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封泥与汉官私印泥封考略
吴式芬、陈介祺藏辑的《封泥考略》（下简称“《考略》”）是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中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它首开利用封泥文字证史、补史的范例，其后的《齐鲁封泥集存》《续封泥考略》等封泥著录都因循此书的编例。然而这部书是在藏辑者去世几十年后才印行的，有一个现象也很特殊，即它既无序跋，题署亦未见书者具款，这与晚清金石考据大家的著书成例不大相符，也使得一段时期内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成书过程存在颇多谜团。何以如此，疑惑久久。
◎ 图1 《封泥考略》付印底本 上海博物馆藏
《封泥考略》著录的“皇帝信玺”封泥
陈介祺旧藏“菑川王玺”封泥
陈介祺旧藏“御史大夫”封泥
◎ 图２ 《封泥考略》著录封泥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图3 陈介祺校改《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选页）
这部书的付印底本（图１）现存上海博物馆，它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具有特定的信息，有助于配合其他条件揭示此书的考辑情况；辑入的封泥，现在主要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２）笔者曾分别对这两部分实物做过考察，它是晚清出土封泥中时代序列相对完备、官私印史料最为丰富的一个系统。封泥的收藏过程与《考略》的形成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封泥发现、研究历史的一条线索。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汉官私印泥封考略》稿本（下简称《稿本》）近年已经影印出版。（图３）这个稿本很重要，它对我们弄清《考略》的形成背景具有揭秘意义。在此之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委托我为《稿本》作一说明，因而也与《考略》的异同及相关信息进行比较和梳理。由于这两个因缘，笔者对《考略》编纂过程及其陈 、吴两家藏品的状况做出了初步探究。
一
《考略》的编集与吴、陈的封泥收藏
《考略》是在上海以石印本面世的，共十卷。扉页有“封泥考略”篆题四字，未落款。据风格，近于吴大澂。页背有“海丰吴氏潍县陈氏所藏辑成十卷光绪甲辰之秋印于沪上”牌记。它初辑成的时间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年以后正式印行。此时，吴式芬和陈介祺已先后于此前46年、20年分别下世。显然辑集与印行都是在两位老人身后，通过他人之手最终完成的。所以，如果在两位老人在世之前完成，可能不是现在看到这样的面貌。
《考略》的编例与考释文字，旁征博引而极为精简严密，罗福颐先生曾在《偻翁印话〈封泥考略〉质疑》中指出“详审得当，自出《史》《汉》专家”。“只是自十卷以下之私印所释，疑另出一人之手……殆或吴氏轻视私印，另嘱人而代完成者。”他也在探究主持编考的是谁。但统观全书，体例与文字风格一脉相承，必然有人进行了总成的工作。那么，由此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成者是谁？
吴、陈收藏封泥不晚于清咸丰年间。清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在《致吴云书》中谈到他与吴式芬收藏的封泥就已达数百枚。［1］次年，他在《致鲍康书》中谈到两人所藏共600余枚，其中400余枚为陈介祺所藏。清光绪四年（1878），他的收藏增至500余枚。到光绪六年（1880），他致吴云的信中说到吴式芬家藏500余枚，此时吴式芬已下世，则吴式芬次子吴仲饴（重憙）似继续有所收入。两家总数达千枚以上。
吴、陈早年即订金石之交。咸丰己未，陈女适吴式芬次子吴重憙（1838—1918），两家遂又缔丝萝之好。重憙笃好金石，吴式芬遗著多由他整理校订并谋版刊行。吴重憙历官陈州知府、江安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等，民国后寓居天津。
吴、陈对于新发现的封泥之史料价值，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道光年间四川、陕西出土秦汉官私印封泥后，两家即着意收集。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陈介祺附笺题记中云：
◎ 图4 陈介祺校改《汉官私印泥封考略》附笺
吴子苾六兄与余先后各得三百余，为最多。子苾视学浙中，以所藏为《考略》，而翁叔均大年校之，未刊而子苾没，未及余之所藏也。同治壬申余既编《印举》，屡属子苾之子吾倩仲饴以余藏考补合编摹刻，与《印举》同行矣。（图４）
时在甲戌即同治十三年（1874）。《稿本》的这则题记比较重要，记录了吴、陈收藏的情况，以及《考略》的前期编撰过程。
◎ 图5 “丞相曲逆侯章”封泥（伪）
吴氏藏封泥编入《考略》者仅为271枚。我想理由应当是：在编入《考略》时做了比较严格的鉴定和筛选。编入《考略》的吴式芬藏封泥，仅“丞相曲逆侯章”一件为伪（图５）。这件伪封泥今在上海博物馆，从实物观察，作伪的技巧在当时算是高明的，因而成为《考略》鉴选时的漏网之鱼。看来，吴式芬藏271枚之外尚有200余枚，是在编定时剔除的。
二
《封泥考略》的前身今世
吴重憙整理考证的封泥，约在同治年间已成《校补封泥印文考》（下简称《校补》）。［2］在吴氏当时所编初本中仍是称之为“泥封”的。同时陈介祺也在光绪元年（1875）前后墨拓所藏所有封泥，并各处搜求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和翁大年的《续考》，作为参考。他所藏的封泥，在同治十一年（1872）前已由翁大年“略考之”。在陈介祺的尺牍中同时我们还了解到胡义赞（石查）也参与了印文的考订。［3］
