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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联合国难民署已在中国20多城市建立难民营

2017-06-22 今日微察 今日微察

中国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60元,在中国难民每月补贴3000人民币嫌少,认为中国制造意味着廉价低劣

2014年斋戒月的最后一天,十四岁的萨米娜·汗正专注地和妈妈哥哥坐在一台老旧的的台式电脑前。通过网络电话Skype,住在巴基斯坦的表兄弟姐妹们正在谈论如何庆祝开斋节的计划,同时兴奋地向萨米娜谈起了他们从长辈那儿得到的红包和其他礼物。萨米娜没说话。这次通话距离萨米娜最初逃离家乡巴基斯坦已经有四年了。亲人间的谈话再次激起了她难抑的思乡之情。“我想念你们,”她最后说道,“但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接到了美国的邀请,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搬到那里。这种日子马上就结束了。”

“这种日子”是指作为难民的日子。在过去的四年里,从萨米娜十岁起,她和她家人就一直生活在据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河北省三河县一个不起眼的郊区院子里。汗一家非常不起眼,当地居民几乎视他们不存在。但这种不引人瞩目是刻意为之的。作为无正式身份的宗教难民,这一家人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被些琐事填满,做饭,吃饭,读《古兰经》,一天做五次礼拜,以及通过非法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收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视节目。这个电视接收器是他们花200块在当地附近市场买来的。萨米娜偶尔会和母亲一起去当地的农产品市场买东西,而她的哥哥每周会和其他居住在三河的巴基斯坦难民男孩踢几次足球。

“我们很感激来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的所有援助。但我们每月收到的救济金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所以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 萨米娜的妈妈汗夫人对他们低调节俭的生活方式解释道。

他们的房子每月租金是1150块,里面没有什么家具,除了一个从搬走的难民那里得来的沙发,一张小木桌,两张旧床,一台他们在附近一个市场花500块买来的二手台式电脑,和他们从巴基斯坦带来的三个行李箱之外,别无其他。没有过多家具的房间看起来大了不少。

“这房子不那么完美,但和我们刚搬来中国,等待受理我们申请的那六个月里租住的房子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 萨米娜说,“那儿没有地板,只有粗糙、裸露的水泥地,也没有任何供暖。我还记得在冬天我是怎么帮妈妈用厚塑料封住窗户来抵御寒冷的。因为太冷,我哭了。”

作为艾哈迈迪派(伊斯兰教少数教派)穆斯林,汗一家在巴基斯坦本地人眼里被视为异教徒。尽管巴基斯坦是300到500万艾哈迈迪穆斯林的家乡(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该教派教徒),但艾哈迈迪教派被视为为非穆斯林而被官方取缔了。19世纪英属印度起源的艾哈迈迪运动,不认同传统伊斯兰教的阐释,信徒认为他们的创始人米尔扎·欧拉姆·阿哈默德是弥赛亚和最后一位先知。

“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威胁下,” 萨米娜谈起了她在巴基斯坦的童年生活。在大约六年前萨米娜的父亲转投了逊尼派,当时的处境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已经不堪承受。“他也想改变我们的信仰,” 萨米娜说到,“当我们拒绝的时候他扬言要杀了我们。”

最终,在2010年斋月的最后一天,经过了一整月的筹备和精心策划,萨米娜和她的弟弟、妈妈在一位当地艾哈迈迪派男孩的帮助下顺利逃脱。这个男孩的父母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塔利班关入监狱。

等到萨米娜的父亲意识到萨米娜他们已经离开时,这一家三口和那个男孩子已经安全到达了伊斯兰堡。没过多久,他们就从伊斯兰堡坐巴士前往了边境小镇苏斯特,又从苏斯特成功跨越边境来到中国,并坐车前往喀什。一到喀什,他们就立刻转移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坐飞机飞往最终目的地——北京。整个旅程用了七天时间。

