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书专辑
子弹库楚墓位于长沙旧城东南郊，子弹库是这个地点的旧名。这座楚墓1942年9月被盗，曾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帛书，通常叫“楚帛书”。这批帛书，除商承祚先生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枚残片和一幅帛书残片的照片外，1946年6月均已从上海流失海外，现在都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帛书全篇共900多字，分甲、乙、丙三篇。甲、乙两篇在帛书中间，互相颠倒，只有文字，没有图。一般把长篇叫甲篇，短篇叫乙篇。丙篇在外，附有两套图。一套是彩绘的十二月神图，十二月神居四边，每边三个；一套是四木图，四木居四隅，用不同颜色绘成：春为青木，夏为赤木，秋为白木，冬为黑木。图和文字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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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的故事
发掘
关于1942年盗掘共有4种不同记载：
一、盗墓者说
1942年盗掘此墓的主要有4人：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1958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成立后，他们是考古部的技工。1973年重启此墓，就是在他们的指引下才找到，他们对此墓被盗前的情况有所回忆。虽然这些回忆出于盗墓者之口，他们的观察未必可靠，他们的记忆或有失实，但对比“蔡季襄说”“商承祚说”和1973年的发掘，还是可以反映整个发现的大致轮廓和主要细节。
盗墓现场
任全生等人说，当年盗掘此墓，所见文物皆出于头箱和边箱。头箱内的文物包括：芦苇席（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木寓龙（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提到此器，未附器形，未记尺寸。“木寓龙”是蔡氏比附文献而定名）；竹笥，内盛未经烧制由青膏泥制作的泥金版数百块；缯书（这里所谓的缯书，或称“帛书”。“缯书”是蔡季襄的定名，20世纪50年代多称“缯书”。1953年，陈槃撰《先秦两汉帛书考》，则把此物列入“帛书”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帛书”的叫法更流行）。
以买卖黄泥为生并从事盗墓的“土夫子”
边箱内的文物包括：漆耳杯（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漆耳杯）；木梳、木戈；皮带；陶鼎、陶敦、陶壶、陶勺、陶匜；漆盘（此盘为蔡氏所得，后流失海外）；木俑（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木俑，或被取出）；铜戈、铜矛、铜剑（铜剑为蔡氏所得。铜戈、铜矛，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或已取出，下落不明）。
二、蔡季襄说
蔡季襄是楚帛书最初的收藏者。楚帛书是1942年出土，他买楚帛书是在他从上海返回长沙之后，即1943年冬，时隔一年之久。（1974年蔡氏所撰《关于楚帛书流入美国经过的有关资料》说：“我是1942年三四月由上海回到长沙。”但据湖南省博物馆藏蔡季襄档案，蔡氏是1943年冬才回到长沙的。）他的消息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任全生等人；二是唐鉴泉。并非亲历亲见。他的《晚周缯书考证》也主要是讲他自己的藏品，并非全部文物，但他的说法，距出土时间不远，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买卖黄泥为生并从事盗墓的“土夫子”
蔡氏提到的出土物包括：缯书（分两种，完帛和其他残帛，破损严重，难以复原）；陶器；陶制金版（即“盗墓者说”提到的“泥金版”）；书笈（随楚帛书一同流美，现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漆盘（蔡氏旧藏，1950年售于戴福保，流失海外）；铜剑（蔡氏旧藏，下落不明）；剑鞞（蔡氏旧藏，下落不明）；剑椟（蔡氏旧藏，下落不明）；木寓龙。
洞室墓
三、商承祚说
商承祚是《长沙古物闻见记》的作者，与长沙古董业中人来往密切，并收藏过楚帛书的13个残片。
墓中出土物包括：完帛；残帛（商氏说：“1942年冬，于重庆接长沙唐鉴泉来信，以帛书求售，我乃托友人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复信说：‘唐裁缝出视之时，是在白纸之外再用报纸将之松松卷起，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将来拼复原样恐不可能。’我正与唐反复议价之时，蔡季襄回长沙，遂为所得。”）；竹匣，即蔡氏所说“书笈”；方形丝绸；三脚龙，即蔡氏所谓“木寓龙”；冥币泥版，即上引“盗墓者说”提到的“泥金版”；漆盘；漆耳杯；铜剑；铜戈；木俑；陶器。
洞室墓
四、巴纳说
巴纳说他所知消息是据某个住在海外的当事者回忆。盗掘时间是1934年，地点是在长沙。参与盗掘者有9至10人。
墓葬结构：由4层棺椁构成。器物出于外棺和内椁之间的空间，他讨论的楚帛书只是其中一件，还有帛书留在这摞木板间。（此说与以上各家说都不一样，与发掘简报也不符。1993年2月16日，李零曾写信问巴纳，简报发表后，他是否仍坚持旧说。3月7日，他复信说，他仍坚持旧说。）
马王堆一号墓发掘后，二、三号墓发掘前，为了配合下一步的发掘，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图为发掘现场。