但我们注意到，在《考略》底本中我们见到吴、陈两家的封泥墨拓上，分别钤上的印记已是“双虞壶斋封泥”和“簠斋藏古封泥”。“封泥”出典见《后汉书·百官志》，早于《考略》印行的《铁云藏封泥》也应该是据此而名。吴重憙等在编定《考略》时乃经斟酌而择取了“封泥”之名，而后成为百余年来金石、考古界沿用的名称。
从《稿本》中陈介祺的题记获知，同治末年他将所藏封泥和考释交吴重憙“考刻”，并数次敦促。以现存上海图书馆的《稿本》与上海博物馆藏《考略》付印底本做一比较，体例上和规模上差别也不小。上海图书馆这个《稿本》仍然不是最后阶段的面貌。
◎ 图6 陈介祺校改《汉官私印泥封考略》浮签
吴重憙甲戌年三月前的所谓“校补”本（即本文称《稿本》），是以吴式芬生前所辑为基础，汇入了大部分陈藏封泥的考释，并撰就凡例、目录，因而基本成形的书稿。吴氏实际上先已经过多次删改，如补出释文、引证典籍，分类及分卷亦颇有改易。陈介祺增、改的考释文字，以浮签粘贴，其字迹与原来的恭楷大不相同。（图６）由于流传过程中浮签或有个别脱落和移位，《稿本》原始存目的数字已难确考。
以陈介祺再校补过的文字与吴氏《校补》本相比较，吴、陈两人所撰部分体例与行文风格已经比较一致，但亦存在一些差异。吴稿考释文字比较周备，陈氏则相对简约。陈氏又时以印章及其他器物为佐证助以断代与释名，这与陈氏收藏宏富及于金石学领域涉猎多方是很有关系的。
目前见到光绪六年（1880）的《陈簠斋藏泥封考略》，是仅存拓片而无考释文字的。［4］它本应是陈氏谋划中的著作。在同治十一年《致吴云书》中他曾提及自藏封泥此时已由翁大年“略考之”。但《十钟山房印举》的编撰牵累甚多，久未竣事，他或已无力完成新篇，遂力促吴重憙完成两家封泥之合编。他曾致信吴云谈及此事：“愈求精愈缓，可见敏事成事之不易也”，考证文字尚未写毕——即他所作“考补”，“事须躬亲，无文字助，僻地之难如此。”［5］越四年，陈介祺即下世。
从《考略》中部分考释文字的语气来看，可以确定一部分出于陈介祺所撰。他在题记说：“甲戌三月取子苾所著读而订之，复以所藏校而识之，以寄仲饴。长夏无事，乞早成之，刊时当令次儿从事校字也。甚企！甚企！四月廿八庚子。祺记。”
读《稿本》陈氏甲戌手书注记，反映出陈氏“校识”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对封泥所涵各类职官、各封泥所置序次做了更为周密的考虑，对全书的分卷做了部分调整；增入并补释新获封泥，归于相从之类；
◎ 图7 “泰上寖左田”封泥
对于原有各印考释文字，陈氏在校订中亦有多处补正，如：稿本“□□左田”封泥，原未释文。陈氏注云：“余藏有‘泰寝上左田印’，又有‘赵郡左田’泥封”。（图７）
“孝惠寝丞”封泥，陈注云：“□即寝”；
“都候丞印”下，吴稿考释为“汉表无都候丞，疑为都尉之候丞也”。陈注云：“古印有‘都候令印’，此其丞也。”
陈氏于学术必求精谨的性格，以及对于此编的用意之勤、校订之严，在稿本中清晰可见。
在陈氏甲戌年校补此稿后，吴重憙等当又再作整理。至光绪二年（1876）此书方“编录略有眉目”，吴重憙又曾将录目寄陈氏审定。
稿本官印原拟三卷，后加注改为四卷。最后的纲目，确定了官印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据，地方郡县官印的编次则悉依《汉书·地理志》所载，私印附后。私印封泥大多为陈氏所藏，本拟另作《汉私印泥封考略》，后来乃汇而为一，全书改曰《汉官私印泥封考略》。
现在这个稿本解答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的疑惑。《稿本》中有一处关于编次体例的说明文字，指出：“《考》内有大年曰，叔均当列名。”由此可以与陈氏同治十三年五月《致吴云书》中谈到的“叔均参订吴子宓《古封泥考略》”一语相互印证。
在陈介祺校订之前，吴式芬编考过程中，翁大年就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大年（1811—1890）字叔均，是精于古官印考证的学者、篆刻家。吴、陈下世后翁氏仍健在。陈氏生前曾说及“当令次儿校字”，是否仍参与了最后的编定工作，不得而知。
将《稿本》与《考略》的考释文字比较，后者又做了进一步改订。如：
“淄川王玺”下，《考略》增入了“簠斋陈氏藏‘淮阳王玺’，是白玉者，非金，与《百官公卿表》异”；
“梁于里附城”下，《考略》增入了“新莽里名，今不可考，古庸墉一字，附城即仿古附庸文，附于五等之封，里名即所食之邑以里计者也”；
陈藏“汤官饮监”，簠斋附笺释曰：“按《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汤官、导官、乐府、若庐、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二官令丞，师古曰：汤官主饼饵。饮监义未详。”
《考略》简作：“少府属官有汤官。师古曰：汤官主饼饵。此印官名曰‘饮监’，是汤官之职印，印字或五或六，未定也。”
《考略》较《稿本》增益之封泥，主要为陈氏藏物。如著名的“皇帝信玺”，说明在甲戌年以后，陈氏仍在持续收集新出封泥。但亦有见于《稿本》而《考略》未见者，如“将作大匠章”“江关都尉章”“上郡太守章”等，多为吴氏藏品，其原因未明。
据以上梳理，有关《考略》，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一）《考略》所辑吴式芬藏品，一部分系吴重憙续为收入的。陈、吴两家的封泥都没有全部辑入。两家封泥的墨拓是分开进行的。这从上海博物馆藏《考略》底本的纸、墨差异中可以发现。因此，这两部分封泥实物在编考中恐怕并未汇拢过。
（二）《考略》从开始谋划到正式印行，前后时间达30多年。其间吴氏和陈氏先后分别进行考释，翁大年、胡义赞都曾参与。最后在吴重憙手中完成总成。
因此《考略》吴式芬署名在前，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有其理由。由于物是人非，此时要请合适的人来作序，已非易事了。
