耳其汇率危机已到了关键决策时点。 目前来看,土耳其选择优先保住本国实体经济而暂时放弃汇率。这一手段能够奏效依赖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否加强。


第二、土耳其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外交危机而非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是外交危机的附赠品。土耳其不得不尽力维系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环境。


第三、美国不能容忍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但更不能接受土耳其全盘伊斯兰化。一个动荡的、宗教化的土耳其将会极大的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从而将中东版图拱手让与普京, 也不符合基督教国家在欧亚大陆中间设立“缓冲地带”的政治传统。

 

正文内容

87日以来短短一周内,受土美政治交恶、土耳其国内经济政策失衡等不利因素影响,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从5跌至7,跌幅高达40%,创造了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跌幅的记录。


火上浇油的是,8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授权对土耳其进口的铝关税调整为20%,钢铁关税调整为50%,里拉汇率应声而跌;当日下午,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东北部城市巴伊布尔特发表讲话,称土耳其面临经济战争,号召全国人民保持镇定,把家中枕头下的美元、欧元和黄金都换成土耳其里拉


当晚,土耳其财政部长阿尔巴伊拉克在伊斯坦布尔向该国商界代表表示:土耳其将进行结构性改革,承诺推行新经济模式,包括制订一份中期发展计划、削减公共开支、改革税收政策、保持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等。然而上述讲话没能止住里拉的跌势13日凌晨,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一度突破7.13


伴随着土耳其里拉的暴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也集体下跌,南非兰特下跌超2%,俄罗斯卢布下跌1.5%,至2年低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克鲁格曼甚至撰文指出这很可能是中东版的亚洲金融危机


图1 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与债市持续走低(数据来源:Stockq和J.P.摩根)


风起于青萍之末,今年以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强势对抗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因素


从历史上看,安纳托利亚高原一直是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碰撞的前线阵地;近现代以来,横跨欧亚大陆的中东病夫奥斯曼帝国遭受了西欧国家乃至于沙俄的侵略和肢解;20世纪30年代后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坚决贯彻激进的全盘西化路线,以谋求土耳其民族独立,并成功于1937将世俗国家原则写入宪法;二战以后,随着西欧传统强国英、法的衰落,美国迅速进军中东并接受欧洲诸国遗留的权力真空1947312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必须给希腊和土耳其以援助防止其倒向苏联阵营;1953,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组织,成为美苏冷战对抗中的一线关键力量。

图2土耳其是埋在中东钳制苏联的一颗关键棋子


随着战后欧洲经济的强势复苏,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开始谋求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早在1959,土耳其便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了联系国申请,但欧共体以土国内政局不稳,周边外交环境紧张为由拒绝;1996,土耳其与欧盟缔结关税同盟,但因为人权、军人干政和中东外交问题无法得到认可,仅得到欧盟候选国地位;2005双方正式开启入欧谈判时,欧盟内部却出现了强烈的反欧盟扩张运动,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2013年,入盟谈判重启,此时国际格局已悄然转向。20149,美国开始空袭叙利亚以来,土耳其基于自身在中东利益而与西方分道扬镳。围绕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和巴以问题,土耳其不得不与美、俄、西欧展开激烈的交锋;2016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略性收缩,美国优先战略破坏了全球化贸易体系,经济下行周期内各国右派保守势力纷纷上台,土耳其国内也发生了一系列动荡;201776,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暂停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给土耳其本就渺茫的入欧前景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至此,土耳其的全盘西化路线遭到了重大挫折。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得不转向宗教保守色彩浓厚的“新奥斯曼主义”;而在中东地缘政治层面,土耳其不得不倒向俄罗斯和伊朗阵营,从而被迫与西方国家对立;最严重的后果在于,高度依赖外债的土耳其模式开始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经济风险逐步暴露,本次汇率危机极可能引爆土耳其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在埃尔多安及其同僚发动有效改革前摧毁土耳其的经济基础。


1、土耳其伊斯兰化已经触碰西方意识形态底线

1强人埃尔多安与新奥斯曼主义抬头

土耳其地处中东伊斯兰势力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中间地带,历史上深受伊斯兰宗教影响。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以来,该国保守主义势力从未放弃扭转“凯末尔主义”世俗政治制度的尝试。


