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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的辨识度为什么这么高

范颖华 我们的河 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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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楚根生,湖南人如何在近代和湖北人分手后,成为他人和自我辨识度都极高的湘人。

 

无论是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还是当下文娱领域的芒果台,湖南人群体的辨识度都很高。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上,楚湘曾经不分家,今天几乎逐渐被湖北人独占独享独用的楚的概念,也是因为湖南人自我对湘概念强化后的结果。

 

从湖广分离出的湖南,从楚分离出的湘,纵观历史,湖南人和湘概念的独立,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尤其近代历史,使得湘楚分家,成为时代必然。


“楚”也从此,逐渐小写为湖北和湖北人的代名词。


 

湖南和“湘”如何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文化概念

 

今天,湘已经成为湖南和湖南人、湖南文化的代名词。但在历史,湘最早仅仅是一个湘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概念。简单说就是,两湖、湖广的楚范围之下,包含的一隅之地:湘。

 

湘概念源于湘水,相,合之义。和漓水的离对应。漓水南流,入珠江西江,远离中原,曰离(漓),湘水北流合南岭北峦逐水合于长江(洞庭湖),故曰相(湘)。

 

秦代,长沙郡便有临湘县。(在今长沙附近)。这是湘作为地名的最早的历史记载之一。

 

三国时期,吴和蜀最初正是以湘水为界,湘水以西的武陵(今常德+湘西)归了蜀,湘江以东,归了吴。正是在这时,吴国又在长株潭地区设立了湘东县。

今天,江西省萍乡市西部,与湖南醴陵两省交界地带,还有湘东县。

 

湖南北部岳阳市还有临湘县;长沙北部,洞庭湖畔,还有湘阴县;长沙西部,有湘乡古县,都说明,湘这个地理概念,过去仅指衡阳-衡山以北,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流域地区。

 

随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湘州(仍然以长沙为中心)。

 

湖南概念的产生,要晚于湘的概念产生。湖南故名释义,洞庭湖之南、荆(州)湖(洞庭)之南。在大的楚的概念里,湖(洞庭湖)分割出了绝大多数面积的湘。

 

后世,湖湘概念的产生,也是源于此。

 

湖南作为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最早出现于唐代藩镇割据时期。作为军阀割据形式的一种,湖南观察使开始出现。之后,才开始有宋、元时期的荆湖南路、湖广行省。

 

湖南和湖北在明、清一直叫湖广行省,因此,湖广一直也是湖南湖北合体的代名词。虽然元代湖广省包括了一段广西、一部分广东。但在清代,湖广概念中已经剔除了广,专指湖南、湖北两省。

 

曾经有一个时期,湖南还曾和今天的江西省一起,属于江西东路,但绝对多数时间,湖南还是更多和湖北是一家。

 

这里既有都同是楚文化来源,文化同源的因素,也有湖南自己独特的地理因素。洞庭湖-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陵山以东,罗霄山脉以西,今天的湖南省,天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虽然有中间的雪峰山将湖南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沅江-常德中心;湘江-长沙中心)

 

楚(湖南+湖北)地理中的湖南通道功能

 

清代湖广省分家之前,湖广为什么总是一家?

 

也的确,两湖自古是一家。隔着一个洞庭湖,春秋同是楚国,作为共同的文化符号人物,生于湖北秭归的屈原,投江也是在湖南的汨罗。甚至作为湖南文化象征的岳麓书院门楣上还写着“惟楚有才”。

 

既然两湖不分家,本是楚根生。湘人(湖南人)这个概念是如何逐步独立出来的呢?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中,湖北人和湖南人的性格和地域文化,也的确渐行渐远,最终兄弟分家。

 

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省分为湖南、湖北省之后,虽然还同为湖广总督管辖。但湖南省彻底在事实法理上“独立”。

 

在此之前,从春秋时期,湖北湖南地区都是楚国和楚文化地区。尤其从三国时期,中国漫长的南北割据分裂时期,湖南都是作为军事重镇湖北(荆州-襄阳-武昌)的战略后援地存在的。

 

广义楚(包含今天湖北、湖南)的概念时,湖广省便可以分为几个部分:西北的襄阳地区(汉水流域)、西部的荆州地区、东北的武汉三镇,西南的常德(沅江流域和湘西)和东南的长沙区域(湘江中下游)和衡阳区域(湘江上游)

 

事实上,从秦汉时期,湖南走进中原王朝的视野后,便是作为连接岭南两广和黔滇(夜郎)的通道存在的。湘水河谷,和沅水河谷,天然形成了,南北走向的两条湖南境内的廊道。从秦汉长沙郡(长沙)和黔中郡(常德)的设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湖南,分成了两个版块,常德-沅江版块,和长沙-湘水版块。

 

湘水通过与漓水的勾连,连接起长江和珠江,使得中华文明能经略到岭南,其通道意义自然不便说。而很长一段时期,中原王朝,开发贵州(夜郎),也是通过长江-湘西沅水-㵲阳河(贵州镇远)水系。

