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 湖湘简牍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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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

湖南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竹木简》、《沅陵虎溪山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和《长沙五一广场一号井东汉简牍》，它们前后历时三四百年，时间很长，字体书风的变化也很大。

（一）《马王堆汉墓竹木简》共900馀枚，其中图五是三号汉墓出土的《十问》，写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前，横画排列整齐，起笔和收笔处略有蚕头雁尾的波磔，结体平正，竖画向左右两边斜出，又粗又长，有修饰味。图六是三号汉墓的《遣策》，写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字形比《十问》更加强调和夸张左右斜出的波磔之笔。图七是一号汉墓的《遣策》，可能写于文景之交，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一七五年至公元前一四五年之间，书风与三号墓的《遣策》相比，稍微规整一些，字形纵长，还保留了篆书特征。但是笔画形式开始变化，横画落笔重按，行笔爽辣，收笔上翘，微有波磔，这是蚕头雁尾的端倪。竖画左右开张，上细下粗，长而夸张，已孳生出撇和捺的雏形。总之，笔画已不满足于篆书的等粗形式，开始修饰，表现出向分书演变的趋势。

（二）《沅陵虎溪山汉简》共1336枚残简，墓主人卒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说明这批简牍的书写年代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一六二年，是紧接着《马王堆汉简》的。从字体书风来看，结体逐渐方正，点画更加强调波磔，撇和捺又粗又大，风格端庄宽博，雍容大度，图八和图九的风格与汉碑《西狭颂》相近，因为是书写的，所以更加流畅飘逸。

（三）《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共2000馀枚，书写年代为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是紧接着《沅陵汉简》的，字体书风也紧接着进一步从篆书向分书演变，具体表现为字形偏扁，笔画形式更加丰富，撇和捺都很夸张，尤其是捺画从细到粗，反差极大。横画落笔重按，中段行笔轻提，收笔又是重按以后挑出，已具备蚕头雁尾和一波三折的特点。这说明到汉武帝时期，分书在简牍草体中已粗具规模。图十的风格与《礼器碑》相近，用笔轻提重按，线条粗细分明，非常华丽，风格特征为清劲雄健。

《虎溪山汉简牍》和《走马楼西汉简》的点画和结体都已具备分书特征，风格与汉碑相近，因此，这些作品对汉碑学习帮助很大，清代冯班的《钝吟书要》说：“八分书只汉碑可学，更无古人真迹，近日学分书者，乃云碑刻不足据，不知学何物。”他是主张学汉碑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学习汉碑的用笔方法，因此只能说：“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

认为学汉碑主要看它的结体造型，至于点画用笔，仍然要模仿法帖。现在有了这类简牍书法，汉代人写分书的用笔方法也一清二楚了，如果能将这种用笔方法及其表现出来的微妙变化融入到汉碑学习中，一定会丰富细节，增加魅力。对此，郑孝胥早在《海藏书法抉微》中就汉简书法的借鉴作用说：“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弊，昔人穷毕生之力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若观火……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

（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共426枚，有墨迹者206枚，书于东汉灵帝时代（168～189年）。分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在简牍草体中逐渐萌芽发展，到武帝时代已经初具规模，两三百年之后，到桓帝和灵帝时代，经过整饬，取代篆书，成为流行的正体字，使用于碑刻和石经等最重要的场合。由此可见，草体的发展远远走在正体的前面，推动着正体的新旧更替。这是前面简牍所昭示的书法历史。而《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简牍草体在桓灵时代，被整饬为正体而盛极一时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继续因革损益，从分书向楷书转变了。

分书的横画起笔重按，形成蚕头，收笔重按后向右上挑出，形成雁尾。撇画的收笔重按后回锋，捺画的收笔重按后挑出，左右两边形同飞翼。这样的修饰丰富了笔画形式，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但是，它们都偏重造型，忽视连贯，一笔是一笔，“笔笔断，断而后起”，书写太慢，效率不高，有悖于汉字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实用功能。分书点画不能兼顾艺术和实用两方面要求，算不上一种完美的字体，因此还得进一步发展，发展的方向就是在造型的基础上解决上下笔画的笔势连贯。

一般来说，横画在收笔之后，下一笔的起笔都在它的左边或者下边，因此不能往右上挑出，必须往下按顿，向左回收。撇画如果要和下面的笔画连贯，收笔时不能按顿，必须顺势挑出，成为上粗下细的形态。

