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焜 | 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知見

一、概說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下簡稱“款識”），二十卷。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紹興年間（1131－1162）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款識》全書收有夏器二、商器二百又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漢器四十二，凡五百十一器。其中以商、周二代鼎器最多，計九十七器。惟周代磬、鼓為石製，周琥、秦璽為玉器，餘均銅器。《四庫全書提要》稱本書：

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本，而蒐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未免真偽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其立說並有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

《款識》是宋代金石著述中輯錄銅器銘文最豐富的一部書，自是十分重要，尤其所著錄的鐘鼎彝器多已不傳，獨見於此書，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款識》二十卷，紹興間曾有刻石，可知初為石刻本。宋亡以後，石刻散佚，現僅存若干宋拓本。石本之外，後世另有木刻與傳寫本。

二、通行本

現在流傳的主要是木刻本和若干傳寫本。其重要者簡述如下：

（一）明萬曆十六年（1588）萬岳山人刊硃印本

此本卷前有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序曰：

《款識》一集，有抄本無刻本。予深憫其傳之不博也，意欲梓焉。謀諸數年，因艱于摹寫之手而竟不果然；梓行之興，遂自索然。邇年偶遇松石姜君，亦博物之士，能兼諸家書法，又工篆隸。予以是集而謀諸姜君，彼固唯然，試一為之。予觀其摹寫之際，運筆精熟，若素所習者，不半月而就，于是遂得而梓焉，初願始畢。其間多錯亂缺文者，悉皆校讎釐正，則魯魚亥豕之訛，庶乎其免矣。故刻之以與四方同志者共焉。

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刊硃印本

此本因萬岳山人序後有“宣公後裔”印，故又稱“陸刻”。黃丕烈說：“此書自以宋刻為最佳，精抄次之。明刻有二：一為硃印本，此陸刻是也；一為墨印本，余所收朱刻是也。在明刻本，朱又勝於陸矣。余故校朱本於此鈔本上，而陸本之不如各本，已遜此鈔本，又何論朱本耶？”¹可謂評價極低。容庚亦評其“考證刪節不全，每遇略長之考證，輒刪去其末段，或並刪其前段，且多誤字，幾於文義不通。”²此硃印本雖自稱“其間多錯亂缺文者，悉皆校讎釐正，則魯魚亥豕之訛，庶乎其免矣。”事實則並非如此。

（二）明崇禎六年（1633）朱謀垔校刊本

是書崇禎六年朱謀垔序，述其所據底本及刊刻經過云：

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韵》七卷。《韵》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秘藏。神物流傳，不專一氏，庚午（1630）夏月，客有持以視余，余喜出殊異，不惜重貲購之，而不欲私為己寶也，爰授梓人，公諸同好。……篆文一卷至八卷，臨川帥志摹；九卷至廿卷，則族侄統鉫繼之；小楷家侄統□書。書成，搜其亥豕之譌，則有族侄寶符、統鑽。至於命意運指，不失古人遺法，自柔翰以至銕史，皆不佞垔一一指授，願為薛氏忠臣者。

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六年朱謀垔校刊本

黃丕烈稱“約略定之，朱為勝矣。……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³容庚說：“朱氏所得是吳江史氏本，是否薛氏手書未可必，其於原石本則未見也。”1935年于省吾曾將朱本印行，現在《款識》的各種出版品，主要就是于省吾印的這個本子，流傳最廣。⁴

（三）清嘉慶二年（1797）阮元刻本

阮元序稱其刊刻經過云：

薛尚功《鐘鼎款識》宋時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萬歷間，硃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禎間朱謀垔所刻尚功原本較為可據。然板本并佚，傳寫滋誤。今據吳門袁氏廷檮影鈔舊本，及元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似可還薛氏舊觀。錢塘吳氏文健明于小學，審定文字，以付梓人；陳氏豫鍾精篆刻，為摹款識；高氏塏善書，為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

國家圖書館藏嘉慶二年阮元刻本

容庚評此本“刻本無石本‘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音’一行，則其自藏必非舊鈔宋時石刻本。文瀾閣寫本從朱氏刻本出，阮氏就文瀾閣寫本補正，則其未見朱刻可知。”⁵

此書北京國圖有多部藏本，或有跋語。近年曾出版。⁶

（四）清嘉慶十二年（1807）平津館臨宋寫本

孫星衍序此書云：

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於歸河丞朝煦處，未及細閱。後至京師，得明刻佳本，旋為友人取去。阮中丞開府浙中，既以宋刻板本校梓行世，視舊本精善。及余再官東省，得見舊寫本，多元、明人印章，或題為繭紙薛尚功手書者，未知是非，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核之阮氏刻本及近時本篆體，審正釋文，字句增多，可以訂別本誤改篆文及脫落釋文共若干處。記所見法帖本式樣，正與此相似，雖不敢定為薛氏手蹟，其為宋寫本無疑矣。亟屬嚴孝廉可均影臨古篆，蔣茂才嗣曾寫附釋文，或有原書筆誤，皆仍其舊，仍付剞劂，以廣流傳。

嘉慶十二年平津館臨宋寫本

此序寫於嘉慶十二年，據孫序則此本根據宋寫本傳寫，可惜並未刊刻以廣流傳，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才由貴池劉世珩校刊於武昌。平津館臨宋寫本後為繆荃孫所得，⁷今藏台北“國家圖書館”，民國六十一年（1972）廣文書局曾將之出版。

