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帖 | 佚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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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书》中的占产子图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同年3月,北京大学由历史、考古、中文各学科的专家组建成立出土文献研究所(挂靠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持完成了对这批竹简的清理、测量、拍照和初步保护工作。5月,又依据照片对全部竹简文字进行了通读,并根据竹简的形制、字体进行了分类分篇,然后由本所组织所内同仁及邀请专家依竹书内涵作了分工,全面开展整理和研究。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工作,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竹简的编连与初步释读,瞭解了其基本内容和性质,正在进行系统的释文与注释工作。现将这批竹简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这批竹简入藏北京大学时, 按长度散置于9 个大小不等的塑胶容器内,浸泡在乙二醛溶液中,并混杂有少量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竹简各卷的相对位置及编连次序已完全打乱,因此只能根据起取、拍照顺序给予编号。经整理清点,共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约1600枚, 残断简1700馀枚, 估计原有整简数在2300枚以上。竹简表面一般呈黄褐色或暗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晰,墨色厚重。部分竹简上用朱砂写画的红色栏格、图表和文字,颜色仍鲜豔如新。竹简简端均修治平齐,多数刻有契口,并保存有编绳痕迹,个别竹简上还黏附有小段编绳或片状丝织品。竹简文字大多书写于竹黄面,少量竹简背面上端被刮去一段竹青,在其上书写有篇题。竹简保存状况极佳,加之文字抄写工整,书法精美,在出土简牍中实属罕见。

全部竹简按长度大致可分爲三种规格。长简约长46釐米,相当于汉尺二尺,三道编绳。中简长约29.5～32.5釐米,约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三道编绳,不同内容的篇卷之简长与契口位置均有差异。短简长约23釐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两道编绳,无契口。所有短简均爲医药书。

在清理和保护工作中,发现竹简背面大多有较浅的斜直划痕[1],并已对其逐一进行测量绘图,准备在将来发表竹简资料时一併公佈[2]。从测量数据看, 划痕全部位于简的上部,一般每简各有一道,少数简可见有两道划痕,或未见划痕。根据对这批简所做编连释读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可知这种划痕应是竹简编连成册时爲防止散乱而有意留下的标记,其分佈有一定规律[3]。对于这种规律,将另文具体论述。在此次北大西汉竹书各篇的编连工作中,已将划痕作爲简序复原的参考。

关于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似可从以下几点情况作一推测。此批竹书中未发现汉武帝以后的年号,仅在一枚数术简上发现有“孝景元年”纪年。各篇竹书文字的书法与书体特徵不尽相同,抄写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大体上可以认爲已近于成熟的汉隶,与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较明显的区别,与银雀山汉简书体相比亦显稍晚。但若取其中最接近成熟汉隶的书体与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书体相比,仍略显古朴。再结合对竹书内容的分析,我们推测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4],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5]。

此批竹简全部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等官府文书档案,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因此可称之爲“西汉竹书”。竹书的内容极爲丰富,含有近20种古代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 是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类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以下大致按照《汉书·艺文志》六略的次序, 分别介绍这些古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

《苍颉篇》

一、《苍颉篇》

现存86枚竹简,约1300多字[6],是迄今所见存字最多,保存状况最好的西汉《苍颉篇》传本,而且较多地保留著秦本原貌。该书仍保存有少数完整或较完整的章,所显示的分章方法、章题写法、各章字数及内部编排方式,大大扩展了对这部失传已久古书的认识。由此联繫以往的简牍本和辑佚本,将有助于全面瞭解这一重要小学经典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推动先秦秦汉文字学和与此书相关的若干学术问题的研究。

二、《赵正书》

现存竹简51枚,约1500字。“赵正”,即秦始皇帝。该书围绕秦始皇死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记述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的言行,部分段落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但文句不尽相同,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参考之一。书中对胡亥继位以及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路线、赵高之死等事的记载与《史记》不同,提供了西汉前期人讲述秦末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它不仅爲瞭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认识,而且启发我们思考汉代人的秦史观, 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很高的史料价值。

《赵正书》、《老子》

三、《老子》

现存竹简280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缺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全书分爲上、下两篇,各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背题, “上经”相当于今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今本《道经》,其顺序与传世《道德经》不同,而与马王堆帛书本一致。北大本《老子》还保存了完整的篇章结构,爲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它的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本、帛书本相比多有差异,在《老子》的文献整理、校勘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对认识《老子》一书在西汉时期流传、发展直至定型的过程也极有帮助。

四、《周驯》

现存竹简220馀枚, 约5000字。“驯”,通“训”。该书应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所著录的《周训》十四篇,主要记载战国后期东周昭文公对西周共太子的训诫。昭文公的训诫包含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众多史事,以及大段关于治国爲君之道的议论。这些史事和议论不仅能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而且是瞭解战国时期统治者政治思想的新资料。

五、《妄稽》

现存竹简107枚，2700字。讲述了西汉时代一个士人家庭中，男主人"周春"与其妻"妄稽"及其妾"虞士"之间发生的故事，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这篇小说不仅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反映出西汉士人家庭中複杂的伦理关係，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场景，也爲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其他子书

现存竹简约31枚，含形制和书体不尽相同的多个篇章。内容包括齐桓公与管子、梁君与孔子的问答，以及时令灾异占候等，其中一部分与《晏子春秋》、《管子》、《韩诗外传》、《说苑》等书以及银雀山汉简《人君不善之应》中的一些篇章或文句近似。从性质上说，大致是属于儒家和阴阳家的子书。