以此可见，《稿本》与《考略》之间既有前后一脉相承之关系，亦有在进一步梳理、增订、调整过程中造成的差异。《考略》在结构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全书改为十卷，增入古玺一卷。辑入数量溢出稿本所见品目100余枚。编入的封泥拓片精微古澹，两家所藏各钤以印记区别之。吴重憙等其后的工作是颇具分量的。由于重憙与吴式芬、陈介祺的特殊关系，完成此书之编，他自是义不容辞。而以他的地位和学识，也足当此任。故这部中国古代封泥研究的开山之作，赖两代人之力筚路蓝缕、前后承接而得以完成，这在学术史上也是值得一提之事。
三
吴、陈旧藏封泥的体系及其归宿
《考略》中陈介祺、吴式芬的收藏品，据笔者的观测和研究，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涉及中央、地方官制序列比较齐全，是其他各家所藏所远不能及的。涉及郡县（王、侯国）的地名达200多个。
（二）封泥的时代从战国至秦、西汉、新莽、东汉，形成比较完备的序列，官私印的品类丰富。战国封泥如“民䣚信玺”，秦封泥如“怀令之印”“皇帝信玺”，西汉封泥如“御史大夫”，新莽封泥如“裨将军印章”，东汉封泥如“广陵丞印”等，都具有代表性，西汉封泥数量最多，其中又有早、中、晚各期之品，故可窥见封泥文字各期之形态变化。
（三）封泥的来源，据《簠斋尺牍》透露，以西安、四川为主，仅少量系山东所出。吴氏的藏品中出于山左的尤少。这和山东省博物馆、日本大谷大学所藏主要为山东地区出土有所不同，所以构成了封泥文字内容和时代的差别。同时，也凸显陈氏封泥所具多种不同的形态甚至文字特色，信息比较丰富。据我看来，战国至东汉各种封检形式所施用的封泥，吴、陈藏品中都具备了。这是研究各种古代封检方式的重要依据。
（四）封泥中相当部分经过上蜡的处理，意在防止墨拓时水分渗入而碎损。光绪元年，陈介祺给王懿荣的信中提到，他将所藏400余枚封泥上蜡。今从东京国立博物馆所存陈氏封泥实物观察，确有一部分未见涂蜡的迹象，则这部分基本上可视为光绪元年以后陈氏所收。而据我所见到的日本大谷大学保存的罗振玉旧藏和今存上海博物馆的周明泰旧藏封泥，多未做这样的处理，可见陈氏于古物珍护之重。陈氏在致王懿荣信中也谈到了“皇帝信玺”封泥“见水不坚，又不敢上蜡”云云。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所看到的“皇帝信玺”，确是一件典型的所谓“生坑”。
◎ 图8 《陈簠斋藏泥封考略》所著录的封泥伪品
（五）陈、吴的封泥中也杂入了少量的伪品。这些伪品在文字上即有可疑之处，像陈藏“中骑千人”“南昌君布”“新城令印”（图８）等8件是在陈介祺生前已经收入的，见于《陈簠斋藏泥封考略》，说明当时的收藏者对封泥的辨伪认知尚处在经验积累之中。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封泥还有其他来源。《中国の封泥》一书中编入第二部分的共30枚［6］，其原始来源经笔者校核，有“咸□（屈+阝）里敢”等3枚，系刘鹗旧藏（见《铁云藏陶》）；有“严道橘园”等10枚系陈介祺旧藏，见于《陈簠斋藏泥封考略》和陈氏《齐鲁封泥考存》两书中。但为什么没有收入《考略》，有以下三种可能：
◎ 图9 “虎□将军章”封泥
◎ 图10 “天帝煞鬼”陶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编定《考略》时认识到真实性可疑，如“虎□将军之印”（图9）；（二）编定《考略》时已认为并非封泥而属陶印，如“天帝煞鬼”（图10）；（三）编定《考略》时有所漏略或先已散出。
陈氏封泥，后经上海金颂清之手售与日人阿部房次郎，阿部氏当时是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社长，于1935年将封泥赠给日本帝室博物馆。［7］金颂清是与罗振常一起在上海经营食旧廛书店的古书商，后金氏单独开设中国书店。［8］
《考略》所录吴式芬旧藏封泥，大部分在民国时期为孙鼎先生售得，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捐赠上海博物馆。但其中有一些如“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等当时可能并没有转入孙鼎手中，现今已去向不明。
这样，《考略》所辑两家的封泥藏品，最后仍各自在水一方。
［1］见《簠斋尺牍》，以下引陈介祺致友人书信，均同此，不另注。
［2］见陈介祺《致鲍康书》。
［3］同［2］。
［4］上海博物馆藏。
［5］《致吴云书》。
［6］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の封泥》，二玄社1999年版。
［7］参见《中国の封泥·当馆保管の封泥の概略》，同上。
［8］袁西江：《上海古书业述略》，《书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2期。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中文名封泥馆藏地点洛阳新区政和路与金城寨街交叉口所属年代不详所属博物馆洛阳驿站博物馆所属地区河南洛阳
目录
1 名词解释
▪ 封泥简介
▪ 封泥考释
2 历史由来
3 外形
4 文献记载
5 背景知识
6 艺术价值
7 相关著作
8 其他相关
9 汉语典故 封泥
▪ 基本信息
▪ 详细释义
▪ 同源典故
▪ 运用示例
名词解释编辑 播报
封泥简介
封泥与拓片
封泥与拓片
封泥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1]
封泥考释
封泥是一种官印的印迹，为古代缄封简牍钤有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秦皇帝信玺封泥
秦皇帝信玺封泥