横画竖画有时为了强化书写的连贯性，应当孳生出勾、挑、趯等形态。分书点画要加强笔势的连贯性，只能如此，而结果则导致楷书的发生和发展。

分书的一横左右两端粗细大致相等，撇和捺都是上细下粗，所有笔画左右两半的笔墨分量基本均等，因此，结体比较简单，只要横平竖直，就能保证分间布白的均衡和匀称，如“大”字写作“大”。楷书由于撇的收笔变按为提，上粗下细，而捺仍然是上细下粗，结果造成“大”字下半部分左疏右密，左轻右重，比例失调。

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必须增加右下捺画周围的布白，写成“大”的形式，也就是将一横变为左低右高的斜横，以左低来压缩左下的空间，以右高来增加右下的空间，损有馀而补不足。并且将撇稍微向左挪动一下，使整个字的中心从原来的正中改到稍微偏高偏左的地方，结果产生出所谓“上紧下松、左紧右松”的结体特征。

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有两个特征：一是点画连绵书写；二是结体左低右高和左紧右松，《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为了追求连贯书写，横画顺势露锋起笔，收笔不再往右上挑出，而是往下按顿回收，与下面笔画相连，撇细捺粗，左轻右重，横画不得不左低右高，打破分书横平竖直和左右对称的结体方式。而且因为强调了上下连贯，上一笔的收笔就是下一笔的开始，笔笔要“回收”。下一笔的开始是上一笔的继续，笔笔要“逆入”，逆入和回收约束了点画的横向打开，使横画变短，使结体变长。图十一和图十二的行书，图十三和图十四的草书都是典型例子，分书的影响不多，点画和结体都明显具有楷书的特征。由此，我们知道分书向楷书、隶书向行书、章草向今草的转变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的。

魏晋简

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字体上完成了从分书到楷书、从隶书到行书、从章草到今草的转变，结束了书法的字体演变，开始强调书法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书体上酝酿出以二王为代表的清朗俊逸的风格面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书法的基本范式。这一变化是划时代的。因此，唐以后的书法家一般都以此作为书法史的起点。孙过庭《书谱》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说“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他认为书法的历史就是从汉末（张芝）和魏（锺繇）晋（二王）时代开始的。

传世魏晋时代的书法作品，主要是碑版墓志，都是正体。当时的草体是怎么样的？传世作品太少，除了甘肃出土的一些残简残纸之外，最丰富、最翔实的资料就是下面两种湖南出土的简牍。

（一）《走马楼吴简》共十万馀枚，书写年代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220年）至孙吴嘉禾六年（237年）。

《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共140枚，书写年代在孙吴赤乌二年至赤乌六年（239～243年）这两批简年代相近，字体书风基本相同，与前面东汉晚年的简牍一脉相承，继续在往楷化方向发展。无论行书简牍，如图十五和图十六，还是草书简牍，如图十七，都写得很简捷，波磔挑法基本不存在了，连捺画都写得比较简练。笔画两端虽然没有明显的牵丝映带，但笔势大多是上下连贯的。这样的行书和草书作品经过整饬，加以规范化和工整化，就是楷书，图十八已接近楷书，图十九和图二十更加成熟，横竖撇捺点的写法已纯然楷式，只是在结体方扁和横向笔画还比较舒展上，残留着一点分书痕迹。这种楷书与三国时锺繇的传世作品《宣示表》和《贺捷表》相似，而锺繇的只是刻本，体现不出书写节奏，学不好容易呆板，米芾《海岳名言》强调：“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帖学书法家一般都这么认为。因此学习锺繇书法，如果参考这类简牍，无疑会写得更加生动和精致。

（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共909枚，书写年代为300年前后。基本上全是楷书，尤其是图二十一的诏书，图二十二的祝文，内容牵涉皇上和神明，因此书写特别规整，已是标准的楷书。其中图二十三用笔疏朗洒脱，遒劲秀逸，结体收放开合，变化多端，写得特别精彩。

从这批简牍来看，楷书、行书和草书到晋代都已成熟，确认这一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解决书法史研究上的许多问题，以《兰亭》辩论为例。否定的人认为《兰亭序》没有一点波磔挑法，不合“王羲之善隶书”的文献记载，不合当时有些墓志作品还残留着波磔挑法的实际情况，是一件赝品。肯定的人则竭力从作品中去寻找波磔挑法的蛛丝马迹，以应对否定派的责难。其实他们如果看到湖南出土的这些简牍，了解了晋代楷书的成熟程度，就不会拘泥于波磔挑法的分书痕迹了。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隶书是篆书正体的快写草体，草体的发展走在正体前面，不能以墓志正体来判断草体的发展程度。而且，也会明白秦隶经过四百年发展，已经孳生出楷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演变为行书了，文献中的“善隶书”应当解读为“善行书”。因此，这些简牍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