“最艰难的一段发生在穿越边境时,” 苏米娜回忆那段危险之旅时说,“巴基斯坦的边检人员问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去中国,我妈妈告诉他们我们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手提箱里装的都是礼物。当时我的心跳很快,我在祈祷‘他们不要拦住我们要求检查箱子’,”她想了一下,“他们讨厌我们,但他们又不想我们离开。”

一到北京,这一家人直奔了联合国难民署。他们的案子经过了八个月才被受理。在等待受理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或者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

联合国难民署北京办事处的干事李三古解释说这些举措对避难者们来说是常事,“来到中国的避难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部分是离开祖国的原因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比如政治或宗教迫害、战争或饥荒。可以理解,在到中国之前,几乎没有人会考虑留在中国是否是合理或现实的,他们并没有想那么远,”她说。“他们想的只有‘去中国,去联合国难民署。’”

根据李三古所述,难民的案子一般分为三类,自愿返回(到原国),融入当地社区,以及移居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这些第三国家。

作为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1951)和《难民议定书》(1967)的缔约国之一,中国承认自己救助国际难民的责任。然而传统上,中国并未被认为是全球准避难者的目的地,实际上,中国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外移民的来源地。据估计,20世纪大概有1000到6000万中国人离开了大陆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好地生活。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处理难民问题的正式规则或规范,也没有单独的政府部门或办事处专门从事移民和难民事务工作。目前,所有有关难民的问题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局或者外交部处理。

“中国政府对现在处理国际难民的情况做过评估,他们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必须要修改法律的地步。不管怎么说,和中国的全部人口相比,难民人口不过是一个零头,”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主任宋成全说道。

“这并不是说以后事情也不会改变。如果维持这样的趋势,如果中国经济不间断增长,我们估计不出几年,向中国寻求帮助的难民人数将会有相当大的上升,”宋说,“这是全球公认的发展趋势,追溯到2006年,联合国曾把中国列为国际难民寻求庇护的目标地。”

但在当下,难民署在中国接到的案子中,难民几乎全部要求在第三国家定居。“中国的现状,比如欠缺保障监督难民权利的法律等等,使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变得极其困难。大多数难民为了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会倾向于申请他国的庇护。”李三古解释道。

很多生活在北京的艾哈迈迪派穆斯林都赞同这种观点。比如来自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35岁的乌斯曼·阿里。“我拥有硕士学位。在巴基斯坦,我是一个大型制造企业的经理,我常常去国外旅行,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有两辆车,我拥有我需要的一切。可是在中国,这些东西变得失去了意义,在这里我只是一个依靠别人慷慨而生活的二等公民。”

我第一次见到阿里是在2013年春天,在通州一个北京东五环外的小区里。和许多生活在北京的艾哈迈迪穆斯林家庭一样,阿里和自己的大家庭一同逃到了的中国,包括妻子、两个儿子、父母和弟弟。

尽管这个家庭遭遇变迁,他们都表现得亲切友善,阿里的两个儿子都十分活泼。阿里的大儿子八岁的哈桑,第一天就和我畅谈了好几个小时他的理想:“我要当一名科学家……我想发明新东西……探索新的事物。”

像任何八岁的男孩子一样,哈桑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幽默和好奇的结合物,但偶尔,哈桑的语气会没来由地改变,说到更恐怖的一些事情,“我曾经看到一枚炸弹在清真寺爆炸,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就死在我身旁。我爸爸把我推到桌子下面,然后我们才逃跑出去……我在幼儿园的最初几天有两位老师,但爆炸后的一天,其中一位不见了。人们说她死了。”

哈桑提到的事发生在2010年5月28日的拉合尔,在这次事件中,艾哈迈迪教派的两座清真寺同时遭受武装分子袭击,致使94人死亡,120多人受伤。当时超过3200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周五的祈祷活动,这时四个袭击者进入了这两座清真寺,投掷手榴弹并开枪。警方后来把这次袭击归责于一个当地的塔利班武装集团。

“(袭击之后)那几个晚上,我的儿子睡不着觉,他一直在哭。然后我问自己,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生存得下去呢?我感到我们离死亡太近了。” 阿里解释道。