作为该势力领袖人物,埃尔多安37年从政生涯中一贯坚持政教合一主张,力图推行包括禁酒令、取消头巾禁令、严惩通奸行为、反对同性恋和堕胎等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色彩的政策。

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可谓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1994年至1998年,身为福利党党员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市长;19981月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福利党后,埃尔多安旋即成立美德党并任伊斯坦布尔党部主席。


此后,他本人因在土耳其东部城市锡尔特的一次公开政治集会上宣读宗教诗歌清真寺就是军营;它的穹顶就是钢盔;宣礼塔是刺刀;信道者们是我们的战士……”而于19994月入狱,美德党也在20018月被取缔。


转机发生在新世纪之交,2001年土耳其里拉危机期间,国内通胀率一度高达50%以上,埃尔多安与温和派伊斯兰主义领袖居尔顺势结盟,率领中间偏右路线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20033月,埃尔多安正式就任土耳其总理,并于20072011年率领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并连任总理。


执政期间,他推动了土耳其医疗改革;将8年制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将失业率压缩到10%以内;推动外贸经济和工业发展计划;基本偿清IMF贷款;外汇储备逐年攀升。20148月,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中以51.71%的得票率当选。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埃尔多安将其政治倾向表述为新奥斯曼主义,其外交政策取向包括:


①与欧美大国拉开距离,执行“向东看”政策,积极改善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化解亚美尼亚和塞浦路斯问题;

②关注巴以问题,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予以谴责;

③越境打击库尔德分裂势力,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和曼比季等地区建立缓冲地带;

④与俄罗斯和伊朗形成“阿斯塔纳峰会”和谈机制,在卡塔尔、索马里和苏丹建立军事基地,以扩大在西亚和非洲等传统地区的影响力等。


22016年未遂的军事政变是土耳其国家战略的转折点

埃尔多安掌权以来面临的挑战不断。早在2013年土耳其就爆发过持续数月的反政府大游行,同作为伊斯兰势力的“葛兰组织”率先向埃尔多安政府发难,利用他们在政府内部,尤其是司法部门中安插的人员展开了对埃尔多安本人及其亲信的贪污调查。该年年底,埃尔多安内阁中的内政部长、经济部长及土第五大银行人民银行行长均牵涉其中,不得不宣布辞职。这起事件宣告了埃尔多安葛兰两人的彻底决裂。


2013年反政府运动前后,埃尔多安和其政治盟友——时任土耳其总统的居尔——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随后2014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并将居尔踢出政坛,接替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理的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在党内则被逐步边缘化,于201655日宣布辞职。


虽然自上台以来埃尔多安一直试图向“强人政治”转型。但直到2016年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代表的激进保守势力才抓住机会对军队进行实质性大清洗,同时公开围剿温和派伊斯兰势力,土耳其政治局势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这里不得不提到,军队是土耳其政坛上一股特殊的势力,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便在土耳其政坛上发挥着微妙的平衡作用。1923年现代土耳其建国以后,在凯末尔的主导下形成了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政治体制。与其他国家的暴力军事政变和政变后实施军事独裁所不同的是,土耳其历史上4次军事政变均有力地维护了该国多党民主政治制度[1]


埃尔多安主政后不断借机削弱军方势力。


2007,土耳其武装部队负责人亚沙尔·比于康纳特Yasar Buyukanit)将军反对居尔担任总统未遂,导致正义与发展党包揽了总理和总统的职位;


2008~2009年间,为了报复军方,执政党多次以反恐的名义,清除土耳其境内的极右翼组织,包括厄尔根尼康(Ergenekon灰狼等势力,这些组织大多是冷战时期北约派出的情报机构,和土耳其军方以及特种部队有着密切联系,曾经参与过土耳其军方的政变


2010,土耳其政府又高调调查大锤案件,300名军官被监禁,他们被控密谋制造2003年推翻AKP政府的政变,但是后来发现大多数证据是伪造的。据外媒披露,对军方的清洗是由埃尔多安曾经的政治盟友,如今流亡美国宾州的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教士在军队、情报、警察、司法体系中的追随者主导的。