先讲对正体字创作的借鉴意义。正体字书法有两大难点，一是过分规整，写不好容易呆板，《书谱》说：

“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楷书如果不掺入草意，会失去“尺牍书”的灵动，要想写好楷书，就应当学习行书。同样道理，篆书和分书也是正体字，要想写好，也应当学习篆书的草体和分书的草体。二是正体字容易写得程式化，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分书成熟于汉，楷书发展到唐代也已登峰造极。唐以后，篆书、分书和楷书都成为“不可移易”的经典，这就会产生程式化，怎么克服？唐以后楷书的发展依靠了两种办法，一是取法草体字的灵动活泼，如宋代苏东坡、元代赵孟螰、明代董其昌的楷书都带有行书意味。二是借鉴楷书未成熟定型时的作品，如清代碑学兴起之后，邓石如和赵之谦等人的楷书直追六朝，写得生涩凝重、浑厚朴拙。

灵动和拙朴是楷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同样也可以作为篆书和分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然而怎样才能写得灵动和拙朴？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因为灵动和拙朴正是简牍书法的特点。简牍书法主要是篆书和分书的草体，点画形式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有藏锋、露锋、侧锋，结体造型也没有固定模式，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有收有放，字体书风都很灵动。而且，简牍书法从战国到魏晋，字体经历了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分书，又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在每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点画和结体不成熟，没有条条框框，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拙朴之趣。简牍书法的灵动和拙朴是学习篆书和分书的重要借鉴。

再讲对草体字创作的借鉴。今草之前传世的章草作品除了陆机《平复帖》之外，都是刻本，走样失真，元明时代的章草完全楷书化了，逢捺必挑，习气很重，因此要学习章草，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而且简牍草体不同于魏晋以后的行草书，运笔纵横挥洒，点画向左右两边挑出，结体注重横势，特别开张，通篇上下笔画与上下字之间很少牵丝连接，字字独立。这些特点使它不像魏晋以后的行草书那么华丽富赡和惊心动魄，也缺少那种在上下连绵中通过提按顿挫、轻重快慢和离合断续变化所营造出来的节奏感，但是，开张的结体所表现出来的雍容恢弘是今草书法所没有的，字字独立所强调的每个字的造型表现也超过了今草书法，而且纵横舒展的笔画和变化多端的造型为章法的空间组合提供各种方便，具有很大的发展馀地。简牍草体与今草书法在表现方法和风格面貌上各有特色，如果能够兼容起来，一定会为草书艺术开出空前艳丽的奇葩。

总而言之，简牍是中国书法的珍贵遗产，充分继承和开掘这笔尚未很好利用的遗产，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当代书法家的使命。我相信充分发现它的研究价值和利用它的借鉴意义，一定会极大地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西北汉简一百年

悬泉汉简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

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

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两千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汉代官文书简册

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

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

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

贝叶经

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甲渠候官复原图

从疯狂盗挖到科学考察，西北简牍的发现与保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

1906 年4 月27 日到1909 年1 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见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而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斯坦因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几批汉晋简牍的发现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它不同于清末民初那种外国探险家利用中国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随意胡挖滥掘的盗掘行为，而是由章程和协议规范约束的科学考察；其次，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再次，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尤其重要的是所获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不许带出国境。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

中瑞西北考察团

两汉的居延地区隶属河西四郡的张掖郡。两汉政府不仅在此先后设置了居延县、张掖居延属国，还修筑障塞烽隧，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驻守。这10000多枚汉简就是当时管理和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历史档案。

居延汉简

1949年以后，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下面分地区叙述之：

武威汉简武威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的。整理者根据内容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本378简，有《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除《士相见》一篇完整外，其余六篇均有缺失。乙种本只有《服传》一篇，37简，同甲种《服传》内容相同，只是简形短小狭窄，字小而密。丙种本34简，《丧服》经一篇。根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武威简本《仪礼》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也不是刘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研究《仪礼》的版本、流变、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具有重要意义。王杖十简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该地发现《王杖诏令册》26枚。二者互为补充，记录了两汉时期尊礼高年、优抚老人的诏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关系的重要资料。武威医药简，1972年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墓。共92简，包括30多个医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总共用药100多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69种，见于《名医别录》者11种，两书未经记载者20多种，是我国医学的重要遗产。