封泥的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周礼》、《左传》中关于“玺之”、“玺书”等几处记载。但它的实物发现是近二百年的事。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农民挖山药时发现一批封泥，约百余。其中若干为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所得。吴荣光也得到6枚，1842年，他将其摹入《筠清馆金石》中，这是对封泥的最早著录。但时人并不明其用，误以为“汉世印范子”。后刘喜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最早为封泥正名，并于咸丰二年1852年《长安获古编》摹入西安所得“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封泥30枚。对封泥使用的系统透彻研究始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1913年，他帮助罗振玉辑成《齐鲁封泥集存》，对封泥的功用及价值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从此对封泥的编订与考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依古制，官吏去官，须将原官印上交销毁。故存世古官印绝大多数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所以封泥作为官方郑重颁发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遗蜕，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历史由来编辑 播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钤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2]
外形编辑 播报
封泥的正面是印文，背面有绳迹，形状不定，大多是不规则圆形，少数呈方形。
由于施行封泥时，软泥入槽多少不一如正好填满方槽
文献记载编辑 播报
封泥
封泥
封泥之用见于先秦文献，封泥制度亦见于两汉文献。
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
临淄封泥的著录主要见于《铁云藏封泥》、《郑厂所藏封泥》、《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澄秋馆藏古封泥》、《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封泥存真》、《临淄封泥文字》、《封泥汇编》、《古封泥集成》、《秦封泥集》等。
背景知识编辑 播报
马王堆軚侯家丞封泥
马王堆軚侯家丞封泥
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口部的封泥盒，封泥文字“軚侯家丞”。甘肃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封存文书的封泥装置上的封泥盒，封泥文字“居延右尉”，是古人使用封泥形式的珍贵物证。我们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印章几乎全是白文(阴文)，就是因为阴文钤于泥土变为阳文，易于辨识。封泥与古玺相表里，它可以说是秦汉印章在泥上的“印蜕”实物。隋唐以后，纸张的盛行，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泥，封泥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封泥，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学术价值,更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经学者考证，现存的秦汉印实物，多半是殉葬用的明器，并非那个时期的实用印章，它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都难以和实用印章相比，而封泥则是由官方正式颁发的玺印，或者私家常用的玺印钤出的。因此封泥上的印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章艺术的实际情况，无疑它是古代印章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艺术价值编辑 播报
印章在盖印过程中，由于软泥入槽多少不一，如正好填满方槽，则泥块干后呈方形，如软泥多而溢出方槽，则这块泥干后呈不规则的圆形，加之年代久远，自然剥蚀脱落致使封泥的边缘残缺破损，这种宽厚的边栏，粘连断续，极富变化，给人以古拙质朴，自然率真的美感，其美妙在于实中见虚，虚中见灵，气格壮伟雄强而意味纯朴谐和，天然去雕饰。
封泥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末篆刻大师吴昌硕印作中，那种高古雄浑，大气磅礴的风貌，无不留有封泥的气质和古韵。他是从封泥中吸取养份，最有成就的一代宗师，吴氏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中曰：“力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又说“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
相关著作编辑 播报
《齐鲁封泥集存》
罗振玉、王国维编辑。1913年影印。罗振玉以得之纪王城之封泥中选出64枚，合以郭申堂、刘鹗两家拓本，计449枚，由王国维编次，罗振玉做序。这是最先按照封泥分域编录的专谱。
《徵秋馆藏古封泥》封面
《徵秋馆藏古封泥》封面
《徵秋馆藏古封泥》
陈宝琛辑。四册。录入242枚。大多为关中、齐鲁两地所获，拓成于1924年。陈氏并有《徵秋馆封泥考》三册，所收同于前书，或为待考之稿。
《续封泥考略》
周明泰辑。六册。收录454枚（其中两枚重见），成书于1928年。有唐兰、柯昌泗序及周明泰自序各一，体例一仍吴、陈的《封泥考略》。周氏封泥本从兄周进旧藏，由黄县丁树桢转来，以临潼、剧县出土为主。周进并有《建德周氏藏封泥拓影》一册行世，收封泥487枚。