右起：熊传薪、何介钧、周世荣，他们面前所见即人物御龙帛画
1973年重启此墓，发现“人物御龙帛画”。墓中棺椁为一椁两棺，应属士大夫等级，此墓在《长沙楚墓》的新编墓号是M365。《长沙楚墓》把长沙地区的楚墓分为4期9段，前3段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中3段是战国中期，后3段是战国晚期，此墓属于第3期的第6段，即战国中期的晚段。子弹库楚墓只是一座小墓，出土器物没有铜礼器，只有铜兵器，陶器组合为鼎、敦、壶、匜、匕。这些器物皆楚墓常见，很普通，但它有3个发现非常重要：一是楚帛书；二是楚帛画；三是蔡季襄所谓的“木寓龙”。战国帛书，是第一次发现，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发现；战国帛画，是继陈家大山帛画之后的第二次发现（马山一号楚墓所出是第三次发现）；“木寓龙”，是第一次发现。后来马山一号楚墓和九连墩大墓所出的漆雕“辟邪”或“凭几”估计就是这种东西。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2-3版
人物御龙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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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的故事
流转
蔡季襄——楚帛书的最初收藏者
蔡季襄和他的女儿蔡美仪、女婿，20世纪50年代摄于北京
1944年6月19日，日军攻陷长沙。6月26日，蔡季襄一家避难兴马洲。其妻黄茀莲、女蔡玲仪后因不堪日军凌辱，赴水自沉。《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次披露、研究子弹库帛书的著作，也是蔡季襄写于此时的激愤之作。
帛书流美始末
因楚帛书上面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明，蔡季襄携带楚帛书到上海，想为楚帛书拍摄红外线照片，显示出一部分文字。蔡季襄找到金才记古玩店，托店主金从怡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摄楚帛书。后来金才记的店伙计傅佩鹤带领柯强找到蔡季襄。（柯强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据商承祚所说，柯克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的身份出现，冒充“文化考古学者”，掠夺长沙文物。）
柯强，1993年夏
当时柯强对蔡季襄说：“蔡先生，你这缯书上面模糊的文字，我保证可以照出来，就请蔡先生带了缯书同到我的寓所试拍一下，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傅佩鹤在一旁也极力赞成，蔡季襄便将楚帛书带到柯强住处，柯强拿着楚帛书在相机前摆弄了一阵，借口镜头出了毛病，要求蔡把楚帛书多留一天。蔡季襄当时急于要将楚帛书上的文字显出来，也就允许将楚帛书多留一天。
柯强立于盗墓现场
第二天，蔡季襄向柯强索要楚帛书，没想到柯强却对蔡季襄说：“蔡先生，我和朋友拍了一晚，因为镜头不够好，还是拍不清楚。恰巧今天清早有一位美国空军上校去旧金山来辞行，我将这幅缯书托他带往美国拍制去了，大约在一星期之内就可将缯书和拍好的照片一并寄回。”柯强已擅自托人将楚帛书带回美国了。蔡季襄预料到大事不好，气愤地要求柯强马上退还楚帛书。柯强却说：“只有一星期就可寄回，如果蔡先生不放心，我可以书一张契约给蔡先生，将缯书定一代价，如果缯书到期不寄回，或者往返途中发生事故，按照所定代价赔偿。暂付保证美金1000元。”傅佩鹤也劝蔡季襄答应，当时柯强是美国派驻上海的情报员，有权有势，且已“先斩后奏”，只能听任其摆布。
柯强获自长沙的文物，1939年3月26日—5月7日柯强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长沙出土文物展
蔡季襄回忆道：“我当时被傅佩鹤威吓利诱之下，只得允许。”因柯强除了“柯强”两字以外不会写其他中国字，便要蔡季襄先写一张契约底稿。内容大致为：“收到缯书一幅，暂定缯书代价美金1万元，现交保证金1000美元，如缯书寄往美国征途中发生事故，或不寄还，按照缯书代价，除去保证金1000美元以外，赔偿美金9000元。此据。”下书年月日。傅佩鹤读给柯强听了，柯强很同意，没有再誊写，直接在契约的下面签了“柯强”两个中国字，又签了英文，并从橱内取出1000元美钞，连同字据交给蔡季襄。然而一星期后，楚帛书并未寄回，蔡季襄多方询问未果，直至柯强离开上海返回美国，蔡季襄才知道这幅楚帛书被这个强盗伙同金从怡、傅佩鹤、叶叔重3个古董鬼，借红外线为名盗骗去了。
戤司康公寓，1945年柯强来沪寓所，今淮海中路1202-1218号
为了打探音信，蔡季襄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后，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蔡季襄后来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受珉的儿子吴柱存是柯强的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蔡季襄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柱存，请他向柯强询问楚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柱存回信，说与柯强见面了，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楚帛书，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季襄把价格压低一下。蔡季襄立刻去信告诉吴柱存，说楚帛书无论如何不能卖，请柯强马上将楚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柱存回信说，柯强对退还楚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书实际上是被抢走了。