（五）繆荃孫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亮友桐氏據汲古閣本抄校本

此書後有陸亮後記云：

吾虞湖南毛氏素稱藏書家，此寫本《鐘鼎款識》廿卷，前後皆有汲古閣及黼季印章，其為毛氏家藏本無疑。客持以售，索價甚昂，余貧不能致，復愛甚不忍捨去，因與暉山姪篝燈抄錄，凡十晝夜而成帙。惟是亥豕魯魚，句多舛缺，且無敘識款題，不知何人輯錄。繙閱之下，每用慨然。己亥（1719）秋，館於石城清河公第，得交髯翁田志山先生，見其案有焚餘舊本，為先生填補而成者，因乞假較勘。先生學深貌古，性誠愨爽朗，絕無幾微吝色。復與暉山姪校其譌謬，并錄敘跋，始知為南宋薛尚功所集，而是書竟成完璧矣。

康熙五十八年陸友桐本

此記既言“與暉山侄篝燈抄錄”，又言“復與暉山侄校其譌謬”，但今所見之本出於一手，且無校改痕跡，容庚定其“乃後人傳抄本，其非陸氏叔姪手寫可知”。《藝風藏書記》記此書“摹寫極精。康熙己亥陸友桐手寫本，有跋。收藏有‘巢氏七研齋印’朱文方印”。此外錄田林、陸友桐序跋，並無其他。唯此本卷末有“藝風校”、“癸丑(1913)十一月又校，小珊”。民國初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此書時卷前附有“參校書目”，參校書有“陸校三種”、“繆校六種”，但《藝風藏書記》無一語及此。“參校書目”後又說：

康熙己亥陸友桐手寫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為藝風老人銘心絕品，藝風所藏此書，凡兩本。晚年以平津館鈔本售去，此本則珍為秘笈，不輕示人。去歲敝處購得繆氏藏書，始知藝風嘗徧假南北各藏書家舊鈔精刻之本，以彚校此本，實為畢生精力之所寄。友桐鈔之於前，藝風校之於後，允推此書第一善本。今特景印流布，並將二公參校諸本列目如右，庶幾讀此書者，有以知二公用力之勤，亦以見景印之不容緩也。

此書既非陸氏手抄，所校語，也只在第十七卷“岐陽石鼓”校注與石鼓文拓本異同，且此“校注”極大可能是書估從阮元本過錄，⁸不能確認是繆氏手筆。此外再無其它，所謂“陸校三種”、 “繆校六種”，純屬“書估欺人”⁹。

林鈞稱此本“允推薛書第一善本。余當日未獲繆氏此書，抱恨無極，今得景本，亦可少慰。”¹⁰恐怕正是為書估所欺。

容庚總結這五本的優劣認為：萬岳山人本銘文訛舛，考證刪節，其劣不待言。朱本較佳，孫本差近朱本，繆本在孫本與阮本之間，阮本為下。

三、宋石刻拓本

《款識》一書通行之本為木刻及傳寫本，其中又以朱謀垔本流傳最廣，各本優劣容庚已有評述。此外，《款識》有紹興十四年江州公庫石刻本，宋曾宏父《石刻鋪敘》曾記其事：

《鐘鼎彝器款識帖》二十卷，定江僉幕錢唐薛尚功編次并釋。起於夏而盡於漢。……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石以片計者二十有四。視汝之所刻、武陵所鋟金石篆隸，則此帖為備。¹¹

可見紹興十四年，薛尚功服官江州，其所編釋的《款識》由郡守林師說為之刊石，而《款識》最初是以石刻的方式面世的。可惜宋亡之後原石無存，只有若干宋拓傳世，而世人見者無多。

民國十八年（1929）史語所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時，發現宋拓石本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三、十四殘葉三紙，徐中舒曾撰〈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一文為之跋記，¹²述及殘葉出處、文獻所見各家藏弆。當時他所提到的《款識》宋拓情形為：

石本傳世既稀，茲將嘉、道以來各家藏弆見於著錄者，備列於下：

（1）歸朝煦藏石本──見玉海堂本孫星衍序

（2）黃蕘圃藏殘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見《蕘圃藏書題識》

（3）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4）吳大澂藏宋拓殘石本──見《前塵夢影錄》江標注

（5）朱為弼得高氏清吟堂舊藏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見《石廬金石志》

（6）林鈞藏宋刊殘本十七、十八兩冊──見《石廬金石志》¹³

這是徐中舒從著錄中整理出來的，實際上這些石本他一件也沒看過，此時他唯一見過的只有內閣大庫的三葉殘紙。

民國二十年間，史語所又因趙萬里的介紹，以時價三百四十元購得十六葉殘葉，徐中舒“取所中藏三殘片對看，前後互相銜接，墨色紙張亦無稍異，斷是‘一個本子’”。¹⁴因石本傳世珍稀，史語所便合此十九葉宋拓殘本並徐氏〈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刊印百部流傳。¹⁵這是唯一刊行的，也是一般人唯一能見到的《款識》宋拓。其它的或只見於著錄，或深藏秘府，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看不到。這些宋拓石本的傳世情形究竟如何，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一）史語所藏本