80年代以来葛兰坚持利用教育向年轻土耳其人提供引导,这一立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中产阶级,在其倡导下该组织不断开办学校,并向商业发展


埃尔多安葛兰运动势力的斗争最终以后者的失败告终。20165,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葛兰运动为恐怖组织。2016715,一批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底层军人越级扣押了三军参谋长并发动军事政变意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随后迅速被平定,土耳其官方认定葛兰在幕后操控。事后埃尔多安对军队高层和民间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清洗,几乎三分之一的军队高级将领和数千名政府官员遭到逮捕。


土耳其军方被迫与执政党结盟,进一步失去了政治中立性。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莫格里尼透露称,土耳其政府和国家情报局(MIT)早就准备好了要逮捕的葛兰分子名单,就等政变爆发这个时机进行政坛的大清洗


2016年未遂的军事政变使得埃尔多安基本荡除了国内的反对势力。与此同时,也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的核心矛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军事政变余波未平。土耳其以涉嫌支持恐怖主义和2016年的未遂政变为由,将美籍牧师布伦森从2016年10月拘押至今,并要求引渡葛兰回国,遭到美国断然拒绝。2018年8月初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土耳其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采取制裁措施,之后土耳其方面也宣布将采取同等报复措施;


②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触碰了土耳其主权利益。自2017年10月开始,土耳其宣布出兵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发动军事行动,试图在土东南部和叙利亚、伊拉克境内多次打击库尔德人武装,而美国却在叙利亚战场扶持“叙利亚民主军”等库尔德武装,同作为北约成员的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近期土耳其欲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一事持续发酵,引发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担忧。美国威胁向土停售F-35战机,土方则威胁收回美空军基地;


③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制裁不符合土耳其经济利益。2018年8月7日美国宣布对伊朗部分非能源领域重启制裁。土方则表示不会响应美国的制裁要求。数据显示,2018年前4个月土耳其从伊朗进口原油超过300万吨,占土耳其全部原油进口的55%。媒体普遍认为,土耳其作为缺油国,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有依赖,短期内不会加入对伊朗的制裁。

图3库尔德独立运动波及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


3)土耳其政坛平稳走向强人政治

近年来,世界各国涌现“强人政治”并非个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俄国总统普京等政治强人反复强调外来威胁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以巩固统治;意大利20185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导致两大持质疑欧盟和反对移民立场的民粹主义政党赢得组阁权;一贯主张开放移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国内民意反弹。


由此可见,由全球化引发的贫富拉大和难民问题不断升级,已经在不少国家引发集体身份认同焦虑的排外情绪。但“民族主义”下的排外情绪在各国政坛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军事政变平息后,土耳其国内的世俗主义凯末尔派以及温和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均元气大伤。由此埃尔多安在国内加速推动去世俗化政策。


2017416日,在土耳其全国范围内举行的公民投票,通过了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所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核心内容包括:①议会席位数从500增加到600个;②国会选举从4年一次延长到5年一次;③总统既是国家的首脑也是政府的首脑,有权对副总统和各部部长进行任命和撤职,并取消内阁制。上述修正案本质上是扩大总统的权力和任期,限制议会的权力。按公投结果,上述修正案将在201911月的新一届总统选举后正式生效。


2018419日,埃尔多安宣布,将原定于201911月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提前至今年6月举行。在宣布消息前,他所率领的正义与发展党刚刚和同属于宗教民族色彩的民族行动党党首就此事达成共识。据有关媒体分析,此举是为了让属于世俗阵营的共和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无法为竞选做好充分准备。2018624日,埃尔多安52.5%的得票率正式当选新一届土耳其总统,正发党赢得了议会600席中的293席。


选举结束后,埃尔多安组建了由1名副总统、16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此前受市场青睐的前副总理Mehmet Simsek被排除在内阁之外,福阿德·奥克塔伊FuatOktay)担任副总统,恰武什奥卢MevlutCavusoglu)连任外交部长,埃尔多安的女婿阿尔巴伊拉克BeratAlbayrak)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此外,包括欧盟事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被精简合并。


土耳其基本转向强人政治时代。可以预料,如果国内外局势保持稳定,土耳其将进一步转向新奥斯曼主义,该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方面的裂痕将不可避免的加深