舒尔特斯，带帛书到美国的人。先后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34—1938年来华，任教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1938—1941年返美，任教华盛顿大学东方学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度来华，在飞虎队等处的情报部门工作。1946年7月，舒尔特斯从上海回国，受柯强委托，把子弹库帛书带走。其后，短暂重返华盛顿大学，复又来华，至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返美。1967年底，赛克勒医生曾写信向他调查子弹库帛书的来历。舒尔特斯在通信中说，他对柯强印象很坏。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楚帛书的经过做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同年，为核实蔡季襄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柱存——当时吴柱存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柱存本人，但吴柱存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季襄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史克曼，1946年7月舒尔特斯从上海回国，受柯强委托，把子弹库帛书带走，8月6日交给史克曼，寄存于史克曼任馆长的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20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柱存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帛书在美的借存记录
1946年8月6日，楚帛书包括装裱过的完帛、所有残片和贮藏楚帛书的书笈，被送抵美国，放在纳尔逊美术馆。
1946年9月16日至1949年某日，楚帛书的残片曾被放在一个纸盒中，送抵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纸盒盒盖现藏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柯强档案中，上面贴有福格博物馆的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下有盖登斯（R.J.Gettens）手写的4行字：This box opened for/inspection by JHC （柯强名字的缩写）and RJG （盖登斯名字的缩写）/for first time at Fogg/Sept.20 1949，似乎这个纸盒第一次被打开是1949年9月20日。但有文件表明，1947年1月7日，福格博物馆应史克曼之请，将楚帛书（可能只是其中的完帛）移送弗利尔美术馆。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带福格博物馆借存标签的纸盒盒盖上的文字
1949年8月12日，福格博物馆再次为楚帛书办理借存手续。1949年9月20日的所谓“第一次开验”，恐怕只是再次办理借存手续后的第一次开验。
1949年秋，柯强将楚帛书中的完帛和他的一批文物借存于大都会博物馆。其他残片和书笈仍然借存于福格博物馆，直到1969年6月13日。
古董商戴福保
1964年4月10日，楚帛书完帛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存期已满，柯强将其取出，售于纽约古董商戴福保。
1966年，楚帛书完帛归赛克勒医生所有。
赛克勒与他的藏品
1987年9月28日，赛克勒医生在华盛顿捐建的赛克勒美术馆开幕，楚帛书完帛被借存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至今。
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1992年6月12日，留在柯强手中的楚帛书残帛和贮藏楚帛书的书笈，以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至今。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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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的故事
研究
楚帛书，它揭开了先秦简帛文献研究的序幕。由于缺乏实物和清晰的图版，楚帛书的研究困难重重。商承祚、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李零等先生，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先驱，也是楚帛书的忠实读者。曾宪通先生曾说：“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前赴后继，对楚帛书展开了持续的研究，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学术史。翻看这部学术史，以下诸位先生显得尤为重要。