1930年前後，史語所整理內閣檔案，發現《款識》宋拓三葉殘紙；後又購得十六殘葉，合此十九葉刊印傳世，已見前述。除此之外，史語所還藏有《款識》宋拓的卷十七。

民國二十六年（1937），故宮博物院馬衡（1881－1955）院長得知坊肆求售宋拓薛書〈石鼓〉卷，以史語所既存十九葉殘本，建議史語所購藏，他給傅斯年的信說：

返平後，聞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末卷在厰肆求售，因思薛書拓本見存者，多數皆歸貴所，此卷雖係石鼓，與鐘鼎無關，究係首尾完全之一卷，且可與流出東鄰之三宋拓石鼓相參證，貴所收之最為相宜，不審兄有意乎？肆估索價六百，際此年關或能較易商談也。¹⁶

傅斯年回電馬院長：“薛書乞代購，款待示後即寄。”¹⁷然書已為北平圖書館所得，經傅斯年所長請讓，袁同禮（1895－1965）副館長同意仍以四百五十元之購價，讓售史語所。袁同禮的回信說：

頃奉□手教，欣悉□尊處願購宋拓《鐘鼎款識》，自當奉讓，請將款（四百五十元）便中匯下，以便向中基會接洽注銷發單等等手續也。¹⁸

《款識》卷十七石鼓文，於是入藏史語所。其入藏情形與另一館藏宋刊《文苑英華》類似。宋刊《文苑英華》除完整一冊外，另有內閣大庫檔案發現的三葉半殘葉。¹⁹《款識》除了內閣大庫檔案發現殘葉外，亦有首尾完全之第十七卷〈石鼓〉冊；²⁰兩書均鈐有“晉府書畫之印”，曾為明代晉藩所藏。²¹明清鼎革之後，晉藩所藏有重歸內府者，有流落民間者，然幾經遞藏，能重聚於史語所傅圖，或是古物有靈。

〈石鼓〉卷，摺裝，木板面。此卷原為晉藩圖書，卷首有“晉府書畫之印”朱文方印。撤藩後書當流入民間，為李彥彬、彥章兄弟收藏。²²卷內有“小雪浪齋鑑藏金石文字”、“蘭卿審定”印記；郭尚先跋云：“薛氏金石款識最號精博，此兩卷以紙墨驗之，蓋宋拓也。……蘭屏寶之，宜哉！”

李氏兄弟之後，流入廣東劉泉（字雲甫）家藏，封籤題署有“宋榻石鼓文，雲浦題”，卷內有“銕城劉雲甫鑑藏金石書畫之章”、“銕城劉泉家藏”、“台山雲浦”諸印記。²³此冊後為沈曾桐所得，²⁴繆荃孫日記曾記其事（民國三年十月）：

十二日丁卯，晴。詣沈子封談。……子封示朱竹垞手注《五代史》藁、宋拓《薛鐘鼎款識石鼓》一冊。²⁵

可證此時《款識》石鼓冊在沈曾桐處。隔年就由袁克文收藏。²⁶卷末有“庚申（1920年）五月沈曾植觀”，應是入藏袁克文以後的事。

袁克文收藏此冊先經李盛鐸推薦，北京國圖藏有李盛鐸致袁克文書信二十五通，“從書信內容來看，主要是李盛鐸幫袁克文『掌眼』，辨析古籍版本，考鏡源流，襄助寒雲收藏。”²⁷其中一信提到“薛氏《鐘鼎》真宋拓精本，罕見之秘笈也”。於是袁克文通過傅增湘買到，卷後題記有“沅叔為購得此冊”，當購自沈子封。傅增湘曾記其事：

同叔（沈曾桐）閎識孤懷，高視一世，嫻於朝章國故，雅善清談。鼎革後，屏居燕京，鬱鬱寡歡，視朋輩少所許可。藏書甚富，不輕以假人，顧獨於余若有夙契，經歲往還，名鈔祕校，常相欣賞，頻年傳校之書殆百餘卷。宋元古槧，或斥以易米，余為作緣者有宋拓《鍾鼎款識》、宋大字本《中庸集注》、宋本《內簡尺牘》，紙墨精好，世所希覯。²⁸

可證沈曾桐是通過傅增湘賣給袁克文以“易米”。

袁克文日記也記錄得書日期（乙卯十月二十一日）：

得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存卷十七《石鼓文》一卷，即薛氏祖本。紙墨沉雅，字畫精健，朱、阮諸刻,不足觀已。²⁹

距離沈曾桐出示繆荃孫的時間大約一年。

袁克文藏書後來也相繼散出。倫明曾有詩及此：

一時俊物走權家，容易歸他又叛他。開卷赫然皇二子，世間何時不曇花。

並註曰：

袁寒雲克文，於乙丙間，大收宋槧，不論值，坊賈趨之，幾於搜岩熏穴。所儲又多內府物，不知如何得之也。項城敗後，隨即星散大半。³⁰

此冊最終入藏史語所，已見前述。當其民國二十六年在北平圖書館時，曾拍有照片。從照片看，石鼓宋拓當時已有蝕蛀，卷後道光年間跋文亦有小蛀，但袁克文等人題跋及印記則完好，此黑白照片最後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朱印，應是決定轉讓給史語所後拍照存檔的。現況並袁氏跋印俱有新蛀修補。

石鼓文唐初被發現於陝西天興（今陝西鳳翔）三畤原，薛氏〈石鼓〉卷末所云：“右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應是當時普遍的認知。原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款識•石鼓》係據北宋岐下翻刻本縮刻，此摹刻本，錯誤雖多，但它所據最初底本跟傳世的《先鋒》、《中權》、《後勁》等北宋拓本相比，非但毫不遜色，猶優於此三種北宋拓本。³¹而薛書宋拓〈石鼓〉卷，原石已不存，該宋拓本除傅圖藏本為全卷外，現僅見上海圖書館存有“石鼓二”殘葉一葉（詳後文），極爲珍稀。