2、在西方新一轮加息周期下,土耳其经济的内外部风险逐步暴露

1)外向型经济战略与土耳其模式

埃尔多安所代表的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并非逆势而为,其长期执政的基础恰恰是由于土耳其经济一度取得快速增长而成为中东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佼佼者。与同类型新兴国家相比,土耳其经济成就也毫不逊色。


埃尔多安执政初期主要采取偏实用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倚靠厄扎尔时期发展起来的一批中产阶级和小企业主的支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中东开拓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内坚决实行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国有资产列入拍卖,包括能源、交通、银行、工业在内的几百家国企被拍卖一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回潮,土耳其反而加快私有化进程,私有化重点也从大型重要国企转向烟草、畜牧、饮食等领域。


表4  土耳其国民账户主要科目一览


坚持实用主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土耳其迈入了增长的快车道,除2008年前后受次贷危机影响以外,该国GDP增速均稳定保持在7%左右,在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内保持前列。截止2017年末,土耳其GDP8511亿美元,排名为世界第17名,人均GDP达到10540美元,20年内增长2.56倍。


图5 新兴市场国家GDP增速(本币计价/%)


然而,土耳其模式是美元宽松周期下的特定产物。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具有的通病类似,其经济的脆弱性包括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大量的外部融资需求、有限的外汇储备、对短期资本流入的过度依赖以及企业对外汇风险的高敞口等。


早在2013年,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首次将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合称为脆弱五国,认为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外国投资,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影响。2017年,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公司也评出了新脆弱五国: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土耳其成为了唯一两次上榜的国家。


A.新兴市场国家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土耳其外债风险处于绝对高位。具体来看:①自2008年以后,土耳其的外债/GDP比例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15年起逼近50%。而同期只有南非的外债比例攀升幅度高于土耳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水平自2008年起便不同程度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统计,2017年土耳其外债规模已经占到GDP53.2%,其中具有热钱性质的短期外债占到21.2%;预计2018年将进一步上升至54.1%22.3%,达到比较危险的水平。


为了持续吸引海量外债,土耳其央行不得不维持极高的基准利率,截止20186月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3个月)高达19.29%,这就给该国实体企业带来极大的负债压力。


图6 新兴市场国家外债/GDP比例(%)


图7土耳其不得不维持极高的短期利率


②与此相对应,如果以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作为该国偿外债偿还能力的指标,可以看到自2008年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均面临着偿债能力下降的趋势。相较而言,虽然土耳其的偿债能力波动性较小,但仍然呈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高利率、高负债的土耳其经济面临着盈利能力较弱的尴尬处境


纵观历史,无论是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还是南美汇率危机,大量接入外债经济发展模式极易受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影响。特别是本国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时,外债风险将可能成为压垮该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图8 新兴市场国家外债偿债能力(%)

B.外债风险攀升的背后,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具体体现为:

①以工业增加值计算,上述各国第二产业占比均未超过40%,且近年来呈逐步下滑的趋势,表现出典型的“产业空心化”现象,由此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大幅度提升;


②以进出口总额/GDP”计算,各国的贸易依存度趋高不止。但正如前文所说,由贸易带来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与外汇储备之和并没有显著增加。这进一步佐证了此类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竞争力疲软、国际贸易话语权低下、盈利能力不足以支撑高额负债;


③基础工业生产能力的弱化背后,是波动性较大的第三产业兴起。以土耳其外汇收入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为例。2016年受土俄关系危机、恐怖袭击频繁以及未遂军事政变的影响,土耳其旅游人数大幅缩减,外国游客数量从2015年的3620万人次降到2016年的2500万人次。2017年土旅游业复苏迹象明显,全年外国游客超3200万人次。2018年土耳其旅游业复苏势头将延续,预计外国游客将超过38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将达300亿美元。但是,一般而言第三产业抗危机能力弱,在逆全球化进程中难以成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器。此外,中东地区动荡的政治军事局势也随时可能引发相关产业雪崩。

图9 新兴市场国家基础工业占比与外贸依存度(%)

 