蔡季襄，是第一个收藏、揭裱、测绘、报道、研究楚帛书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先后发表《晚周缯书考证》《关于楚帛书流入美国经过的有关资料》。
《四时令》 蔡修涣摹本
巴纳，第一次为楚帛书做科学检验（包括照相、测绘等）、文字复原（包括行款复原）和图像复原，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四时令》 巴纳摹本
梅原末治，是第一个发现楚帛书表面还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则给它做了摹本。
梅原末治于1954年发表《近时出现的文字资料》。
林巳奈夫于1964年发表《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6年发表《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1967年发表《长沙出土战国帛书十二神的由来》。
林巳奈夫摹楚帛书红色反印文
李学勤，是第一个指出楚帛书十二月即《尔雅》十二月的人。他对楚帛书考释和思想探讨无疑有重大贡献。先后发表《战国题铭概述》《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长沙楚帛书通论》《再论帛书十二神》《〈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鶡冠子〉与两种帛书》《试论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残片》《楚帛书和道家思想》《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释战国文字中的女娲》。
陈梦家，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做系统比较，对《管子》之《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试做复原，对后人启示良多，也是重大贡献。1984年发表《战国楚帛书考》一文。
商承祚，是第一个指出“德匿”即“侧慝”的人。侧慝与日月嬴缩和妖祥灾异有关，这对楚帛书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是重大突破。1964年发表《战国楚帛书述略》一文。
《四时令》 商承祚摹本
严一萍和金祥恒，是最早考证楚帛书有伏羲、女娲的人，这对楚帛书神话人物的考证也是重大突破。严一萍1967年发表《楚缯书新考》，金祥恒1968年发表《楚缯书“雹戏”解》。
饶宗颐和曾宪通，也是对楚帛书考释和内容理解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饶宗颐先后发表《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楚缯书疏证》《楚帛书天象再议》《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书文字小记》《楚帛书与〈道原篇〉》《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等。
《四时令》 饶宗颐摹本
曾宪通先后发表《长沙楚帛书研究述要》《长沙楚帛书文字编》《饶宗颐先生与楚帛书研究》《楚文字释丛（五则）》《楚帛书文字新订》《楚帛书神话系统试说》《商锡永先生与楚帛书之缘及其贡献》《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与帛画之解读》《战国楚地简帛文字书法浅析》。
饶宗颐、曾宪通二人合著，1985年出版《楚帛书》，1993年出版《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四时令》 李零1980年摹本
李零，楚帛书贯穿李零的学术生命，他反复精读楚帛书，对楚帛书做“抢救性的复原报告”，是楚帛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先后发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研究〉补正》《楚帛书与“式图”》《楚帛书目验记》《楚帛书的再认识》《读〈楚系简帛文字编〉》《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楚帛书与日书：古日者之说》《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子弹库》等。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2-3版
《四时令》摹本最新修订本
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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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之
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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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之书法艺术
饶宗颐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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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横画起笔，多先做一纵点，然后接写横笔。此法在吴《天发神谶碑》亦擅用之，如“上”“下 ”等字皆是。帛书通篇以此取态，起笔重而住垂缩，横画故意不平不直，挺劲秀峻。从放大12倍之真迹照片中，倍见结体连笔之美妙精绝，令人神观飞越，恍然与荆楚书家如获亲炙，呼吸相通。不似汉刻唐拓，非出于手笔，徒有雾里看花之感。