（二）考古所藏本

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款識》為第十八卷原拓全卷。1957年由當時的鄭振鐸所長親自接洽，直接得自石廬主人福州林鈞。³²王世民先生記述該冊裝幀情況如下：

考古所入藏時，此卷拓本裝成高24釐米，寬12.5釐米的冊葉，織錦封皮上的白簽無字，蠹蝕頗為嚴重。1983年，送請文物局出國文物展覽辦公室張明善同志重新裝裱，為避免書口部位摺疊受損，將其改裝成卷軸。³³

此卷原為明代晉藩收藏，卷末有“敬德堂圖書印”、“晉府圖書”、“子子孫孫永寶用”印記，為晉藩朱鍾鉉的藏書印。晉封絕於崇禎十四年（1641）。後歸李蘭屏、蘭卿兄弟，1917年秋由林鈞得諸李氏後人。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曾有述及：

此係宋刻殘本，曾為晉府收藏，最后歸吾閩李蘭卿鄉前輩，余于丁巳（1917）秋間得諸李氏后人。曾經漢陽葉東卿志詵、莆田郭蘭石尚先、平湖朱右甫為弼手跋收藏。前有“小雪浪齋鑑存金石文字”朱文長方印，尚有白文“審定”一印蠹蝕姓名二字，后有“晉府圖書”朱文大方印、“敬德堂圖書印”朱文方印、“子子孫孫永寶用”朱文方印、“志詵之印”白文方印、“蘭卿審定”白文方印。按宋槧零本，球璧同珍，余之抱殘守缺亦自雄也。

《書志》隨後錄葉、郭、朱三跋文。是則本冊所見之三跋，為李蘭卿收藏期間所記。這三跋是：

道光四年四月望日借校一過。葉志詵記。

右金石款識第十八卷，以明朱謀垔刊本校之悉同，惟彼本秦璽向巨源本第一，畢景儒本第三耳。郭尚先記。

三代鐘鼎彝器至宋而成書，自宣和殿《博古》及《考古》諸圖、王嘯堂《集古錄》等書，指不勝屈。惟吾浙薛氏尚功《款識》蒐羅既富，辨釋亦博，皆自書上石，不特篆法渾成，隸法奇古，即楷書亦上逼顏柳，題為法帖，良不誣也。惜石刻入元代毁以累塔，摹本多亥豕，而搨本絕少。余於三十年前得清吟堂高氏舊藏此刻一冊，惟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耳，秦器已失，何論周以前耶。今觀蘭卿先生所藏十七、十八兩冊，墨色入古，篆畫精妙，定為初搨善本，洵吉光片羽也。先生好古不勌，他日得全本見眎，愈增眼福矣。右甫朱為弼記。³⁴

其中郭尚先跋所稱此十八卷拓本與朱本校之悉同，只有秦璽三件次序不同。按郭氏所說的順序，實為阮本次第，朱本與石本並無不同。此當是郭所誤記。又徐中舒引此跋，於“彼本”下註云：“即石本，對朱本言，故稱彼本”，並說：

此石本、朱本不同處。考《輟耕錄》卷二十六論傳國璽條，引碑本第十八卷璽文次第，正是向巨源本第一，畢景儒本第三。阮本亦云據舊鈔宋時石本校勘，其第十八卷秦璽次第，亦與《輟耕錄》所引同。

按徐氏之言誤。郭尚先跋所謂“彼本”實指朱本，對石本言。郭在石本卷末題跋，自不能稱此石本為“彼本”；從題跋文意讀，此彼本亦當指朱本。只是郭所稱的朱本次第實為阮本。朱本與石本次序並無不同。³⁵

此卷入藏考古所後，經改裝為手卷，雖說有“避免書口部位摺疊受損”的考慮，但本為冊葉，經改裝為手卷則完全失去了舊貌。

現在談一下卷十七、卷十八裝冊的問題。

從史語所藏卷十三、十四的殘葉前後互相銜接，墨色紙張亦無稍異，斷是“一個本子”，已可推知兩卷緊密相連。卷十七、十八原亦應為一冊，卷十七卷前有“晉府書畫之印”，卷十八卷末有“晉府圖書”印，可見其原為一冊。依一般藏書蓋印的習慣，只蓋卷前，或卷之前後，不會只蓋卷後，因此在晉府時應當為一冊。今所見卷十七卷尾、卷十八卷尾分別都有道光四年葉志詵、郭尚先、朱為弼的題記，可證在此時已分為兩冊，否則沒有分別題記的道理。而且，如其原為緊密銜接，也不可能有空間可供題跋。至晚在李氏兄弟收藏時，已從卷十七和卷十八相接處裁開，分裝為兩冊，卷十七最後入藏史語所，卷十八最後入藏考古所，其先原是同一冊。

朱為弼的跋文，最可注意的是“蘭卿先生所藏十七、十八兩冊”，這說明卷十七、十八原都在李蘭卿處，而此時已分為兩冊。葉、郭、朱題記時，是同時看到這已經分開的“兩冊”，因而分別題記。