《反淫》

七、《反淫》

现存竹简59枚，1200馀字。本文有篇题"反淫"，文体属"七"体，以"魂"铺陈七事说"魄子"构成全文。与《七发》等七体文相比，其铺陈的文字简短，不如《七发》那样波澜壮阔。所列七事涉及射御、游观、宴饮游戏及孔老等要言妙道等内容，颇爲丰富。自枚乘《七发》首倡以后，此文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者，爲研究"七"体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八、数术书

现存数术类竹简共约1600枚，大致包含以下几种书：

（一）《日书》约700枚。内容以选择类爲主，兼收筮法、杂占类数术。

（二）《日忌》 410馀枚。是编排有序的时曰选择书，书前有目次。

（三）《日约》 180馀枚。是按月份和六十甲子排列的曆忌神煞总表。

（四）《揕舆》即《堪舆》，约77枚。性质类似于"日书"，是一种选择类的古佚书。

（五）《雨书》约65枚。内容以占雨爲中心，涉及风、雷等气象的占候。

（六）《六博》约49枚。利用博局占问人事吉凶的杂占书。

（七）《荆决》约39枚。一种运用算筹成卦的筮占书。

（八）《节》约65枚。包含八节时令和阴阳、刑德运行等内容，还有一部分属于兵阴阳家，文句与银雀山汉简《地典》等篇相近。这些竹简，从字体和竹简形制上看应属一卷，似爲多种与数术有关古书的合抄。

《日书》、《六博》篇题

北大西汉竹书中数术类文献极爲丰富，是已知同类出土文献中数量最大的一批。《日书》中的不少图表和文字内容爲前所未见，《日约》、《荆决》、《揕舆》等书的篇题和内容组合也均爲首次发现。这些篇章将大大推进对秦汉“日书”等选择类文献的理解，对瞭解古代数术之学，深入开展相关的思想史、科学史和社会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九、医书

约存竹简710多枚，包含180馀种古代医方，记载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和儿科等多个科目疾病的治疗方法，内容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剂量、炮製方法、服用方法和禁忌。这些医方与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有密切关係，不少内容极爲相似，可以对勘。还有很多病方爲《五十二病方》所无，或可对其残缺部分加以补充。尤爲重要的是，在少数单方的章末简正面下部，有"秦氏方"、"泠游方"、"翁一方"等方题,其中人名应都是古代名医。由此推测，北大医简可能是由当时流传的名医验方摘编而成。这批古代医药典籍，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中国早期医学文献和医学史的认识。

医书《秦氏方》

从总体而言，这批竹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往发现的汉代简牍主要集中在西汉早期和晚期，而北大竹书的抄写约在西汉中期，恰好弥补了这一年代上的缺环。它以道家和数术、方技类文献爲主，与马王堆帛书相近。这一点，对认识西汉中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学术风气，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综合多种因素分析，北大西汉竹书的原主人应与阜阳双古堆汉简、定州八角廊汉简的原主人同属于王侯一级。这批竹书的内容构成，反映出西汉中期社会上层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味，大大有助于增进对西汉思想史、学术史的瞭解。

第三，西汉中期是隶书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北大西汉竹书正处于这个阶段，对研究隶书的演变和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批竹书文字的书法水准，堪称精妙绝伦，且书风多样，各具特色，或古朴，或刚劲，或凝重，或飘逸，均爲汉隶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第四，这批竹简数量大，保存质量好，爲研究古代简册的用材、修治、编连、尺寸、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总之，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在努力做好整理工作的同时，我们十分期盼学界同仁参与到北大竹书的研究中来，共同保护和利用好这批宝贵的文化遗产。

执笔：朱凤瀚韩巍陈侃理

原注：

[1] 简背划痕现象，最早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09级本科生孙沛阳同学于2010年1月参加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工作时发现的。他还观察到包山楚简和上博楚简也存在类似的墨线和划痕，并推测这类痕迹与竹简编连有关。【微刊按：可参看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9～462页】

[2] 由于大多数划痕既浅且细，肉眼在适宜光线下仅勉强可以观察到，照片印刷出来以后则很难看清，所以我们拍摄了部分标本对全部竹简则採取测量绘图的方法作了记录。

[3] 例如北大西汉竹书中简序有传世文本依据的《老子》，经验证发现其简背划痕确有一定规律。每道划痕均从接近此道划痕之首简顶端处开始，向右下方斜行，经过13〜18枚简不等，划至此道划痕之末简中部或稍下方结束，然后再从头端开始另一道划痕；划痕之间基本平行，下一道划痕开始的首简与上一道划痕的末简有时会重合，使这枚简出现上下两道划痕。在北大竹书《苍颉篇》中，这种有两道划痕重出的简是两枚，即下一道划痕开始的前两枚简与上一道划痕末尾的两简重合。接近竹简顶端的划痕多经过编绳所在位置，故可推测，划痕应是在简册编连前划出。

[4] 北大汉简日书类文献中的曆忌表和《雨书》的月份叙述次序，都从正月开始，而不以十月爲岁首。据此推测，这部分书的抄写年代上限应爲太初改曆(前104年)，即属于武帝后期或稍晚的抄本。

[5] 过去学者常常根据避讳字的使用来推测出土简帛文献的抄写年代。但随著近年资料的增多, 人们发现西汉时期非官方系统的简帛抄本避讳并不严格。在北大竹书《老子》中，汉高祖之讳"邦"均写作"国"，与帛书乙本相同，但今本明显爲避讳所改的“常”、“开”二字，北大竹书本北大竹书本均写作“恒”、“启”, 不避汉文帝、景帝讳。据目前观察, 北大竹书中的其他文献避讳都比较宽鬆, 甚至连“邦”字也偶有出现。因此, 要利用避讳字对这批汉简做进一步断代似有一定困难。

[6]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述每种书的简数和字数都尚非最后的结果, 随著整理工作的深入还会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