武威汉简

居延新简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在两汉时期分属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纪30年代在此发现的汉简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简7944枚，第四隧出简262枚,肩水金关出简11000多枚,总共20000多枚。这是居延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数量相当于30年代出土的两倍，而且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的又一次重要发掘是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考古所陆续完成的。发掘地点分别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居延汉简

敦煌汉简敦煌简主要包括马圈湾汉简和其他地点零星出土的散简。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10月，其地点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隧遗址。所出1217枚汉简中，最早纪年为元康元年（前65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简中关于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王莽用兵西域的记录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汉简除马圈湾汉简以外，还包括其他若干处零星采集和出土的300多枚。出土地点分别是后坑墩、小方盘城及其南面烽隧、盐池墩、大坡墩、臭墩子墩、小月牙泉东墩、酥油土、清水沟等等。还有玉门花海出土的91枚简，因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习惯上也包括在敦煌汉简中。

敦煌马圈湾汉简

悬泉汉简悬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该遗址共出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已经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出土地点在敦煌市以东64千米的一处汉晋邮驿遗址。由于数量多，且集中于一个地点，简牍内容又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与纯乎烽隧障塞出土者有所不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悬泉汉简”。悬泉汉简就其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言，都可推许为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简上最早纪年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主要反映这218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实。整体内容以中亚西域、邮驿交通、民族关系、丝绸之路、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为其特色。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甘谷县渭阳乡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只有23枚。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简文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一份优礼宗室的诏书，对研究东汉中后期贵族与豪强之间的矛盾有重要价值。

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永昌水泉子汉墓中出土木简600多枚，内容主要是《仓颉篇》。其中的章法和句读与过去发现的同类识字教材多有不同，为研究《仓颉篇》的内容、流传和版本提供了新资料。

青海上孙家寨汉简1977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共出汉简240多枚。内容主要是兵书、军法、军令类的摘抄和汇编，时代在西汉武、昭、宣时期，是继山东银雀山汉简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文献的重要发现。

西安汉简1980年4月出土于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共出残简115枚，内容主要是医方和病历，还杂有祥瑞的记载。同墓出土王莽时期的货币，汉简的时代当在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

1949年以后的60年中，西北简牍除上述8处集中发现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比如新疆文博部门和日本学者联合考察楼兰、尼雅时就有少量汉简发现；近年来河西各市、县在文物普查时，也采获过少量汉简。

西北汉简出土地烽燧遗址

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

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而且它是原始记录，是当时留下的文件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1.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的区域政治和军事管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原始记录。

汉武帝开拓河西，研究河西的政治历史，光靠两《汉书》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汉简材料无疑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比如郡县门下和诸曹掾、史的设置和职权，两《汉书·职官志》并没有明确具体的交待，但汉简中却提供了用以归纳、概括的丰富记录；除郡县设置外，河西还有张掖属国和居延属国，体现了匈奴降汉后汉朝在边地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制度，而汉简中对属国的丰富记载则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汉朝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里、聚，每县有多少，职能如何？过去是不甚清楚的，而汉简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基层组织的设置、分布、运行和作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基层社会；郡县及其以下基层吏员的来源、祖籍、出身、门第、任职资格、任免程序、爵秩俸禄、考课升降、抚恤养老等等，在汉简材料中均有最原始最生动的记录；还有皇帝的诏书、朝廷的公文、郡县官府的文件如何一级一级下达到基层？公文如何签发如何传递如何运行，政府的政令如何贯彻，如何监察？汉简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实例。

与行政组织相对独立的还有一个军事系统，那就是都尉、候官、候长、隧长。都尉秩级略低于太守，受太守节制。但开府治事，另有自己的运行机制，而且边郡不同于内地。内地大多一郡只设一个郡都尉，但边郡尤其是北部边郡，肩负着防守匈奴的任务，所以敦煌就设有玉门都尉、阳关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酒泉则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张掖有居延都尉、肩水都尉和农都尉等等。居延、敦煌汉塞烽隧出土的汉简主要是驻兵屯戍方面的内容，是我们研究汉代军事制度的原始材料。