接著談卷十七有沒有到林鈞之手的問題。

王世民先生曾談到考古所卷十八購自林鈞的事，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朱跋記錄的蘭卿先生所藏為十七、十八兩冊，而《石廬金石書志》並未交代這兩冊在丁巳秋間（1917）是否全都歸於林鈞，還是只得到十八卷一冊。1957年夏考古所派人前往福州接收石廬藏書時，未能向林鈞本人問明，現已無從查考。

徐中舒在〈殘葉跋〉中則提到：

《石廬金石志》卷八圖譜類云，藏有宋刻殘本十七、十八兩冊，本為晉府收藏物，有晉府圖書、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寶用等朱文印，當即宋拓石本無疑。石鼓原在薛書第十七卷中，此殘本有葉志詵、郭尚先、朱為弼三跋，於石鼓行款字數，均未言及。

依徐說，顯然林鈞藏有卷十七、十八兩冊。其實徐中舒此言真不知所云。《石廬金石書志》（已見前引）所載，完全針對卷十八而言，所錄題跋也是卷十八的，隻字未提卷十七石鼓，徐氏何來“藏有宋刻殘本十七、十八兩冊”之說？從考古所藏卷十八看，卷前鈐有“石廬珍藏金石書畫經籍之印”白文方印、卷末還有“石廬祕笈”朱文方印、“亞傑審定”白文方印，“曾藏石廬”白文方印。但史語所藏的卷十七，完全沒有林鈞的任何印記，足以證明到林鈞之手的只有卷十八，不待問明。

前面談到卷十七的遞藏經過，在李氏兄弟之後，流入劉泉、沈曾桐、袁克文，最後入藏史語所，並未經過林鈞。李氏兄弟是將卷十七、十八分別賣出的。

（三）上海圖書館藏本

上海圖書館藏有《款識》一冊，係經吳湖帆重裱，³⁶非宋本之舊。此冊存卷十四，十五葉；卷十七，一葉；卷十八，九葉；卷二十，三葉，缺卷末十一器。吳湖帆於1950年“裝為二十八葉”。³⁷

上海圖書館藏本吴湖帆题識

此冊的遞藏過程，根據阮元嘉慶九年（1804）的題跋：

薛尚功《鐘鼎款識》本稱法帖，後人始刻印為書，是以宋影鈔本皆稱法帖也。此十二葉為初搨不全本，可見宋時初刻精妙本來面目，極可珍也。此冊舊為江村高氏藏本，今歸平湖朱氏右甫。右甫今為予編《鐘鼎款識》續編，寶此冊為淵原矣。嘉慶九年春二月十八日，揚州阮元識於八甎吟館。

可知可考的第一個藏家為高士奇（1644－1703）清吟堂，嘉慶九年歸朱為弼。考古所藏卷十八朱為弼跋文亦稱“余於三十年前得清吟堂舊藏此刻一冊”。

江藩跋云：

《鐘鼎款識》石刻向在臨安，宋元易代之時毁於兵燹，今片石不存矣。予曾見吳下繆氏所藏硃搨本、姚君南谿所藏不全本，今不知歸於何人。嘉慶十四年冬至日下，茮堂先生出此見示，爰題數語以誌眼福。甘泉江藩。

可見嘉慶十四年（1809）冬，此冊仍在朱為弼處。

嘉慶十六年翁方綱題跋稱“東卿博雅嗜古，更祝其繼此日有新得耳”。最晚此時已歸葉志詵。

此冊卷首同治戊辰（1868）鄭齋題稱“葉氏平安館舊藏”，可見此時已歸沈樹鏞，³⁸沈是吳湖帆姻親。鄭齋在同治八年為此殘冊寫了“目錄”。沈氏同治十二年二月去世後，此本應在吳湖帆家，卷末有張之洞的題跋稱“光緒四年（1878）十月庚寅清卿攜薛氏《鐘鼎款識》宋拓殘本過寒齋相示”可證。後來此冊歸錢鏡塘，吳湖帆並為它重新裝裱。鄭齋“目錄”後，有吳湖帆題記：

右目為外祖川沙沈韻初先生所書。卷十四遺錄目錄二器，又𨚕敦二器銘誤蓋銘，茲用朱文校正補入其中。漢鈁、漢鼎、漢鐙為標類非目，故圈刪。其他注誤裝四處，皆據之更正重裝。右目書于同治己巳（1869），越今已八十一年。民國庚寅（1950）鏡塘錢君出觀校勘付裝，吳湖帆記。

卷末亦有吳跋稱：

庚寅春日，鏡塘兄携觀薛氏《鐘鼎款識》宋拓殘頁孤本，復為重加檢理，校正顛倒，裝為二十八葉。吳湖帆記。

可見最晚在1950年時此冊已為錢鏡塘所有，而吳湖帆為之重裝，並據朱謀垔刻本“校正顛倒”，且校勘了鄭齋目錄，並於拓片之殘缺處配補白紙，並補其銘文（考釋部分未補）。³⁹

1956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由方詩銘經手，購自錢鏡塘（1810－1983）處，後移交上海圖書館保存。冊中有錢氏印記多方。

上海圖書館藏本與其它各本頗可互補。

卷十四原十七器，上圖藏本存十器。史語所藏本中也有卷十四的殘頁，與上圖藏本互有長短，可以互補。如：

卷十四前段“散季敦”為上圖本所無。

“尨敦”到“𨚕敦三”，若干上圖殘本缺而史語所本有者。如尨敦銘文11-13行，及其後釋文六行。𨚕敦二的第二則銘文，上圖本只存前三行，史語所本雖倒數第四行略有殘破，但基本尚完整。