《四时令》塞克勒基金会2012年提供
张怀瓘《六体书论》称：“隶书程邈所 造，字皆真正，故曰真书。”按分、隶之兴，非自秦始，此特指秦隶耳。今观楚帛书已全作隶势，结体扁横，而分势开张，刻意波发，实开后汉中郎分法之先河，孰谓隶书始于程邈哉？惟帛书用圆笔而不用方，以圆笔而取横式，体隶而笔篆也；若吴《天玺碑》则作方笔，以方笔而取纵势，体篆而笔近隶也。此为二者之异趣。至于行笔之起讫，则有其共通之处。姚鼐跋《夏承碑》，谓隶书有三种，“一为未有波磔者，一为波磔兴而未有悬针之体，一为晋以来师法羲献有悬针、垂露之别者”，楚帛书用笔浑圆无所谓悬针，而起讫重轻，藏锋抽颖，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所祖。
《四时令》（甲篇）
胡小石论八分占极长时间，“隶书既成，增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又云，“今人作书，亦能避去撇捺之笔，在唐，虞、褚齐名，虞书内擫，分势少；褚书外拓，分势多。”楚帛书亦倾向于外拓，分势特多，具有褚之神理，体为古文，其实即当日之真书，真书由八分变来，亦带波挑，由帛书可追寻分势之所始，足为书史提供崭新资料，况出于写本真迹，不更可贵耶！？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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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及相关问题杂识
陈松长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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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极大的研究魅力，而且其文字书写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且在书体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四时令》（乙篇）
从整体上看，楚帛书的文字布局整齐匀净，文字大小基本一致，字距略大于行距，其行列分明，布白疏朗，整饬而清爽。楚帛书的文字构形多横向取势，字体扁平，且大都呈左低右高之态，如“旁”字、“黄”字，本应是形体纵长的字，但都写得比较扁平，特别是“旁”字，完全就是横向取势，其中“方”的一横特意向右上斜耸，凸显左低右高之态。至于“黄”字中的所有横画，都是左低右高，故其字形都呈倾斜状态，特有一种摇曳婀娜的风姿。这种态势的构成，主要源自其横画的用笔，可以说，帛书中的横画多无粗细变化，一般在回锋起笔后，线条都向右上方运动，略带有一定的弧度，收笔时则多下压后回锋提笔，字例如“二”字、“三”字等字中的横画，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势，这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楚简文字中的运行笔迹基本相同，如曾侯乙墓楚简中的“止”字、“车”字等字中的横画都是如此，由此也可看出，这种笔画应该是楚简文字中最常见的特定笔势之一。
楚帛书残片
从文字书写的用笔来看，楚帛书中的文字书写都提按分明，节奏明快，中锋用笔，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很多笔画化曲为直，改垂引为斜出，波、磔类的笔画间有出现，特别是其文字形体的扁平取势，已颇具几分隶书的意味。
楚帛书残片
或以为这种文字构型扁平取势的书写形态是由帛书抄写的载体决定的，认为帛书的幅面比较宽绰，每行的空间可以自己把握，故其字体可取扁平的形态书写。其实，此说完全不能成立。我们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同样也看到了这类扁平的书写形态。
楚帛书残片
2003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叁）》中刊布了最早的《周易》抄本，其抄写的时代虽比楚帛书略晚，但文字构型和书写形态却非常相像，不妨随便选取其中一枚简的图像（见图）来作比较。这是上博藏楚简《周易》恒卦中的首简，简长43.6 厘米，简宽才 0.6 厘米，共容字 46 个，除去简的两端和卦象所占的空间，一个字所占的空间位置还不到 1 厘米，且字与字的距离空间比字还大，故每个字所占的实际空间还不到 0.5 厘米乘以 0.6 厘米，由此可以想见其文字扁平的程度，其中如“咎”“惪”等上下结构的字都压得很扁，至于其他左右结构的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文字构型的长扁与否，与书写载体并没多少必然的关系。
楚帛书残片
或以为文字构型的扁平取势是隶书的基本特征，是篆书隶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现在看来，这种传统的认知也许并不靠谱。首先，隶变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由篆书变为隶书还是隶书自身的变化？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只想提示一下，在战国楚系文字中，不只是楚帛书的文字是扁平取势的，诸如包山楚简（战国中期）、上博藏楚简（战国晚期），都有这种扁平构形的书体，这说明早在战国古文中扁平取势、横向构形的特征就很常见，故所谓隶书构型扁平的标志性特征并不是隶书的专属特征。因此，有关隶变过程中文字的形体由篆书的纵向取势变为隶书的横向取势的说法，实际上是对楚系文字缺乏认知和比较分析的一种误判。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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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帛书对殷周书写的继承变异
