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与帛书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
资料。
河西简牍遗墨
河西地区的主体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东西走向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北侧是腾格里大沙漠。祁连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节性径流滋润着走廊地区的低地，形成了富饶美丽的绿洲。戈壁绿洲干燥少雨多风沙，相对严酷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保护古代遗物的良好环境。
西汉武帝时期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长期威胁，出兵河西屯边、屯田，随着汉代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出现了大量的简牍文书，这些文书在河西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得到良好的保护。今天，河西地区成为了中国古代简牍最丰富的蕴藏地之一。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一九○六—一九○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七○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一三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一○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二十三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三九八枚，长五十六厘米、宽○点七五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七十八枚，牍一十四枚，共计九十二枚。简长二十三点二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点五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二十六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二十三枚木简。简长二十三、宽二点六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八○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二十七点五厘米，宽○点七厘米；乙种长二十三厘米，宽○点六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天下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扬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说书法应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发挥情感，然后落笔任意挥洒，用线条的形式表现自我的心境。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充分运用着这一方法，在实践中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达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体味书法家自由表达出来的心境、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达到心灵的交流，从而将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者联系起来。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河西简牍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肃河西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体现得更为显著，河西简牍书艺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书法艺术的真谛 —— 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简牍书法，总结、继承、发扬其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选自《河西简牍》）
敦煌汉简
一九七九年在敦煌县马圈湾出土了大量汉简，一千二百一十七枚，包括隶、草、行三种书体。书记简为章草，文字婉转自如，流畅奔放，有大家风度，开后世狂草体势。是西汉中期与新莽之间敦煌境内日常应用的主要字体。
释文：到，责未报闻，可写下，其奉以从事，不愿知指，传马 皆大齿
居延汉简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在1930、1972年－1976年和1986年几次发掘中，获数万余枚简牍。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居延纪年简
释文：
永光四年十月尽五年九月戍卒折伤牛车出入薄
建昭二年十月尽三年九月吏受府记
竟宁元年正月吏妻子之入关致籍
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礼分算书
鸿嘉二年五月以来吏对会入官夹
张掖都尉启信
“张掖都尉启信”为一件21厘米×16厘米见方的红色织物,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都尉信”六字，居延出土。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此作结构方正，用笔细瘦方硬。
武威汉简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数次出土汉简，其中的《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武威仪礼简 甘肃省博物馆藏
《仪礼》简是极为成熟的汉隶，虽然抄写出自多人之手，但书体整齐划一，统一于严整规范之中。此简文字，线条劲健，极富弹性;笔法迅急奔放。
武威医药木牍 甘肃省博物馆藏
武威医药木牍写于东汉早期。此木牍是医家记录医药验证，字多粗率，属章草，书体凝练宽疏，运笔随心所欲自在畅达，呈现天真烂熳的情趣。
武威王杖诏令册
武威王杖诏令册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
武威张伯升柩铭
“武威张伯升柩铭”书于西汉晚期，是汉代特有的篆书，柩铭又名铭旌，将死者姓名书于帛上，敷于棺上。其书法是汉代最为珍贵的大字墨迹。方正宽博，圆熟，藏锋逆入，圆笔收锋，使铭旌书法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东汉以来的碑额篆书，亦承其绪。
释文：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
阜阳汉简
《阜阳汉简》为西汉初期简册。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中发掘出土。墓主夏侯灶,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为汉初遗物.从1980年9月开始,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阜阳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了阜阳汉简整理组,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发现包括竹简,木简,木牍3类简文计有11种古籍。西汉墨迹留传于世的极少,该简册的出土,对于考察西汉的历史,语言,文字及2000多年来书法艺术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甘谷汉简
《甘谷汉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甘肃省甘谷县出土，共有二十三枚，是后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宗正府卿刘柜关於宗室事务上书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不见诸史籍，十分可贵，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
《甘谷汉简》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
江陵凤凰山木牍
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简》于一九七二年四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两座前汉墓中出土。一号墓出土竹简四九四二枚，其内容大致可分成现今还有传本的书籍和古佚书两大类。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孙子兵法》及四篇佚文、《六韜》十四组、《尉繚子》五篇、《晏子》十六章；佚书类有：《孙臏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篇、《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十二篇、《其他之类》十二篇。二号墓出土者仅有三十二简，是一分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银雀山汉简的书法属隶书，略带篆意，有照显波磔，中宫收紧，笔力雄健，与东汉碑刻隶书十分近似。
马王堆帛书
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
《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马王堆帛书》非一人一时所书，风格各异，有的秀美婉约，字体和成熟的汉隶相近，大约属晚期作品，有的古拙老辣，字体篆意浓厚，行距较清晰，字或大或小，平正或欹斜，呈现一种洒脱自如的意趣。由此可见汉隶从篆向隶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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