上海圖書館藏卷十四尨敦

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內閣大庫本卷十四尨敦

𨚕敦三，史語所本只剩殘破銘文，上圖本則完整。其後按語上圖本雖缺七行，史語所本則完全闕如。兩本正可互相取長補短。

上海圖書館藏卷十四宰辟父敦三

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內閣大庫本卷十四敦一、敦二

史語所藏品另有卷十三殘頁，存三器，為各家獨有者，原也是難得的“孤本”。

新見黃丕烈舊藏本卷十三、十四全卷完足，可以完全取代原有的殘本。

上圖卷十七。僅存第二鼓殘文十九字，重文兩字。史語所藏本卷十七周鼓基本完整，上圖藏此殘葉，為史語所藏本之外唯一僅存的“複本”。不過，此殘葉的品相比史語所藏本好。⁴⁰

吳湖帆在此殘葉上除記錄卷十七器目外，並題記談其中的“琥”為銅琥，非玉琥。另有一段談到《款識》收器的材質：

薛氏法帖所收五百十一器中，祇第十七卷中岐陽石鼓十器為石，第十八卷中秦璽三器為玉，其它四百九十八器皆金屬也。⁴¹

以上是第十七卷一葉殘葉的情況。

卷十八，唯上圖及考古所有此拓。考古所藏本全卷完整，可惜蠹蝕嚴重。上圖本卷前、卷後均有缺葉。吳湖帆已記其缺項如下：

秦器款識：玉璽三、秦權、平陽斤。

周器款識：周陽侯鐘。以上缺。

卷末好畤鼎後缺侈耳鼒、高奴鼒二器。

此當是據木刻本而校訂者。不過，吳所指的“周器款識：周陽侯鐘”則明顯是錯的。“周陽侯鐘”的前一行標題明作“漢鐘”，絕非周器，其銘文內容亦可證其為漢器。

上圖卷十八殘卷始於“谷口甬”而缺銘文。⁴²谷口甬釋文後與考古所藏本同。上圖本雖非全袟，但大體而言品相比考古所藏本好，個別仍可互補。即以谷口甬釋文而言，上圖本較清晰，如“南方”、“左馮翊造”等，考古所本幾乎看不到字，而上圖本清晰。但“北方槩南”，上圖本“槩”下的“木”不清楚，“南”字則殘存一豎畫，但考古所本皆清晰。定陶鼎一般也是上圖本清晰，但按語之“而是鼎於葢間有髙廟”，則考古所本較完整。而最後之“之世也”三字考古所本具在，而上圖本缺。汾陰宫鼎蓋之釋文第二行，“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容斗重十斤”，其中“二十枚容斗”數字，上圖本殘去，考古所本適可補闕。此外，好畤鼎釋文“好畤供廚銅鼎容九升重九斤一兩”，此釋上圖本上行清楚，考古所本下行清楚，適可互補。

考古所本上林鼎釋文殘破不能讀，上圖本則基本清楚。

大致來說，卷十八考古所藏本完整但蠹蝕嚴重，上圖藏本雖殘葉，但品相比考古所本好，可以相當程度的補其不足。王世民先生曾比較這兩本說：

大體說來，考古所藏本的字畫清瘦，筆鋒銳利，上圖藏本則稍嫌肥鈍，應是捶拓較久所致。最明顯的是定陶鼎一段，跋語末尾的“更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至“則正恢之世也”，考古所本字字清晰，而上圖藏本“之世也”三字已被磨損，係用朱筆補於行間。由此可見，考古所藏本確如朱為弼跋所說“為初拓善本”，而上圖藏本中的十八卷部分墨拓時間略晚。

王先生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可以商榷之處。首先，從字畫清瘦或肥鈍來看，二者字體的精神具在，尚無明顯區別，沒有像《集王聖教序》劉鐵雲藏本和台北“故宮”藏本那樣的差異。何況，如孝成鼎，考古所的筆畫反而比上圖本更顯肥鈍，且其器名的“鼎”字，銘文的“孝”字都不如上圖本完整，似都不能作為其拓本更早的證據。而所謂“之世也”三字磨損也有失察之處。上圖本“之世也”三字乍看確實為一片黑，其旁為朱筆補三字。但以拓片的特質，如其字已磨損，表現在拓片上的應該是白色斑駁，而不是一片黑。細看此三字原來有完整的白字，其變為黑色或是施拓時墨色之暈漬，施拓之時其字並未磨損。

我們沒有辦法一定為上圖本、考古所本定出拓本先後，估計其施拓時間應該差不多。拓本之互有良窳，恐係拓工所致，非關先後。考古所本現況已多蠹蝕，可藉上圖本參考。想像考古所本當其未蠹之時，應是絕佳善拓無疑，當其已蠹之後，仍是天壤間卷十八唯一之完整拓本，極為珍貴。

必須說明，以上所說的情形，是就藏本的“現況”説的。考古所本有不清楚的地方，是嚴重的蠹蝕所致，其初並不是這種情況。

（四）黃丕烈舊藏本（士禮居藏本）

前面已經說過，《款識》所有的宋石拓本只有史語所藏的十九葉殘葉出版過，一般人可以看到。史語所藏的卷十七、考古所藏的卷十八，以及上圖藏的四卷殘本，都沒有出版，知道的人很少，看過的人更少。而黃丕烈舊藏的本子，一般只見諸著錄，學界甚至不知它是否還在人間。王世民先生對宋本《款識》曾做過調查，根據徐中舒所列宋石著錄，仍不免感嘆：