 

直到现代,今天的湖南湘西南怀化市,原名依然是黔阳地区。从黔中郡(常德-溆浦),到黔阳地区,都说明了湘西沅水水系对连接贵州、云南的连通意义。

 

湖广大省(湖南+湖北的广义的楚)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洞庭湖以北的湖北区域。西北的襄阳版块,是通往中原地区(南阳-方城-鲁阳关-洛阳)和关中平原(武关-蓝田关)的战略要地;荆州又扼守了三峡和巴蜀通道;武昌等武汉三镇则是扼守长江东部门户和大别山武胜关-淮西通道的门户。

 

襄阳、荆州和武昌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和洞庭湖以南,东部湘江长沙-衡阳-岭南通道;西部沅江常德-湘西-黔滇通道,正是这个五个部分构成了湖广省的全部。

 

从地域上可以看出,洞庭湖以南,有着相对独立性。事实上,湖南区域唯一一个独立政权五代十国南方的楚政权,的确是以洞庭湖以南,今天的湖南地区进行割据的。

 

洞庭湖东西两端,东部扼守岳阳,西部扼守常德,湖南便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而地理的相对独立性,将成为后面我们要说的文化自觉,湘人文化独立的地理基础。

 

江西移民(老俵)、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和近代湘军的崛起,促成了湘人文化的自觉和认同

 

虽然,两晋十六国时期,有短暂的四川流民移民荆(州)湘(湖南)。但在中国漫长尤其明清的移民潮中,一直是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相比,湖南西部、中南部雪峰山、南岭等地,武陵蛮、长沙蛮等少数民族的存在,江西由于赣江平原的存在,要远远早于湖南的开发。

 

湖南,直到江西开发完毕,人口外流时,才开始有江西老俵沿着袁水-赣江萍浏醴天然孔道大量移民湖南。

 

诚如谭其骧在分析湖南人蛮族血统等论证中分析的,随着江西移民的到来。湖南人,开始大规模,从湘江中下游平原,向中部、西部雪峰山大量移民,并在同湖南少数民族交往通婚中形成今天的湖南人。

 

今天湖南常见的文姓、彭姓、向姓等都有着浓重的少数民族色彩。

 

由于中部雪峰山和北流的资江的存在,直到宋代,雪峰山地区才在汉族移民的不断西进过程中得以汉化、农业化。新化、安化,这一雪峰山南北两侧的地名,都体现了当时的少数民族被归化朝廷的时代色彩。

 

也正是汉族农业移民不断和湖南西南部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通婚等民族大融合的方式,使得北至资阳,南至宝庆(邵阳),以长沙-湘乡为中心地带的湘江中下游区域的士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雏形时期的湘人文化——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文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别样气质。

 

历代和并不遥远的雪峰山上蛮族的征讨、战争,使得湘江边上的文人士大夫少了些许迂腐气、书呆子气,敢于也擅于文人带兵打仗,以经世致用为处世哲学。这一传统从南宋的湖湘文化,一直到近代曾国藩的湘军群体身上,都能展示出来。

 

湖南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岳麓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后世的毛主席母校湖南一师)的创办者张栻。其父亲便是南宋草创时期有名的抵抗派名将张浚。

 

张浚虽然是四川人,但终其一生都在南宋东西两面战场抵御金兵。甚至被宋高宗称其为自己的“王导”。张浚晚年一直陪张栻在长沙,去世后被葬在雪峰山南峦的沩山脚下。可以说,张浚便是和后世和曾国藩一样的人物。

 

其子张栻所开创的湖湘学派自然也和朱熹等人的宋明理学不是一个套路。无论是从湖南一代大儒衡阳的周敦颐,还是王夫之,都强调经世致用。曾国藩甚至剿灭太平军功成名就之后,晚年还在编辑周敦颐的文集。


其实,无论后世把区别于程朱理学的湖湘理学中的哲学色彩说的多么玄而又玄玄乎其神。说白了就是湘人毛主席那几个字:实事求是。

 

文人能带兵,凡事必求是。也只有近在咫尺便有少数民族蛮族造反的湖湘之地的文人和士大夫才能时刻感同身受,并不得不奉为圭臬。


因为,面对南岭、雪峰山和武陵山上,一座座易守难攻的土家山寨,打不赢仗,回去皇帝会砍头,蛮夷逮着也会砍头,在这里,虚头巴脑的东西没有一点市场。唯有经世致用,才能生存。


相比西南贵州、云南以及广西边陲的少数民族,湖南西部和南部的少数民族一直到明清还是不断反复,不服朝廷的约束。最后不得不以夷制夷,以湘西土兵(竿军)和历代移民中的军户,约束更难清剿的湘川黔三角地带少数民族的反抗。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湖南人下能打仗,上能带兵。湘军的雏形之一:楚勇,便是曾国藩的部下,湘军著名将领,宝庆府(邵阳)新宁人姜忠源在南岭脚下清剿少数民族训练的一支部队。正是这支部队,最早抵抗了太平军的北上入湘,击毙冯云山。