周氏封泥，后归孙鼎。70年代末，孙氏举其所藏捐赠上海博物馆。
《古封泥集成》孙慰祖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秦封泥集》周晓陆/路东之/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傅嘉仪/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封泥发现与研究》孙慰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1出版
《中国古代封泥》（“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秦封泥汇考》傅嘉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其他相关编辑 播报
太田博史所捐秦封泥
日本收藏家太田博史于2004年9月在北京，将他收藏的250枚秦代封泥捐赠给南京艺兰斋美术馆。
据专家鉴定，这批捐赠的封泥出土于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相家巷封泥是中国古代封泥最集中的一次发现，这里出土的封泥涉及的官名多，有不少在史籍上也不见记载。由于其中中央官署、职官比例很高，专家因此推断相家巷一带可能是秦时官署所在地。
据介绍，此次赠由艺兰斋收藏的秦代封泥中出现的未见于文献记载的官名达几十种。出现的“尚佩”、“尚惟”、“尚卧”、“尚浴”等字样都是典籍记载未见或者名目不同的。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认为，这批封泥的文字多而且比较完整，所涵的职官在相家巷封泥中具有代表性，品目较多，有若干职官也是此前各家藏品中没有的。印文中有中央官印100多种，丞相之印、郡县官印20多种，特设官6种。封泥中前所未见的“郎中左田”“郎中西田”证明了秦时郎中令有管理公田之责。“造工”“铁兵工丞”“弩弓室”等封泥表明秦代工官系统复杂而且分工专门。“高栎苑丞”“橘府”“南郡府印”“蜀大府丞”等封泥都是此前未见的新品。
所捐秦封泥背景
秦封泥
秦封泥
1995年夏，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的相家巷村村民在农田中挖粪坑时，突然间，成批成批的、上边有文字的圆坨坨泥块呈现在人们眼前。时隔不久，在北京琉璃街文物市场，发现有人在出售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先生不惜重金，收藏了其中的1000余枚，另有250余枚流入日本。
1996年12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晓陆教授向秦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通报了这一重要消息，随后将之在该馆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上公布。尔后，部分封泥原件在西北大学亮相。按照国家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封泥“不论年代一律不出口”，当务之急是动员珍藏者将这些文物交给国家。随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接受当地村民捐赠的700多枚秦封泥，经初步整理，秦封泥上显示的秦中央及地方官署及职员名称达300多个，成为“镇馆之宝”。接着西安市文物局对原出土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发现了部分秦封泥，总数达2000多枚。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文化价值之高，创中国印章史和中国封泥史之最。
2004年9月23日，南京艺兰斋美术馆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摸清了流入日本的秦封泥的去向，后日本收藏家太田博史将自己收藏的250枚秦封泥全部捐赠给南京艺兰斋美术馆，国宝封泥终于回归祖国。
汉语典故 封泥编辑 播报
基本信息
词目：封泥
拼音：fēng ní
解释：喻据守雄关。
详细释义
典源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隗嚣〉～524～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不欲东，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五年，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元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埶，即还与蚯蚓同。」 [3]
典源译文
起初,隗嚣与来歙、马援相好,所以帝几次派来歙、马援奉使往来,劝隗嚣入朝以重爵相许。隗嚣不愿归东,连连遣使带着深表谦辞的奏章入见,说自己没有功德,要等到四方平定,再告退回乡。五年,帝再次派来歙说服隗嚣派儿子入侍,隗嚣听说刘永、彭宠都已经破灭,就派遣长子隗恂随来歙到京晋谒,被封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隗嚣将领王元、王捷常常以为天下成败还是未知数,不愿一心一意归顺光武。王元就对隗嚣说“:过去更始西都长安,四方响应,天下景仰归向,说是天下太平了。一旦更始失败,大王几乎没有安身之所。现在南有公孙述,北有卢芳,江湖海带,有张步、董宪等王公十多位各据一方,而想迁就马援的意见,放弃千乘的基业,寄居作客于危险的国度,以求万全,这是循着覆车的轨道而进,不是好计啊。现在天水完整富裕,兵马最为强盛,北攻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按照秦的旧迹,外山内河互为表里。王元请以少数兵力为大王扼守险要函谷关,这是万世一时的良机。如果现在不能采用此计,那么暂时畜养兵马,据险自守,坚持下去,以等待四方的变化,即使图王不成,退一步也足以称霸一方。总之,鱼是不能脱离深水的,神龙失去了依托,就与蚯蚓没有两样了。” [4]