這些藏本的已知卷數，既以黃氏士禮居藏本為多，無疑學術價值最高。民國初年，古書流通處石印繆荃孫藏本，卷首所列參校書目中『繆校六種』有『宋石刻祖本，存十二卷，士禮居舊藏』，說明當時該本尚完好無恙。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一黄氏藏本和歸、程二本，早已不知去向。

黃丕烈在其《蕘圃藏書題識》曾說：

昨歲得石刻殘本，取校此本獨勝。……余藏石刻殘本，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因誌原委如右。復翁記。⁴³

此寫於嘉慶十八年，可證其得石本於嘉慶十七年。其他各家文獻提到的，如平津館臨宋寫本，有孫星衍序：

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於歸河丞朝煦處，未及細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阮元刻本，有朱善旗校並跋，跋文作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月十九日：

同郡魏塘程蘭川通守文榮藏宋石刻江州公庫本薛氏款識帖，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向為汪閬源觀察得之黃蕘圃孝廉丕烈家。二十卷後蕘翁以硃筆題其後云：“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五柳居偶得之而售於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道光戊申（1848）三月蘭川兄携來都門，因借校此冊，此冊訛字頗多，未暇悉改。⁴⁴

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提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石刻宋拓本，嘉善程氏有之。

可見黃本原為歸朝煦物，後歸五柳居，再到黃丕烈，嗣歸汪閬源，再到程文榮。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軍攻陷江寧，通判程文榮殉節，45程氏藏珍多毀於兵，此十二卷下落從此杳然。

民國初年，古書流通處石印繆荃孫藏本“陸友桐臨寫汲古閣鈔本”，前有參校書目，其中之一為繆校六種：宋石刻祖本，存十二卷，士禮居舊藏。此是藉著錄名目以自抬身價，說已見前。

去歲友人獲此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為宋拓宋裝原物，使此僅見著錄的要籍重見天日。其第二十卷卷尾有黃丕烈朱筆跋語，作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除夕前六日：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於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

黄丕烈藏十二卷石本卷二十冊尾黄丕烈跋語葉志詵觀款

卷末又有“道光戊申春三月朔日，葉志詵借觀”題記。其流傳大約如此。在程文榮（蘭川）處時，經葉志詵、朱善旗借觀。

此六冊存十二卷，收藏及觀覽印記多方，見本書《附錄》題跋印記釋文。其中“封”字朱文方印、“古雅”白文連珠印三見，“封”字印似仿賈似道藏印，背景如何待考。⁴⁶

徐中舒〈殘葉跋〉所言的前三項，即歸朝煦藏石本、黃蕘圃藏殘石本、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皆指此十二卷拓本。不只卷數獨多，且為宋拓宋裝，保存完好，為《款識》諸本之桂冠。⁴⁷

宋石刻拓本《款識》避諱“玄”字二見（宋太祖趙匡胤始祖趙玄朗），“敬”字十三見（宋太祖之祖趙敬），“弘”字六見、“殷”字一見（宋太祖父親趙弘殷），“桓”字十見（宋欽宗趙桓），均缺末筆。惟避諱並不嚴謹，未缺末筆者“弘”字有五見，“玄”字則六見。由避諱字得以印證二十卷末“江州公使庫□今鐫造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計石二十四片。右具如前。紹興十四年六月□日”的刻記，此確為宋刻宋拓本。

總之，《款識》二十卷宋拓現存者如下：

卷七至十六、十九至二十，黃丕烈舊藏。（卷十五缺卷前十三面。）

卷十七藏史語所。史語所尚有卷十三、十四殘葉。

卷十八藏考古所。

上海圖書館有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四卷之殘葉。上圖的藏本雖然無出上述各本之外者，但其重見之處往往品相更好，可以互相參證。而其跋語獨多，亦甚可貴。

宋刻石本現存十四卷，計收二百七十二器。

四、宋石本的價值

研究古籍版本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找善本，尤其宋版最受重視，主要因其時代早，受傳鈔改動致訛的影響較少，所以版本可貴。

《款識》也是一樣的道理，雖然傳世明清刻本數種，甚至有號稱根據薛尚功手稿刊刻的，但畢竟無可證實，且其所謂手稿今已不知下落，已是死無對證。即使真有此手稿，經過一再刊刻，其品質也很難保證。而江州公庫本《款識》，為郡守為薛刻石，其刻石的最後尚且有薛尚功等人的職銜，可以說是薛本人親自參與的，其可靠性自然更高。

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此宋拓的可貴：

（一）次序

石本的次序有與後代刻本不同的，當以何者為是？

“汾陰宫鼎”後，考古所本次序為“孝成鼎”、“好畤鼎”、“上林鼎”、“侈耳鼒”、“高奴鼒”。上圖本“上林鼎”在“孝成鼎”前，而缺侈耳鼒、高奴鼒。上圖本經吳湖帆重裝，吳是根據朱謀垔刻本校的，次序當然與朱本同。考古所本經改為手卷之後，已非宋本之舊，其次第似亦非具絕對說服力；但細看其拓紙，“上林鼎”標題緊密接續於“好畤鼎”按語之後，且拓紙完整，沒有斷裂，可見宋本次第本來如此。