袭击两周之后,阿里一家决定离开巴基斯坦,他们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把全部生活必需品打包进四个箱子,然后登上了直飞北京的航班。

这一家人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在下雨。“我们花了几乎四个小时,才找到愿意载我们七个到难民署的车,” 阿里回忆道。司机为这短短20分钟的车程开价1000块,几乎是普通车费的20倍。一个月以后,他们的难民身份被官方承认。

一到北京,乌斯曼·阿里就开始在三河作志愿教师,每周五天无偿教授难民孩子们。每天他都需要坐几乎两个小时的大巴到临时教室所在的那个院子,然后再用两个小时回家。阿里教英语、数学和科学课,其他志愿者教师教授《古兰经》。

尽管他们的家是临时的,阿里的妻子艾丽莎努力使它尽可能舒适和整洁。艾丽莎自豪地把我迎进家,并随时准备再给我添一杯茶。今年年初,她还给我看了自己最珍视的一笔财富——她在巴基斯坦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张上标记着“2004年12月5日”,照片上是穿着巴基斯坦婚纱,戴着绚烂首饰化着浓妆的艾丽莎,她身旁则是她的丈夫,西装笔挺满目笑意的阿里。“那时候我22岁,还很漂亮,”艾丽莎指着照片上的自己说道。

阿里打断,“你现在还是很漂亮。”

去年夏天,阿里搬到了三河,那里是大约50位巴基斯坦难民的临时家园。“在这里对我教课来说更容易一些,对艾丽莎也是,因为这里的物价更便宜。对孩子们也好,这里有巴基斯坦的小社区,孩子也有可能到中国的公立学校念书。”他当时说道。

北京的公立学校不招收难民孩子,把这视为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去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则‘同意帮助难民孩子提供教育’的通知,但几乎没有城市实施了这项建议。在北京,讨论仍在进行中。”难民署的李三古说道。

阿里一家很高兴可以搬到离巴基斯坦社区近一些的地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44岁的费罗兹·巴蒂宁愿和他的家人独居。作为穆斯林逊尼派教徒,巴蒂是巴基斯坦的多数派之一,但在中国,他是巴基斯坦难民中的少数派。

“人们倾向于同情宗教少数派,但是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每个人都会面临麻烦,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们讨厌我,因为首先我有钱,其次,我和外国人结婚还有三个混血的孩子,” 巴蒂一边解释,一边卷起右腿裤脚给我看他腿上一个环形伤疤。“这个是枪伤留下的,” 他说。

2008年的一个晚上,巴蒂当时四岁的儿子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的家外失踪。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巴蒂收到了从门缝递进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 我们绑架了你的儿子。警察不会帮你的。如果你还想见到你的儿子,一天时间内交出四百万卢比。”

巴蒂去了警局,但警察说他们无能为力。绝望、焦虑的巴蒂出于对儿子安全的考虑同意缴纳赎金。“我被带到一辆车上,他们用黑色面罩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多久车才会停。我们到了山里之后,他们交出了我的儿子。然后我们又被绑上,带了回来。”他回忆道。

“我请求警察保护我,但他们只扔给我一把枪,”巴蒂说道,“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一直用我的手去握笔,我怎么会用手去握武器呢?在巴基斯坦,每个人都面临麻烦,但枪不能解决问题。”

巴蒂在北京快三年了。“我并不了解中国,甚至在这里我的生活和家庭会变成什么样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能回巴基斯坦。现在,我的孩子无法接受教育,我也无法工作或者挣钱。如果能有国家能让我合法的移居和工作,不管这个国家富还是穷、大还是小,我都会谢天谢地然后立刻搬过去。”

李三古说难民署对巴蒂和与他相似的难民表示同情,但仍受限于行之有效的法律的欠缺,“我们希望看到难民能够独立,但在中国,没有法律确认难民的法律地位的话,他们是无法合法工作的。现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全依靠我们办事处。”