释义
“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 。”用一小团小泥丸就可把函谷关封闭住，后遂以“封泥”喻据守雄关。
同源典故
一丸 一丸封 一丸泥 一泥丸 丸封 丸泥塞险 丸泥封 丸泥封函关 函谷丸 函谷泥 函谷泥封 封函谷 封泥 封泥古 泥一丸 泥丸封 泥函谷 隗嚣泥 [3]
运用示例
唐 太宗 《入潼关》诗：“弃襦怀远志，封泥负壮情。”
封泥，也叫泥封，是古代把印章按在泥上作为门户和包裹封口的凭记，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这是我们所能看到关于封泥一词的最早记录。
封泥的发现和甲骨文有点相似，在清道光二年（1822），被一位农民无意间挖掘出来，当时人们把它当作是铸造印章用的“印范子”，后来，刘鹗在《铁云藏封泥》的自序中说道：“封泥者，古人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至此，才揭开了封泥的面纱，人们对封泥才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
谈到封泥，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它是用来封缄尺牍、文书用的，是的，这确实是封泥的一个重要用途。在魏、晋之前，虽然已经发明了纸，但是能用上的毕竟是少数人，并未普及，那时人们大都把信件、文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上，写好后用绳子捆扎好，在绳结处加上泥团并钦盖印章。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无论下命令或来往的公文，必须用封泥来封护，来防止私自拆启，否则不能生效，所以要对其进行封检，《说文解字》：“检，书署也。”徐铉主曰：“书函之盖三刻其上绳缄之，然后填以泥，题书其上而印之也。”
所谓的“检”就是一块较宽的简牍，上面写有信件收者的姓名，后来检上开始出现方槽，用来放置封泥，封泥便不会轻易的脱落，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书函之上，既施以检，而复以绳约之，以泥填之。”
如果卷叠的书简较多，则用袋子把他们装起来。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汉书》记：“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颜师古注：“方底，盛书囊”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以囊盛书，然后施检”由此我们知道封泥也用于封检书囊。
封泥除了用来封护简牍外也可用于封物。《周礼••地官•司市》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这里就讲明了用封泥封物来取得凭证进行货物的流通。封泥用于封坛罐。古人把谷物等散碎食品放在罐中，为了防止别人擅自拆启，用泥把器口填实，然后钦盖上印。要么就是用布把器口罩住，在罐口沿下用绳扎紧，用封泥把绳头封住，最后盖上玺印。
封泥用于封竹笥。竹笥也是用来放置物品的容器，封竹笥和封坛罐差不多。封泥用于封钱。据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记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那时钱币中间有孔，用绳子把钱币穿起来，在绳结处用印印封泥，来保管钱币。封泥用于封护门关。
据《礼记》记载：“坏（益也）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钥，固封玺。”《秦律十八种•仓律》记：“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封泥也用于对工程进度、施工质量的检查。在丈量的木椿、绳索处抑印封泥，来表现对工程的负责。
封泥的颜色是不是都一样的呢？我们现在用的印泥都有颜色之分，我想封泥在使用上也会随着等级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拾遗记•前汉上》记载：“浮忻国贡兰金之泥。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此泥为玺封”《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东观汉记》上有：“训好以青泥封书”所以不同地位、用途的用泥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最早的封泥是在山东泗水尹家城出土的一方“兽 ”封泥，大约是西周晚期。在印章史上，战国秦汉时期可以说是出于封泥时代。从审美的角度看，封泥更有一种古朴美，吴昌硕曾说：“方劲处而兼园转，古封泥时忽见之”封泥的线条细不纤弱，圆不疲沓，凝练浑厚，奇崛遒美。
当印抑在泥上时，用的力度不同所得到得效果也是有拆别的，古人也就是为了起到保密的作用而随手一按，也就是这个原因，封泥给人一种浑然天成，难以捉摸的美。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简单几个字却道出了美的意趣所在，如果仅仅是奇古诡异，那么封泥称不上美，在欹侧错落的排列中却不失平稳，正是这种“似欹反正”才带给人以美的感受。
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对考古人来说，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从中获得的历史信息。