類似的例子還見於卷二十。

卷二十前面幾器的順序，各本皆作上林榮宫鐙、首山宫鐙、甘泉上林宫行鐙、林華觀行鐙、甘泉內者鐙、龍虎鹿盧鐙、耿氏鐙。⁴⁸上圖本與刻本同。唯甘泉上林宫行鐙僅存器名，吳湖帆重裝補一段空白紙，其後為林華觀行鐙，跋文僅存前三行，其後吳補記“卷末後缺十一器”。按上圖本係經吳湖帆重裝，其次序依朱本排定，不可視為宋本之舊。所見各本，唯黃丕烈本林華觀行鐙排第一，與各本異，當以何者為是？按黃本為經摺裝，每頁約容釋文六行，其中容有補接痕跡。但“林華觀行鐙”與“上林榮宫鐙”間為一完整紙片，沒有黏貼、折痕，可證原石以此為次無疑，此是宋石之舊，其它各本之次皆誤。也許後出各本因林華觀行鐙銘文有“五鳳二年”（56B.C.）之文，遂移置甘泉上林宫行鐙之後，該器亦有“五鳳二年”之銘。但即使作此改變，其所收器物年代為黃龍元年（49B.C.）、永始四年（13B.C.）、五鳳二年（56B.C.）、五鳳二年（56B.C.）、元康二年（64B.C.）、延光四年（125A.D.），年代排序也沒有邏輯。無論其優劣如何，從黃本看，宋石原拓第一器為林華觀行鐙無疑。

上圖本其後缺。黃本“漢釜”下依次為“館陶釜”銘釋，“軹家釜”銘釋，次第井然。朱本無“漢釜”條目，其下先列“館陶釜一次、軹家釜一”，再後則列“軹家釜”銘釋、“館陶釜”銘釋。孫本同，唯孫本有“漢釜”之目，且“次”字為縮小註。萬曆本前頁缺，從其殘頁看，其次第與朱本同。各本中只有阮本次序與宋石同。

卷十九石本所見漢器款識目次為：

鑪、壺、巵、律管、匜、洗、鉦。

朱本目次與宋拓同，唯其本文則“匜”在全卷之末，與目次不合。阮本目次與正文，均將“匜”列在最後。萬曆本目次為：

爐、壺、巵、律管、匜。

其正文則“匜”仍在最後。疑其目或與朱本同，只是漏了“匜”後的洗、鉦。這也說明一般認為萬曆本脫節較多，是確有其事。而石本優於各本是很明顯的。

（二）校勘

用石本以校勘刻本，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這裡只舉兩個例子說明。

卷十三“仲駒敦蓋”石本“不見於□注”，此條是容庚根據史語所藏的殘葉校的。士禮居本則清楚完整作“不見於傳注”。此是士禮居本優於殘葉之又一明證。

卷十八“武安侯鈁”石本按语“楚思王子元壽元始中再封武安侯”，朱本脫“元壽”二字，阮本、孫本皆有。翁方綱題跋說：

今重刻《款識》誤脫“元壽”二字，可見後來鋟木之本不依原石舊拓，失真者多矣。

翁氏又說：

然此王子以建平四年（3B.C.）封武安侯，元始元年（1A.D.）復封武安侯，此跋誤讀史表，乃以其元壽失侯之年為其初封武安侯之年，則亦誤也，安得備見薛氏石本詳校證之，庶有裨益耶。⁴⁹

這也可見學者渴望“備見”石本的心情。朱本誤脫“元壽”二字，就刻書而言自然是一種失誤，尤其朱氏“願為薛氏忠臣者”，自當忠實於原作，縱有異文，亦當出校，不宜逕改，然而朱本失誤者多，此當屬“脫誤”，而非校改。

容庚曾根據史語所藏的石本卷十三、十四的十九紙殘葉校諸本，得出“朱本較佳，孫本差近朱本”的結論。王世民加上卷十八和卷二十的考察，認為“孫本常優於朱本”、“實事求是地說，孫、朱二本互有優劣，並非朱本最佳”，看法有所不同。然而，他們參校的樣本畢竟有限，黃丕烈士禮居本內容最多、最完整，正是全面考察這一問題的最佳契機。

（三）樣式

士禮居本保存宋裝原樣，對釐清《款識》的內容、格式很有幫助。尤其其它各家藏本都經改裝，完全失去舊貌之後，士禮居本宋裝原式的作用就更大了。由士禮居本兩卷裝一冊，前後兩卷往往緊密連接這一點看，有助於斷定現在分藏史語所和考古所的卷十七和十八，原來為同一冊，後來才分開為兩冊。

總之，黃丕烈藏十二卷拓本（士禮居本），為《款識》諸本之甲，當為學術界所重。

注释

1.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1670）黃公禾手鈔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黃丕烈跋語。黃氏另跋稱此書為“顧云美舊藏，并相傳為其手書”。同治二年沈梧題記亦稱“黃氏士禮居收藏，顧云美手抄本”。此本卷前有康熙庚戌黃公禾序自稱“因假袁君之藏，親為抄謄。”此當為國圖著錄“手抄本”所據；然序言並無印記，或出於傳抄。冊中鈐有顧苓“顧苓之印”、“云美”、“塔影園”印記，尤其“東吳小顧八分”一印，若謂此冊相傳為顧氏手書，或不為無稽。

2.容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述評〉，《宋人著錄金文叢刊‧初編》（中華書局，2005），頁304-311。

3.同注1，黃丕烈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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