2.为研究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御和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汉武帝开通河西后，第一个措施是把内郡人口陆续迁往西北及河西；第二个措施是修筑障塞烽隧，派兵屯驻。而河西的障塞分四次从令居（今永登）往西延伸，从永登到酒泉、从张掖到居延、从酒泉到玉门、从玉门到罗布泊。而汉简所给我们的知识要比上述传统记载多得多。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敦煌西部到张掖、再从张掖到居延东西500千米的边防线上城障烽隧的分布和戍卒的驻守。比如居延，这是游牧民族从塞外进入河西的重要孔道，是汉王朝当年屯兵驻守的重点。北边有居延都尉，南边有肩水都尉。而居延都尉之下从北往南分布有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等五个候官；肩水都尉之下分布有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等。每个候官下面有若干个候部，候部下面有七八个或者十多个烽隧。候部由候长统领，烽隧由隧长负责，每隧有3—4戍卒。候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干部。

通过汉简的记载，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能够确切地知道当时每个烽隧的名称、隶属关系、戍卒人名、守御器装备等等。还有，戍卒的来源、服役时间、日常巡守、粮食供应、武器装备，伤残抚恤等，也都是汉简的重要内容。如烽火报警系统，烽、烟、表、苣火、积薪等五种信号工具根据敌人来犯的数量、远近、方位如何组合、使用和传递，当时都有最原始的记载留存下来。

3.为研究两汉的法律制度、律令条文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具体内容和典型案例。

两汉的法律制度和律令条文在传世史籍中没有留下完整的材料。清人薛允升著有《汉律辑存》和《汉律决事比》，沈家本有《历代刑法考》和《汉律摭遗》，稍后的程书德《九朝律考》有将近五分之二的篇幅是《汉律考》。但它们都属于爬梳剔抉、勾沉索隐方面的辑佚工作，不能反映汉律的全貌。近年出土的张家山《二年律令》是汉律方面最集中的材料，此外在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可弥补上述不足。比如萧何九篇之律之贼、盗、囚、捕、杂、具、户、兴、厩，几乎都可在其中找到有关条文。再如诏书律、版诏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罪人得入钱赎品、烽火品约、大司农部掾条等等，这些律、令、科、品、条、约的具体内容可谓举不胜举。

此外还有一些完整的诉讼卷宗，提供了研究当时诉讼程序和法律制度的生动材料。著名的《寇恩册》就是其中之一。该册共有36枚简牍组成，全文1526字。是东汉建武初年甲渠候官粟君和客民寇恩发生的一宗经济纠纷的案卷材料。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初三日），都乡啬夫宫根据居延县转来甲渠候官的文书，对被告寇恩进行传讯的口供笔录；即“乙卯爰书”；二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的另一份爰书，除日期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前大致相同；三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都乡啬夫就此案验问情况给县廷的报告；四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廷对案子的判辞。这样完整的司法文书，对研究当时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4.研究两汉邮驿制度的历史标本。

古代的邮驿是人际交往的纽带，是政令畅通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那么两汉时期皇帝的诏书是怎么下达，朝廷的公文是怎么传递的？各级官员巡行和出使，外国使节朝贡奉献，一路的车马食宿问题怎么解决？汉简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

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悬泉置遗址位于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根据出土汉简的记载：从东往西有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每个置的规模功能相同，大致间隔30千米一字摆在交通要道上。像这样的置在敦煌郡共有九处。悬泉置的日常工作有置啬夫总领，其上受效谷县直接领导，并由敦煌郡派太守属吏监领。其编制人员有“官徒卒御”37人，其吏员除置啬夫外还有置丞、置佐协助啬夫处理置务。工作人员有卒、御、徒、奴、复作等。值得注意的是：置是一个综合性的邮驿接待机构，凡是有置的地方，邮、驿、厩、厨、传舍、骑置都设在一起，是置的内设机构，在置的领导下分司其职。悬泉置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钱、粮调拨和车辆、牛马的配发，其中大宗的要由效谷县发给，其方式除了直接下发外，有些要分摊给所属的乡、里百姓，由民户直接送往悬泉置。其中一部分可能还要自筹，自种一部分粮食和草料来解决。其开销主要是吏员的膳食俸禄、来往人员的接待、牲畜饲养和车辆的维护。悬泉置有传车10—15辆，牛车5辆，额定养马40匹，养牛若干头，办公用房20多间。悬泉汉简主要是传递公文的登记和接待客人的记录。与此主要职能相关而涉及到的其它内容也十分丰富。