上月，徐州土山二号墓成功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封土中出土的4500余枚封泥被众多专家认为是“最大亮点”。
封泥即盖有印文的干燥泥团，为缄封公文书信之用，使用年代在战国至汉魏。公元3世纪到4世纪，随着造纸技术的改革和推广，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牍，封泥才不再流行。
“全国已发掘考古的汉代封泥，据目前已知的统计，共6000多枚，而徐州就占了六七成，封泥上的文字对于研究汉代封国的职官制度、国家军事与治理、疆域变迁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吕健博士说。
小封泥里有大文章
土山汉墓在历史上有范增墓、亚父冢之称，1969年被发现后证实为东汉王级墓葬，其后又于1977年、2002年发现两座墓，其中作为主墓的二号墓封土高达18米，1977年有人在封土中捡得“彭城右尉”封泥，1982年徐州博物馆在土山封土内清理出封泥22方，至今在土山汉墓共发掘清理封泥4500方，涵盖西汉楚国职官、辖县等丰富内容，现均藏于徐州博物馆。
据徐州古文字研究学者刘志贤介绍：“封泥乃古代玺印按压于泥，用来封缄简牍文书或容器门窗等物之遗迹，类似于如今之铅封、封条、粮仓印版之功用。它与作为信验凭证之玺印同时出现又先行废退，即始于春秋战国而止于南北朝。汉魏以后，由于书写材料之竹木简牍逐渐被纸张取代，封缄材料及其方式随之改变，‘封泥时代’终结而步入‘钤朱时代’。”
关于封泥的研究，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早在1994年即在《文物》发表《徐州土山出土封泥考略》。他介绍，徐州出土的汉代封泥，除了土山汉墓之外，在徐州还有狮子山楚王墓墓室内出土封泥80多枚，北洞山楚王墓、东店子和土山寺汉墓也出土了封泥，这些封泥可分为官印、私印和无字封三类，印文端稳方正，笔画匀整，给人朴实无华之感。
历经43年考古，倾注徐州老中青三代考古人心血的土山二号墓项目中，八零后吕健代表了年轻一代。自2005年进入徐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2岁的吕健即在考古一线躬耕。2012年，吕健在读博期间开始了对土山汉墓封泥这一“小众”领域的研究。
为了解读封泥上携载的汉代密码，吕健参考了大量西汉诸侯国职官制度的相关文献、其他地方的封泥考古发现以及国内一些封泥研究专家的研讨，迄今已发表了多篇重量级论文，增进了考古界对土山汉墓的关注与重视。
“楚太史印”“楚大行印”“左市”“少内”等等都是官印封泥。吕健说：“对于诸侯王国来说，其群卿需冠以国号来区别他国，这里的‘太史’‘大行’皆为王国群卿，其全称应加‘令’字，然而在印章中，诸侯国名和‘印’字都不能省略，那就只能在官名上做文章，省掉了最后一个‘令’字了。”
东汉墓遗存西汉物
“土山汉墓封泥不是出自墓室，而是来源于墓室上方的封土内。数量众多的封泥集中出土于墓葬封土内，这种情况此前从没有出现。土山汉墓封土是层层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不均，封泥大多出土于熟土夯层内，伴生物有大量的汉代瓦片、瓦当及陶器残片。”
4月13日，土山二号墓考古项目负责人、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耿建军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的上述介绍，引发了在场专家的兴趣与提问：数量如此多的封泥是从何而来的？西汉的封泥为什么会穿越到东汉王陵？由于现场时间有限，耿建军只作了简要回答“或许是楚宫废弃物的堆积”。
持相同观点的吕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分析了土山汉墓封泥的来历：“这批封泥的时代跨度很大，几乎涉及西汉一代，封泥反映的职官、地理等信息也和西汉楚国较吻合，极少见到东汉遗物，说明这些封泥与墓葬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结合全国其他类似考古发现，吕健认为，土山封泥的原生堆积地点或是西汉楚国的某处官署建筑遗址：“推及土山汉墓出土者，其泥背绝大多数都有封检使用后的痕迹，另外，封泥出土地层多是熟土，有大量的建筑构件如板瓦、筒瓦及瓦当等伴生物，原本的堆积状态应为集中放置在官署的某处，该处即是官署内废弃封泥的指定存放（埋藏）地。”
吕健补充说：“汉代的官文书收发有严谨完备的程序，启封后的封泥虽已完成使命，但它仍是官文书的组成部分，出于保密、安全等考虑，并不能随意丢弃或掩埋，将废弃后的封泥堆放于官署或建筑物之内在考古界不乏旁证。”
自2018年从博物馆调任到高校，吕健对封泥研究更加深入。他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还原”了土山封泥之路：“西汉晚期，历经新莽改制，末代楚王被废为庶人，楚国被除。东汉初，彭城为楚郡治所，东汉中期楚都彭城又成为彭城国的国都。几经辗转，原来的前楚国时期的中央官署可能不再延用，逐步成为废墟。在东汉某个时期营造墓葬时，所需土方量大增，建造者可能会对前楚国官署等废墟进行有计划的清理，因而使大批封泥随建筑材料一起埋入土山汉墓的封土之中。”
兼具考古与艺术价值
封泥虽小，信息巨大。围绕封泥，2019年7月，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州博物馆曾联合主办“汉代玺印封泥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大陆的多家高校与考古文博机构的近70名专家学者围绕印章、封泥的考古新发现与认识，古代官制、古文字、政区地理及其他相关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交流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了研究徐州汉代玺印封泥的格局和视野。