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办事处只有不到20名员工,负责处理现知20多个城市难民的安置问题。“目前中国有100多位官方承认的难民,400多位寻求庇护者,” 李三古说,“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许多超过签证有效期滞留在中国的人,人数也许几百,也可能有几千,还有许多穿越了中国南方边境但并没有在我们这里登记的人。”

去年,巴蒂试着带着他的孩子们参加北京望京一个教堂的志愿者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学习课程。尽管这一家人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巴蒂仍认为这段旅程的辛苦很值得。但有一天,巴蒂的儿子因为信仰和另一个巴基斯坦的小男孩打了一架。“起初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巴蒂回忆道,“但那晚晚些时候,我儿子问我为什么那个和他打架的男孩儿说他打架是在‘复仇’。这只是一个小孩子孩子,却说出向逊尼派复仇的话。我并不怪那个孩子,我只是为我的国家感到悲哀。”

巴蒂现在在家教育两个儿子。但他没有什么资料,他感到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上开始落于人后了。“一些人建议我去巴基斯坦大使馆学校取一些书和学习用品。但大使馆也不欢迎我。我最后一次去使馆是去重新申请我的小女儿的护照,但是那个工作人员把护照扔出门外,说我给国家丢了脸。”

根据巴蒂所说,他所住的小区还有其他一些巴基斯坦家庭。“他们全为政府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是个难民会怎么对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叛徒。” 为了避免麻烦,巴蒂告诉他见到的人说他是在中国做生意。但他的家则揭示了另外一出景象。草草装修过,仅有几件教堂捐的基本家具的家不能提供任何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家所享受过的舒适。

但即使在联系相对紧密的三河艾哈迈迪社区,生活也很艰难。去年十一月,在我去三河的一次拜访中,八岁的哈桑·阿里告诉了我他是怎么和他的一个中国同学打起来的。“他不喜欢我讲英语。当我盯着他的时候,他开始踢我,还试图撕了我的书。我很生气,把他拽倒了。”

哈桑的父亲乌斯曼看法则不同。“当地学校同意哈桑入学对他来说已经很幸运了,但在中国学校上课的话他的英语语言能力会开始退化。学习中文是好的,但这里不是我们长久的家,所以英语对他来讲更重要。”最终,三个月的学校学习和数次争斗后,哈桑的父母让哈桑从公立学校退学了。但哈桑看起来还是对他所学十分开心。“我至少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大眼睛,”哈桑兴高采烈地说道。

今年年初,这一家人接到了加拿大同意他们避难的通知,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期望的。当我今年五月看见艾丽莎时,她对于在北京的生活将要告一段落表现得欣慰。“每天小哈桑都会问我,‘妈妈,我到加拿大是不是真的会有更多朋友?加拿大真的没有污染吗?’” 爱丽莎笑着跟我讲述。

“孩子们对加拿大并没有确切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那是个充满幸福的地方。” 艾丽莎说,“但我们成人知道加拿大不会是天堂。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将要面临哪些困难。他们必须坚强。”

在客厅里,这些行李箱再次被收拾好,准备被带到另一个国家。艾丽莎又一次怀孕了。“我们希望小孩能有足够的耐心等到我们到达加拿大再来到世上。” 艾丽莎说。

“我们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们不会带走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很多人说中国制造意味着廉价低劣,但肚子里的这个孩子除外。

阿里一家五月五日乘坐直航航班抵达温哥华。与此同时,萨米娜·汗仍旧一天天等在家里,她希望能在八月离开。

“我有一个难民朋友现在在加利福尼亚,”萨米娜说,“她告诉我在美国你能找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巧克力、牛奶,甚至牛奶巧克力!”

当我问道在中国有没有什么的好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时,萨米娜摇了摇头。“实际上没有……不对,我们第一次从巴基斯坦逃到中国时,我在喀什遇到了一些好人,那里有好多帮助了我们的善良穆斯林,” 她说道,“还有,这里有一些难民也非常友好,我们互相帮助。”


本文转自新浪微博@四月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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