及楚、秦简墨书比较
王晓光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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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手写体逐渐演变为晋盟书、楚简帛书等样式。殷周手写体基本笔法——端尖中粗形、重头轻尾形（钉形）——仍较多施用于东方各国。殷末周初较平直的重头轻尾钉形（及长三棱形）笔画，在晋盟书里变得短粗有力，起笔处增大力度，强调了随后扫出之势，首肥末锐、收笔细尖，有时还在收笔处做猛然回弯曲转状，如温县盟书等。后人将这类写法称为“蝌蚪书”。晋盟书或可反映东周中原日常手写体面貌。楚简书与晋盟书风格较接近，所不同的是，楚简端尖中粗的写法多于盟书，“钉形”笔法略少于盟书，如郭店楚简《老子》诸篇充斥着众多两端尖锐出锋的线条，但它们的中截并不十分粗厚，一些横势画甚至做左尖细、右粗重的右顿笔形，这虽然和传统钉形笔画方向相反，却均出于快捷书写的需求。
楚帛书残片
战国中晚期的长沙楚帛书与楚简墨书有些不同。楚帛书单字结构比较省简，笔画粗细一致，点线匀整，不显锋芒，这是与楚简书的主要差异。楚帛书点线之“异态性”可能缘自两方面：一是帛书书写速度较慢，书写态度显然较那些竹简认真许多，行笔工谨细致；二是缯帛材质的原因，与竹简、石玉比较光滑的受书面有所不同，缣帛有汲水吃墨性，故帛书笔画显得润泽含蓄，甚至类似秦人笔迹。在之后的西汉初马王堆帛书上亦可看出这种特点。我们也可以把楚帛书、楚鄂君启节铭文等看作战国时代楚国（系）官文正体的一种样式。从这两种书刻可看出，楚系官文同样推崇匀整的笔画线条，但就结构而言，这时期的楚文正体游离于之前的西周文字规范，却未走出篆体结构的牢笼。
楚帛书残片
晋盟书、楚简帛书及中山王墓玉器墨书等书迹，共同特点是线条均以弧曲势线，即“）”形线居优势，点画仍以钉形、端尖型为主，结构仍为篆构。楚系简牍书写技术对于殷周手书技术的继承，主要体现于对殷人写法（用笔用锋方面）的遥接，而相对西周人书刻而言则变异较大。比如在用笔与点线形态上，商代典型的两种用笔样式——端尖中粗式笔画，头重粗、尾轻细式笔画——很大程度保留于楚系书写当中。楚简书中大量出现的钉形笔画、即头重粗尾轻细式笔触，应来自西周以上的书写传统，周人对线条的规范（逐渐消隐出锋笔，均匀点线，减少锋尖芒角之笔）看起来较少对东方诸国的书写形成规范与限制。荆楚书写上承殷末周初的书写技术，并日益形成地域特色，这特色更多体现在字结构方面。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7版
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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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之
语言文字
力 匕
楚帛书与战国文字研究
何家兴 | 文
阝 勹
廴 匚
厶
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帛书，属于战国中晚期；作为出土实物 ，印证了《墨子·兼爱》“书于竹帛”的记载。楚帛书发现至今近60年，对古代思想史、艺术史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帛书语词十分丰富，有时令、职官、人物等专名，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雨、百神、赢绌、四极、黄泉”“伏羲、炎帝、祝融”“臣妾、五正、诸侯”“进退 ”“侵伐”“天柱”“聚众”等。帛书是战国文字研 究的珍贵文本，推动了早期战国文字研究。其中，字形为战国文字工具书所著录，有些字形仅见于帛书。帛书的文字释读是战国文字发展的一个缩影。经过饶宗颐、李学勤、曾宪通、李零、徐在国等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帛书文字释读、 文本著录 、工具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6版
楚帛书红色反印文
力 匕
试说楚帛书甲篇的“亢步”
张峰 | 文
阝 勹
廴 匚
厶
结合上举冯时先生和陈剑先生的看法，我们认为“共工亢步十日”之“亢”可能读为“更”，训为“更改”。《说文解字·攴部》：“更，改也。”至于“步”字，似指帛书前文“帝允，乃为日月之行”的“行”，《说文解字·步部》：“步，行也。”也即日月运行之轨迹。所以帛书第三段说的是，共工改变了日月的正常运转轨迹，导致一年多出“十日”，所以四时失序，四神才置闰调节，最后重新迎回日月，并进一步确定了宵、朝、昼、夕。鉴于共工曾与颛顼等争为帝，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可能帛书第二段的“九州不平，山陵备倾”也跟其有关。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6版
楚帛书红色反印文
Par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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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之
塞克勒先生的遗愿
亚瑟·姆·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医生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出版家和艺术品收藏家。