“土山汉墓出土的封泥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地点明确、层位清晰、数量巨大，对于复原楚国政区沿革、揭示王国官制、比较汉廷与郡国官制异同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吕健对未来的研究充满期待：“对土山汉墓封泥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或许在全部资料公布以后，将在多个方面的研究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除去考古学上的意义，土山汉墓出土了几千方封泥，对印学、史学、汉学都是重要研究资料。徐州知名书法家郭荐说：“1995年狮子山楚王陵一次性发掘数百方官印的重大发现，已被写入高等教材《中国美术简史》，震惊书法篆刻界。近代金石学中，封泥研究是重要成果，徐州的拥有量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封泥经火与岁月的浸染后，自然天趣，金石意味十足，不仅有质朴之美，且大气雄浑，足以滋养篆刻艺术，正如前人所言，‘汉晋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贴’”。
上月，徐州学者刘志贤以封泥为造型，在他义务开办的古文字兴趣班中，教授中小学生印制封泥文化衫，引导学生们认识和欣赏中国的篆刻文字。他认为：“封泥之发现乃近代金石学重要成果之一，存世封泥多为汉代遗物。这些封泥价值有三：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仅其审美特征，与汉印阴阳互补、相映成趣，加之其自然龟裂剥蚀之‘泥味’，成就了吴昌硕、赵石、邓散木等篆刻家。正因其兼有史料和艺术多种价值，而为史学家、金石家和收藏家所青睐。封泥已成为藏家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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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泥与封泥筒，汉代人的文房用具
在徐州博物馆一楼展厅，有一个不起眼的物件，常被观众忽视。这个命名为“龙凤纹铜封泥筒”的文物年代为西汉，筒高10.5厘米，直径4.5厘米。封泥筒盖以阴线刻饰龙纹，筒身饰翼马和凤鸟纹，系纽俯视为兽首形。封泥筒即是盛贮钤印封泥原材料——胶泥的器具，便于储存胶泥和随身携带。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吕健博士介绍，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见一类小型青铜容器，根据其特征学界将其定名为“泥筩”，系盛装封泥泥料的容器，因体积小巧便于携带逐渐得到普及。
吕健通过收集出土材料，对泥筩进行考古学观察，研究其演进序列，进一步明确这类器物的性质以及其在汉代使用的状况。
两汉时期的墓葬与遗址中发现过一类体量较小的青铜容器，一般呈直筒状，直径3到4厘米，通高约10厘米左右，有的有盖，还有的附有铁链及小“杵形器”。对这类器物的命名发掘报告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的称为“筒形器”，有的称为“铜圆盒”“小铜盒”，也有的将其定名为“铜筩”“铜奁”的。总体来看，称为“筒形器”的占多数。从有的“筒形器”内装有“细泥”“杏红色棒状物”等来看，应该是两汉时期盛装封泥泥料的容器。此后，学界多沿用其说，将此类器物名为“泥筩”。
“此类器物并不是特别多见，研究者对此讨论不多。”吕健说，“《说文》：‘筩，断竹也’。‘筩’是断竹制成，显然是一种中空的容器，只是有大小之分。邳州新河西晋墓群M1出土泥筩，器身直筒形，平底，盖顶钮作短匕状，匕的长度约为器身的二分之一，器身无钮。从应用功能和衍变看，泥筩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魏晋时因未完全摒弃简牍这种书写材料，是故封泥这种缄封方式也得以保留，致使在两晋及以后时期仍然有泥筩发现。”
吕健从出土的泥筩资料中研究认为：出土的两汉时期泥筩可谓遍布汉代全境，这与封泥的普遍使用、存在是密不可分的，从侧面说明，泥筩是汉代比较常见的文房用具。
器物出土位置的分析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器类，分析其埋藏位置及与周边其他器物的组合等因素，对厘清器物性质、功用有很大帮助。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排除墓葬被盗扰的情况，吕健从汉代“泥筩”的出土位置分析，泥筩作为常用文具往往与削刀、印章、砚台等物并存，这也可以看作是汉代常见的文具随葬品组合，其他文具也从侧面证明了泥筩文房用具的属性：
“从已发现的汉代泥筩形制观察，器物的体量都很小，这无疑是为了便于携带而设计出来的特殊用具。”吕健说，“汉代官吏在任上经常会有行县等差旅活动，此时就特别需要预备泥料来应对签发文书、信件等不时之需。”
“官吏在外出行时，不得不考虑有临时发送文书的可能，这时需用泥料缄封文书、信件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而此时，便携性较强的青铜泥筩就是不错的选择。从泥筩的尺寸、容积来看，单件泥筩盛装的泥料至少可以应对六到八次封缄，足够日常的单次差旅之用。”
“将加工好的泥料装入泥筩备用，泥料可以预制成长条形及丸状、饼状等多种形状，使用时取出即可。但有个细节问题值得注意，即泥料可能为有一定湿度的固体，泥筩本身具有密封性，可以保持较为恒定的湿度，也有的在筒身内加一层丝织物进一步密封保湿。”
随着东汉晚期纸的兴起并逐渐普及，印章的使用也由封泥时代进入了钤朱时代，封泥及贮存泥料的容器也不再常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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