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主义被“受害者意识”束缚

参考消息网1月13日报道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月10日发表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系教授小野塚知二的文章称，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被受害者意识束缚的民族主义。不只是英美，在害怕恐怖主义、难民、移民风波的欧洲国家，以及未能摆脱长期萧条、就业环境恶化和人口贫困的日本身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情况。

文章称，所谓受害者意识，指的是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财富和权利被外国人侵害的一种心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有一个侧面是对内通外敌的背叛者的猜疑心。民粹主义者宣称精英出卖了我们的利益，称他们染指了“巴拿马文件”中列举的违法行为，这反映出了现在民族主义的猜疑心的根源。

以受害者意识和猜疑心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在民众的支持下左右政治的现象，并不是从近年才开始的。一个世纪前，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被国内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史称萨拉热窝事件（1914年6月）。一个月后，与事件无关的国家一齐卷入战争。其背景同样是民族主义在作祟。

文章称，现在可能难以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贸易、资本进出口、人员流动和迁移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全球经济包括殖民地在内，顺利地增长。而且，各地的信息与现在一样，传递到了全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约50年间（1860年至1914年），世界以欧洲为中心联系得非常紧密，是经历过顺畅发展的第一次全球经济时期。日本也是从那时候起结束“锁国”状态，融入世界经济。

大战之前，因为世界经济顺利发展，所以乐观地认为当时的边境和关税失去意义，认为不会发生战争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受到追捧。而另一方面，在各国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相互宣誓，坚持工人的国际联系，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尽管如此，1914年夏，战争突然爆发，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瞬间被破坏。

经济紧密“副作用”

英国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中心，通过向世界提供基础货币英镑，承接世界贸易、海运和保险，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也是英国外交优势的源泉。英国政治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参战比较犹豫。然而，他们落入了战争这个陷阱。因为参战，英国丧失了经济和外交利益，世界也失去了英国这个强大的中立国和战争调停者，大战给世界带来了长远和深刻的破坏。

之后过了一个世纪，直到现在，全球经济都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那样顺畅的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可以定性为不稳定、不平衡和分化。自上世纪90年代至现在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期，总算通过无限制供应货币得以运行。

文章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至今没有结束。在恢复稳定与平衡的世界经济这个课题面前，横亘着破产的危险性。

谁都不想要的荒诞且不合理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呢？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各国采取地方化政策，互相争夺有限的市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因之一。与此完全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经济“运行良好”。

通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扩张政策出现冲突”“3B政策和3C政策对抗”“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对立”，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德国的3B（柏林-拜占庭-巴格达）与英国的3C（开普敦-开罗-加尔各答）在地理上并不冲突。另外，3B中的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和巴格达只是一种意向，试图铺设巴格达铁路的德国甚至还要求英法入资，欧洲各国间在经济上联系得非常紧密。

然而，经济紧密化并不全是好事。这是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线索。深化国际分工必然会让每个国家都出现比较劣势的行业，让其面临地区衰退和失业等危机。出口产业也因为过度竞争而陷入困难。随着民众进一步参与政治，形成一定舆论，在允许批评政府政治活动的社会，这种危机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放任这种社会主义，就可能爆发革命。要防止革命，就需要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但如何得到所需财政来源和国民共识却是另一个难题。

“假想敌”转移视线

文章称，对抗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民族主义。虽然只是将危机归咎于叛国者，但如果能够发动民众的受害者意识和猜疑心，就可以暂时将国内的失业、结构性不景气行业、贫困、收入差距等问题转移到外部。

萨拉热窝事件局外国家一齐参战的理由，很难用经济和帝国主义对立来简单说明。摆脱战争责任论（《凡尔赛和约》中的德国责任论），冷静地重新思考开战原因，不仅有助于了解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被破坏的原因，对于东亚来说也是一个紧迫的课题，因为如今东亚虽然经济联系紧密，但外交和军事紧张不断，民众悄然萌生了对外不信任感和同仇敌忾的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如果疏于顾及和应对发生的各种危机，危机所产生的受害者意识与政治会相互作用，最终会因为战争导致国际分工本身被破坏。

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七月危机”（指从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到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段时期的社会动荡——本网注），这种内政与民众心理的相互作用近年来也同样反映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右翼和排外情绪中。

固执地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在《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后数百万民众响应总统奥朗德的号召参加集会和游行的法国，都在告诉世人，为了捍卫自己的文明和社会的安宁，现在仍旧可以对“外敌”和“内奸”发动防卫战争。虽然不能允许恐怖主义和言论暴力，但煽动受害者意识、点名指责敌人的政治家和媒体也要十分注意。

日本大阪市前市长桥下彻主张“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大众迎合”。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国家民众首次掌握政治决定权的时候，民族主义一方面表现为迎合大众，另一方面是煽动大众去对抗“假想敌”。

文章称，如果问题出在国内，就应该直面问题，首先在国内通过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收入再分配等脚踏实地的方法解决问题。如果经济政策一失败，就将责任往外部转移，导致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前所未有的灾难，那代价未免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