赛克勒收藏的中国玉器
1964年，柯强把一批文物及楚帛书售于纽约古董商戴福保，蔡季襄没有从柯强处得到一分钱。但戴福保只是替赛克勒医生买文物的中间商。他想把这件楚帛书扣下，留作自己的收藏，结果被赛克勒医生的朋友辛格医生发现。辛格医生打电话，告知赛克勒医生。赛克勒医生迅速赶来，才用50万美元买下这件楚帛书。于是，这件楚帛书成了赛克勒医生的藏品。
辛格医生，赛克勒的朋友，也是力劝赛克勒买下子弹库帛书《四时令》的人
1985年至1987年，赛克勒医生先后捐建了3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对他的藏品做了最后的安排。
1987年，赛克勒美术馆开馆，《画室》杂志为庆祝此事，特意出了专号。其中有两篇文章都提到了赛克勒医生的遗愿。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件文物送归中国。赛克勒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希望和郭沫若见面，希望跟他直接谈送还楚帛书的事。奈何郭沫若当时病情已重，未能见面，这个机会就错过了。但赛克勒在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里仍然表示，希望将来把楚帛书送还中国，以便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赛克勒馆开幕仪式，1965年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带字的丝绸’，能够‘物归原主’，重返中国，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由一个美国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作为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疾病和死亡干扰了此事。我错过了与郭沫若这位中国‘文艺复兴大师’的会面。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伟大的机会呀。但我仍然希望，希望这个友好举动能够梦想成真（正是为此，我才希望与他见面），希望用一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物把中美两国人民拉得更近。”
赛克勒与北京大学时任校长丁石孙签署意愿书，1986年
1986年，赛克勒在北京大学捐建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1986年奠基，1993年开馆），供北京大学考古系（现已更名为考古文博学院）收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发掘品和收藏品。曾言明一旦新馆落成，即将给中国文物界一份大礼，即把楚帛书捐给北京大学赛克勒美术馆，但赛克勒先生不久去世，此后再无人提及此事矣！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2-3版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Par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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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之
大事记
1942年，楚帛书出土，盗掘者为任全生、漆效忠、李光远、胡德兴，出土地点为长沙东南郊子弹库。
1943年冬，蔡季襄于唐茂盛古玩店店主唐鉴泉处购买楚帛书。
1944年8月，蔡季襄在安化写成《晚周缯书考证》。
1945年1月，《晚周缯书考证》在涟源县蓝田镇出版；8月15日，日本投降。其后，蔡季襄回到长沙。在日本投降（8月15日）前，柯强受美国海军陆战队派遣，抵达上海，住霞飞路戤司康公寓17号1206室。
1946年，蔡季襄到上海，住吴宫大酒店。6月左右，柯强在上海与蔡季襄会面，借楚帛书照相。8月，舒尔特斯（Frederic D.Schulteis）受柯强委托，把楚帛书带到美国，交给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柯强在上海霞飞路的寓所被转赁于犹太人升茂（Samuels）。
1947年1月7日，福格博物馆应史克曼之请，把楚帛书寄往弗利尔美术馆，进行拍照，12月9日楚帛书才寄回福格博物馆。同年，蔡季襄委托立约经手人傅佩鹤与升茂交涉，请柯强于9月底之前付款，反复致电去信，均无结果。
1948年5月12日，吴柱存（吴受珉子，柯强的学生）赴美留学。蔡氏托他带信，斥柯失信，云再不回信，将与中美政府交涉，诉诸法律。
1949年，柯强将子弹库完帛借存于大都会博物馆，存期15年；残片和书笈借存于福格博物馆。
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出版。
1960年，李学勤考证，楚帛书十二月名即《尔雅》十二月名。蔡季襄退休。
1964年4月10日，柯强取走他借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文物（包括楚帛书），把它售予纽约古董商戴福保（蔡季襄的老友）。戴福保是替赛克勒医生买文物的中间商。
同年，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发表。
1966年，辛格医生（Dr. Paul Singer)在戴福保的古董店看他替赛克勒医生买下的上述文物，发现戴氏将楚帛书藏于另室，赶紧打电话叫赛克勒医生前来，买下楚帛书。