5.提供了丝绸之路的详尽的路线走向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资料。

丝绸之路从汉唐以来就一直是联接欧亚大陆的一条桥梁、纽带，是一条友谊之路、文化之路。凡是丝绸之路辐射到的国家、民族、人群，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无一不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尽管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人种不同，但他们对丝绸之路与自己的关系却有着普遍的共识。西北6万多汉简从广义上讲都跟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东段从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而到达敦煌。中段横穿新疆全境，从敦煌阳关玉门关出发，经天山以南城郭诸国到帕米尔高原。西段是越过帕米尔南到南亚次大陆，西到中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

先说东段，居延汉简的里程简和悬泉汉简的里程简，把从西安到敦煌的整个路线连接了起来。两简共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七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和区间里程。居延简上的四段分别是：第一段西安以西106千米，第二段今宁夏固原东西100千米，第三段甘肃景泰到古浪137千米，第四段山丹、民乐、张掖100千米。悬泉简上的三段是：第一段古浪到武威以西111千米，第二段张掖境内102千米、第三段酒泉到敦煌99千米。由于简文的残断，呈现的路线时断时续，但不影响我们对东段丝路的整体认识。它告诉我们：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道西北走，经平凉、固原绕过六盘山，在靖远过黄河，再穿过景泰和古浪到武威，经河西四郡出敦煌，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路线，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水河道西行经宝鸡、天水、临洮，尔后进入青海横穿柴达木盆地，从索尔果里到若羌，此即所谓的羌中道。两条东、西平行的道路中间，还有两条支线可以南北互通。一条是从临洮到兰州，沿今天312国道进入武威；一条是经青海扁都口到张掖。直到哀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羌人才献出青海湖一带而成立西海郡，所以整个西汉时期羌中道几乎无法通行。即令选择渭水西进，到了临洮也得北向经金城进入武威。

关于中段路线，《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的，“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西域汉简和河西汉简中有关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的材料就是南道交通的生动记录。除小宛、渠勒两国偏处昆仑山沟谷，不当孔道外，其他都是南道可供来往人员食宿给养的重要国家。南北两道的国家不仅自己作为东道主要为东来西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和交通，同时又作为客人穿行在东往西来的道路上。比如从悬泉汉简中记载这些国家出使、朝贡或商旅往来的情形中可以看到：就前来汉朝的西域国家，有一个国家单独前来的，也有数个国家甚至十多个国家结伴而行的；就前来人数而言，有几个人同行，也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浩浩荡荡东进的；就来客的身份而言，有国王、有质子、有贵人、有使者、有副使、有从者、有商旅。可见自从张骞“凿空”后，一方面是汉王朝“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另一方面是西域各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除天山以南南北两道外，还有一条是横跨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这条道路是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通道，早在张骞凿空前，中原的丝绸就通过游牧民族的间接交易到达中亚和南俄草原。但两汉时期的官方通道主要还是在天山以南。就连汉朝直接与乌孙的使节往来也是通过天山以南的北道实现的。

丝绸之路的西段主要是葱岭以西。南道从莎车越过悬度，进入南亚次大陆，可到难兜、罽宾和天竺，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从莎车西行到蒲犁，翻越葱岭进入大夏、大月氏，可达安息，即今天的阿富汗、伊郎等地。北道从疏勒可到大宛、撒马尔汗、马雷、马什哈德、经里海南岸到巴格达、再经大马士革西南到北非。另外从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通过伊犁河谷到达哈萨克斯坦，沿锡尔河东岸，绕咸海、里海、黑海北部草原，到君士坦丁堡。悬泉汉简中有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和乌弋山离的记录，是研究丝绸之路西段交通的重要资料。

6.为研究西域和中亚的历史以及中西关系提供了实物和文献上的新证据。

西域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西汉时期，西域有36国。西汉末年分为55国。除康居、大月氏、大夏、罽宾、难兜、乌弋山离、安息“不属都护”外，其余48国，在汉末有户 221570,总人口1254991 人。这片土地山河壮美，幅员辽阔，今天的面积是166万多平方千米，如果加上清代被人割走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千米，应该是210多万平方千米。两汉时期，西域的归属和向背先是随着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而揺摆于两者之间，后来则因为匈奴的衰落而彻底归属汉朝，最终成为汉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在这方面，汉简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西域55国中，汉简中记载了其中34国的材料。除上文所列20国外，还有车师（分为4国）、且弥（分为2国）、胡狐、乌贪訾离、乌孙、大宛等10个国家。