2)新一轮美元周期下的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危机

2015年底以来,在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的背景下,美联储连续6次加息,基准利率水平由0.25%~0.50%区间攀升至1.50~1.75%的高位,全球流动性随即趋紧,跨国资本回流美国进程加速。美元指数应声上涨,近日已达到了96.69的高位。受此影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承压,各国债市、股市、汇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挫。


事实上,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0~2001年的土耳其里拉危机、2001~2002年的阿根廷比索危机,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往往是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危机的重要肇因。


上一次里拉危机肇始于里拉汇率机制改革。200011日土耳其实施新的汇率机制,将里拉同美元和欧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挂钩,这引发里拉实际汇率上升。200011月中旬,土耳其银行业爆发危机,外资加速撤离,土耳其外汇储备消耗严重;为保住金融业,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在20012月宣布放弃刚刚实行一年的固定汇率制,允许里拉自由浮动,里拉兑美元汇价从一天前的65万:1跌至120万:1,最低时一度达到165万:1


由于土央行外汇储备急剧下降,除大银行外,许多外币兑换所已宣布停止兑换美元,等待换汇的居民排起长队。里拉危机使2001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速从前一年的6.8%降至5.7%,通胀率高达55%50万人失业,大规模示威游行不断,加剧了社会动荡。


而在本次汇率危机下,土耳其外国债权人的风险敞口逐渐暴露。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外国贷款占土耳其银行资产的40%。西班牙BBVA,意大利 UniCredit 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土耳其都有大量业务。土耳其分别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借款833亿美元、384亿美元和170亿美元。此外,包括渣打、花旗等银行在土耳其均拥有2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余额,中国工商银行(ICBC)拥有约13亿美元的信贷余额。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18年一季度末,外国银行对于土耳其的索赔额大约在2200亿美元左右。其中60%反映了非银行私营部门的风险敞口。土耳其银行业的直接风险敞口较低,约为500亿美元。而土耳其官方公布的风险敞口则为380亿美元。


从土耳其央行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其投资组合的负债在20185月达到了1600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负债存量大约在1400亿美元左右,其中75%的债务集中在欧洲国家,最大的单一国家风险敞口是荷兰,这可能主要反映了投资基金的持有量。而其他的大型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士和俄罗斯。


图10 美元指数进入新一轮强周期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汇市震荡


然而,土耳其里拉的大跌也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如前文所述,土耳其里拉自2013年便进入了贬值通道相较于南非、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南非兰特和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扛住了2015~2016年的美元强周期,但本次在政治外交危机下应声下跌,面对汇率危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可能远高于经济因素。

 

3、中东区域强国复兴之路在何方?

至本文截稿,埃尔多安于15日当天签署法令,将自美国进口的乘用车关税提高了120%,酒精饮料关税提高140%,烟草提高了60%。对化妆品、大米和煤炭等商品的关税也有所提高。此前,埃尔多安于14日宣布抵制美国电子产品。15日当天,土耳其银行业监管机构BDDK表示,土耳其银行业与外国银行间的外汇互换、现汇及远汇交易额度与银行股本的比例限制50%调降为25%。当日晚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回稳至6左右。综合前文总结来看:


第一、本次土耳其汇率危机已到了关键决策时点。从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来分析,外债依赖性经济体的汇率危机传导机制基本上如下:


1)上升周期下,汇率自由兑换—>锚定美元—>举债发展经济—>采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维系外债—>美元宽松—>外债大幅度攀升—>以投资和制造业、贸易运输物流为主要资产配置方向的银行体系—>形成较为单一的外贸依存性经济结构;


2)当美国经济走强,美元相应紧缩时,那么将导致两个后果,①大宗商品和主要工业原材料价格攀升—>该国产生输入性通胀;②跨国资本加速回流—>该国外债流入减少;


3)此时,①如果该国选择稳住名义利率,从而实际利率被动降低,货币被动宽松—>实体经济企稳—>跨国资本流出和外债回撤加速—>出现严重的汇率危机—>居民购买力下降;②如果选择稳住实际利率,那么名义利率将抬升—>外债和汇率企稳—>实体经济陷入困境—>出现供给衰退型滞涨—>大量失业—>居民购买力下降。