 

也正是楚勇的能打硬仗,坚定了曾国藩回乡招募湘军的信心。

 

湘军将领中,曾国藩是湘乡人、胡林翼是益阳人、罗泽南是双峰人(湘乡人)、李续宾是湘乡人(今娄底人)、郭嵩焘是湘阴人。

 

虽然曾国藩的湘军做法是文人带兵,文人利用乡谊乡情自己回乡在农人中募兵,自成一营。但招募的范围均是在湘江中下游地区,湘江两岸,雪峰山以东,洞庭湖以南,湘乡(包含几天娄底、邵阳)、益阳、宝庆地区。

 

湖湘文化,到近代形成湘军,甚至到清末维新派、革命派的辛亥党人,都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近代无竿(湘西少数民族竿军)不成湘,无湘不成军的湘军群体,使得近现代湘文化里,文人像军人,军人像文人。文人性格里有军人的剽悍、果敢,军人性格里有文人的诗情、豪迈。

 

军人和文人的某种合体,这一湘人群体里的普世价值和性格,是其他地域人们性格所少见的。

 

左宗棠和王震先后湘人经略新疆,为国靖边守边,看似有时代选择的偶然。其实,也唯有湘人群体也才能做到之后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儿女柔情、英雄豪情。

 

后期湘军中的一支左宗棠体系,虽然也曾叫楚军,但远远没有湘军和曾国藩对湖南文化的影响深远。甚至名虽叫楚军,还是湘军文化。

 

后世,随着湘文化跨过雪峰山-沅江,向湘西的渗透,土家文化(巴文化)、南岭和黔阳地区(今怀化)以及湘黔川(今渝)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成为湘文化的一支:湘西文化。

 

事实上,湘西文化的中心一直都是常德。在湘文化壮大之前,更接近巴文化和古楚色彩的荆楚文化。

 

但没办法,后世,尤其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岳麓山-湘江橘子洲为圆心,北至洞庭湖南岸,南至南岭北峦,西至雪峰山,东至罗霄山,以湘江为纵轴的湘文化地带实在是太为强大,太过人才辈出。使得湘文化迅速占领湖之南地带。向西越过雪峰山、沅江,渗透入武陵山桃花源深入。

 

维新派、辛亥革命群体、新中国的革命领袖群体,其核心人物都几乎出身在这一湘文化发酵相互感染感召的范围之中。

 

从经世致用,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哲学,湘文化就此成为性格鲜明的湖南文化和湖南人的代表,和过去的楚文化分庭抗礼。抗战时期,湖南人曾提出著名救国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

 

相比原本是德意志邦国体系中,边陲一隅的普鲁士通过军事人才辈出,能征善战,最终战胜奥地利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独立自觉,并将奥地利最终逐出德意志,湖南还真像普鲁士。

 

那么奥地利像不像湖北?

 

湘人走后,剩给湖北的楚文化并不是很明晰

 

湖南人从性格、文化和省域上,从楚文化独立出湘文化之后,湖北省只能自己扛旗楚文化的大旗自己前行。

 

和普鲁士独立为了德意志后,奥地利最终只能把匈牙利、捷克等不同民族国家合并为邦联式的奥匈帝国一样,今天的湖北人只能重新拢起土家恩施、襄阳、荆州和武汉等地,扛楚文化大旗。

 

但是,相比湖南人湘人、湘文化的凝聚力,和辨识度,湖北的楚文化辨识度并不是很高。

 

近代以来,长江开埠和平汉线铁路的修建,以及近代张之洞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等工业的发展,武汉三镇的商业文化,开始使武昌作为一个军事枢纽变成商业枢纽。沙市、武汉三镇的商业兴起,天下九头鸟的商业色彩的称号也开始笼罩荆楚。

 

但是,由于各地的自成体系,武汉三镇的文化取代不了荆襄文化,恩施的土家族色彩的巴文化更是和武汉三镇的重商文化,以及大别山下黄陂-黄冈-黄安(今红安)的三黄崇武文化等不同。

 

与其说,湖北省代表着独立于湘文化后的中国楚文化,不如说,湖北省在文化上,仅仅是个大别山-桐柏山以南,洞庭湖以北,西至三峡,东至鄱阳湖口,以长江为中轴的一个打着并不明晰的楚文化的文化邦联而已。


比如,相比而言,襄阳人无论在口音、饮食还是地域文化上都更像河南南阳人。而和我们印象中的九头鸟形象有所差距。

 

所以,当湘文化最终独立出楚文化之后,分辨一个湖南人易,分辨一个湖北人难。甚至在文化上分辨楚人和湘人,远远没有在两者的口音上和口味上对辣的不同上,分辨起来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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