乌孙是张骞第二次出使通好的主要对象。而张骞于元鼎二年回返时，“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紧接着汉朝远嫁公主与乌孙和亲，标志着汉与乌孙的邻国关系进入结盟阶段。本始二年，汉与乌孙十五万骑击匈奴，后又丁零、乌桓、乌孙三道并出，使匈奴人畜蒙受重大伤亡。张骞出使乌孙所谓“不得要领”而没有完成的使命，40多年后完全实现了。甘露元年乌孙内乱，分为大、小昆弥，常惠率三校在赤谷城常川驻屯，镇抚大昆弥，并且为大、小昆弥颁赐印绶，使其接受朝廷的封拜，说明此时的乌孙已由先前的盟国变成了汉朝的属国。西北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乌孙的记载，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有力地证明公元前的一个世纪里，乌孙同汉朝的关系由邻国而盟国、由盟国而属国的历史过程。

《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是到了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先贤掸率12000人降汉，被封归徳侯。僮仆都尉由此罢，卫司马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汉朝在西域设立了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行政机构，天山南北成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汉简中有日逐王降汉后，一路由西域经河西送往长安的记录，从文物、档案和出土文献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从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天起，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就已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出土的西北汉简

中亚是历史上最早与汉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国家和地区。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汉与中亚关系的实证。比如汉简关于元平元年（前74年）天马的记载，就说明李广利伐大宛时“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20多年后仍然在践行，而且朝廷相当重视，每次都要派官员到边地迎取。结合其他大宛简研究，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始终未曾中断过。再比如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汉地后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要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接待。一路饮食要自己负担，尤其是酒泉太守评估贡献的骆驼时未让他们现场参加，本来“肥”，却定为“瘦”，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不如实，冤。”朝廷得到上诉后，便下文一级一级追查此事。这一事例生动地反映了汉与康居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纠纷处理。这些简牍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与中亚关系的实物记录，而且是研究中亚各国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因为希腊的古典著作中缺乏这一地区的记录，波斯的铭文中也找不到中亚的材料。唯一可以凭借的除了《史记》、《汉书》的简单记载外，就只能是中国西北的汉简了。

7.汉简的新材料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个历史的谜团。

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北汉简的发现，为我们廓清了迷雾，解开了疑团。举两个例子：

比如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通过什么路线传入的？历来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敦煌当时是东西交通的门户，也是佛教流传中土的必经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时传入何时落户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时传入的一个参照。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证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个叫竺法护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游历西域36国，带回佛经165部。从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间，曾来往译经于敦煌、酒泉、洛阳、长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译经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译经为元康四年（294年），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历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动。但是悬泉汉简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佛教就已进入敦煌，并有相当影响。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将军亲率4万大军在卡莱尔与安息（帕提亚波斯）军队交战。结果克拉苏惨败，4万大军全军覆没，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踪，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悽绝哀婉的悲歌。与此同时，远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地点在今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从唐代的颜师古到清人的地理著作都一致认为：骊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罗马也。所以骊靬县应与罗马有关。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胡汉4万人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消灭了辗转西迁后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后来有人把此三事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认为在卡莱尔战役中失散的罗马军队曾长期流落在中亚一带，后来被西迁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僱用为守城军队。而陈汤攻打郅支城时俘获的145名俘虏和投降的千余人，即是当年克拉苏的部下。朝廷为了安置这些俘虏，便在今天永昌县者来寨设立了骊靬县，这就是骊靬县的由来。这不仅牵扯到一个县名的由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最早美国学者德效骞于1947年提出这一论点时只局限在学术界讨论，而从1989年以来，各种媒体将此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说“永昌曾经驻扎过一个罗马军团”。学术界撰文提出质疑，终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使这一历史之谜得以最终澄清。但是，汉简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汉简中关于骊靬的记载，是当时埋在地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纪年简早就记载了骊靬这一地名。结合其它简文的整体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汉代的骊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现。而且根据汉简中对骊靬机构、官吏名称的记载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骊靬县也早已设立。它同陈汤伐郅支无关，更同罗马战俘无关。

60000多枚西北汉简是两汉时期的原始档案，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它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很多学科领域，上面的介绍只是粗线条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