上述两种政策的核心,是短期内到底是保住本国实体经济,还是优先维护外国债权人的收益?长期来看最终取决于土耳其国经济实力是否能够进一步稳步上升。目前来看,土耳其在第(3)步中选择了第①种政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土耳其本国外债依存度大幅度降低,国内投资消费需求快速抬升,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的条件下才可以避免汇率危机,这对于该国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战。核心是该国经济基础特别是实体经济基础较稳固,产业链较为完善,内需强劲,经济政策明朗。埃尔多安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待考察。


第二、土耳其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外交危机而非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是外交危机的附赠品。如前文所言,埃尔多安通过近20年的努力,将国内反对势力逐步瓦解、清洗,其“强人政治”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国内反对派目前只能通过利用当下外部危机来谋求国内政治力量的转换。反之,这就使得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目标较为明确,那就是必须坚决与“国内反对党-外国政治资本势力联盟”斗争,同时必须实施坚决、有效、务实的经济政策。但这类政策短期内很难见效,为此土耳其不得不尽力维系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环境,甚至不排除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会在此时予以大宗商品援助帮助其舒缓国内经济压力。然而这极易引发西方国家的贸易报复措施,甚至是局部战争。如果中东局势特别是叙利亚内战问题发生突变,那么土耳其将难以招架。


第三、美国不能容忍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但更不能接受土耳其全盘伊斯兰化。无论如何,土耳其目前仍然是民主制世俗化国家,也是G20国集团成员,一个动荡的、宗教化的土耳其将会极大的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从而将中东版图拱手让与普京,也不符合基督教国家在欧亚大陆中间设立“缓冲地带”的政治传统。因此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持久战。受此影响,土耳其经济极极可能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外债水平可能逐渐呈现出“紧平衡”特征。按照“美国优先”战略布局,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极可能演化为中东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因此,叙利亚问题很可能再次引爆热点。



[1]关于军方政变,具体来看:上世纪50年代后,以曼德列斯为首的民主党政府,在经济上过度推崇自由化,导致经济失控,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民众的不满日益积累;而在政治上,民主党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逐步转向独裁。1960527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古尔塞勒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政变,以藐视宪法、实行独裁的罪名,逮捕了总统拜亚尔、总理曼德列斯及民主党大部分议员和相当一部分官员;上世纪60年代末,暴力和动荡困扰着土耳其,街头暴力、工人罢工和政治暗杀此起彼伏。而此时执政的正义党政府,也处于内部各派系的纷争中。1971312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塔马奇上将向政府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组建一个强有力和可信的政府,结束混乱状态。如果这些要求不能被满足,军队将行使宪法赋予的职责,接管政权。总理德米雷尔在与内阁成员举行3个小时会谈后,宣布辞职;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土耳其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由此导致前所未有的政治暴力在土耳其爆发,整个70年代政治暴力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1980912日,由埃夫伦领导的军方以科尼亚省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游行和社会秩序混乱为由发动武装政变,逮捕主要政党领袖、禁止政党活动,宣布解散议会和内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然而,这次政变以军政府的彻底掌权为结果。198211月,埃夫伦根据新宪法直接成为土耳其第七任总统;1997228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场会议上,军方递交有关世俗主义和政治化伊斯兰的问题,来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总理被迫签署保护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决议。随后埃尔巴坎被迫辞职,还被禁止在5年内从政。


参考文献

[1] 刘作奎,土耳其:在东西方间寻找平衡,人民日报,2014214日第23

[2] 朱传忠,解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政治生涯,中国中东研究网,http://www.mesi.shisu.edu.cn/3e/6c/c5268a81516/page.htm

[3] 邹志强,土耳其里拉暴跌警示录:当经济增长模式危机遭遇美国金融霸权,中国中东研究网,http://www.mesi.shisu.edu.cn/af/50/c3711a110416/page.htm

[4] 徐佳杰,算笔经济账,土耳其为啥乱?华尔街见闻: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54086

[5] 联合早报,土耳其选举与民粹主义,http://www.mesi.shisu.edu.cn/aa/9e/c3713a109214/page.htm

[6] 中东学人,土耳其政变一周年:浅谈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27894431

[7]新华网,美国加息与全球货币危机史,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17-02/28/c_136070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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