1967年，大都会博物馆将楚帛书拍成红外线照片。8月21日至2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考古系，由赛克勒基金会赞助，举办“中国古代艺术及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3卷。
同年，严一萍考证，楚帛书中间8行开头的神话人物是伏羲、女娲。
1968年，金祥恒考证，楚帛书中的伏羲，是假“雹戏”为之；饶宗颐《楚帛书疏证》发表。
1969年6月13日，柯强取走他借存于福格博物馆的楚帛书残片和书笈。
1971年，赛克勒医生请巴纳博士（Dr. Noel Barnard）研究楚帛书。
1972年，巴纳博士据大都会博物馆的红外线照片，出版《楚帛书释读、翻译和历史考证前的科学鉴定》。
1973年，巴纳博士据大都会博物馆的红外线照片，出版《楚帛书译注》。
1974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发表。
1980年1月，蔡季襄去世。同年夏，李零撰《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
1985年，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在香港地区出版。
1987年5月26日，赛克勒医生在纽约去世。9月28日，赛克勒医生捐资修盖的赛克勒美术馆在华盛顿开幕，他收藏的楚帛书被借存于赛克勒美术馆。
1990年4月27日至28日，李零参加赛克勒美术馆举办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目验展出的楚帛书。
1991年，李零《楚帛书与式图》《楚帛书目验记》发表。8月，借便开会，李零在长沙调査，拜访何介钧、胡德兴、漆效忠、王宗石。
1992年6月12日，柯强将他手中的楚帛书残片和书笈匿名捐献给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同年，商志 《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发表。
1993年1月至5月，李零应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邀请，前往华盛顿，与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合作，揭剥楚帛书残片，研究这批残片，并在美调査。4月22日，李零在赛克勒美术馆演讲：《楚帛书的再认识》。5月27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
1994年3月10日，巴拉德寄楚帛书残片的幻灯片给李零，与李零讨论揭剥（通信5次）。
同年，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二篇《楚帛书研究》在台湾地区发表。李零释出楚帛书中的“热气寒气”，论二气即阴阳二气。
1995年，巴拉德与李讨论揭剥（通信3次）。
1996年，巴拉德与李讨论揭剥（通信2次）。
1997年11月10日，“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暨楚帛书捐赠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
1998年，蔡季襄遗稿《关于楚帛书流入美国经过的有关资料》发表。
2000年10月20日至22日，李零去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古代中国的文献和礼仪”会议。21日，与会的27位国际学者联名致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馆长毕齐（Dr. Milo C. Beach），呼吁重启楚帛书残片的揭剥。
2001年9月1日至7日，李零、白荣金应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贾宝（Dr. Paul Jett）邀请，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研究进一步揭剥。
2005年7月29日，柯强卒。
2007年10月21日至26日，李零和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华盛顿目验揭剥封存的楚帛书残片。
2009年6月1日至7日，李零与夏德安教授在长沙考察。
2010年，李零开始撰写《子弹库帛书》。
2012年5月，柯强遗物中的书信、手稿、照片和中文书由他的外孙女埃敏海泽（Ms. Stephanie Eminhizer）捐献给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2013年5月18日至6月10日，李零访美，在芝加哥阅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柯强档案。
2017年7月，李零《子弹库帛书》出版。
——《中国书法报》261期第2-3版
Par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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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
残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追索流失文物的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海外流失文物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今我们更加期盼在海外漂泊了70多年的楚帛书能够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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