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霸割了肾，民国肾虚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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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一生都在为改革奔忙的梁启超对自己动了刀——割肾。
他恐怕是接受此手术的第一个中国人，却也因此而早早夭亡。
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也许我们的民族觉醒会更快、更好，中国人会更早地挺直了腰板，”肾虚“而屈辱的民国历史就有希望被改写。
别的人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他读书，是为了粉碎功名。
别的人从政，只能掩埋于历史；他从政，却缔造了历史。
别人做学者，最多做到教授级别；他做学者，却做到了“教授的教授”。
有人说，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广东人：孙中山创造了中华民国；他创造了“中华民族”。
他，是梁启超。
1
我家有子初长成，广东的咸鱼要翻生
“余生太平天国亡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这是梁启超在自述自己出生时候的一段话。飒飒笔法当中，隐隐然有种气势：我的出生，与古今中外的大事一样，都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在如此霸气的年份出生的梁启超，小时候确实也是神童一个。
比如对对联这种小事，梁启超从来不用多想。
有次父亲的朋友来了，给他出了个上联：饮茶龙上水。
梁启超眼睛都不眨，说：写字狗趴田。
朋友震惊，再来一个：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摇头晃脑地说：南国人思召伯棠。（召伯是古代的仁人，曾在海棠树下裁决断案。）
朋友击节赞赏：这小子，是个大才。
祖父和父母看着灵性的孩子，都乐坏了，对他的要求更高。梁启超十岁的时候，就要他去广州应童子试。
当时从新会去广州，水路要走三天。一船的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比这个十岁的小孩大，有的甚至已经四五十。
吃饭的时候只有白米饭、蒸咸鱼，于是有人提议用咸鱼来作诗做对子。一船人都难住了：咸鱼这种屌丝食品，难登大雅之堂，怎么作诗做得高雅起来呀？
梁启超看看周围的人都在犯难，于是率先说了一句：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胶鬲和姜太公一样，也是商朝人，只不过被纣王贬谪，不得不隐居卖鱼，后来被周文王赏识提拔为相。）
同船的人再度震惊，个个听得后背发凉，再也没人敢小看这个小不点。后来的人评价梁启超的这一句对联：
“广东咸鱼从此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其实岂止是广东的咸鱼，一直以来，广东文人都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没什么影响力，现在机会来了，梁启超仿佛注定了要帮这个地方“咸鱼翻生”，扬眉吐气。
2
闻君一声狮子吼，悟彻诸天
梁启超虽然是个神童，早年也和一般人一样：
读书是为了什么？科举。科举是为了什么？功名。功名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
仅此而已。
但人生何幸，他遇上了康有为，原本迷蒙的生命天际裂开一道缝，光明才透进来了。
初次见康有为的时候，康就“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他讲了十多个小时，条理清晰，偶尔引入西方文化阐述，切合现实针砭时政，然后又回到孔子之道，入则深入，出则浅出，完全不是教八股文的那种路数。
梁启超听得如痴如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先是茫然不知所措，“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继而翻出困局，悟彻诸天，境界一时豁然开朗。
他从小以来做学问、考科举的那种书呆子念头，全部被震碎了。回去以后，他决定从原来的学校退学，一心一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而康有为也非常满意这位学生，把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交给梁启超参与校勘、编撰，还让他代替自己去外地讲学，建立名声。
天才如梁启超，很快就超越了康有为。
1895年，师徒两人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早就听闻康有为要来考试，之前他就对康的主张非常有意见，于是下令众考官，凡是措辞和文风很像康有为的，一律不予录取。
结果梁启超文采斐然，见解深刻，完全像康有为上身，本来可以名列三甲的，结果被这条不明文的潜规则给害了，替老师扛推了一把，硬是给名落孙山了。
而康有为本人，居然还高中进士第八名。
但是，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无心功名了。在他心中，变法救国的梦想已经形成，一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
最终，梁启超和老师一起领导的维新变法开始了。
梁启超
康有为
3
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变法最终当然是失败的。
梁启超甚至都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了。
当他听到官兵已经到康有为家中搜捕的时候，他匆匆赶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求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当时他脸色苍白，急忙要来笔和纸，要和对方笔谈，因为怕自己的广式普通话对方听不懂：
“我可能三日内将要遭遇不测了，请您不忘旧交之情，帮我完成两件事。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
林权助一听就知事态紧急，连忙问什么事。
梁启超神色凝重地说：
“一，救光绪皇帝。二，救我师傅康有为。”
危急关头，梁启超先想到的，是不负自己的理想，也不负自己的老师。
林权助立马说：
“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启超没说什么，只是暗暗落泪。
当时逗留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听到梁启超有难，马上指示林权助说：
“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一个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价值，中国的政治家却要追杀他，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诡异。
林权助帮梁启超化妆逃出了北京，离开中国，东渡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要描述他这时的心境，用他在甲午失败之后就写就的一首词就好了：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4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人生总是在不幸的时候赐予你幸运。梁启超虽然流亡日本，很苦；但也有一大得着，那就是他再也不用通过老师康有为的介绍，而能直接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他结交了孙中山。
没去日本、还在上海办报纸的时候，梁启超就听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章太炎曾经问他觉得孙中山怎样，梁启超说：
“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恰好日本宪政党的党魁犬养毅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共同的朋友，于是他出面，邀请了他们在他的寓所见面。
梁启超见了孙中山，居然对他的言论非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899年，梁启超召集齐十二个同门师兄弟，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谋求革命反清。他们联合孙中山，两派合作成立组织，并且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问：
“中山先生当会长，我当副会长，那我的老师怎么办？”
孙中山回答：
“弟子为会长，那么弟子的老师，地位岂不是更加尊贵吗？”
哦也对。梁启超也没话说了。
孙中山
5
“中华民族”
梁启超虽然没话说，可是康有为却火大了。他的弟子来报，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跟孙中山走得非常近，还居然要把他架空，都快要合成一派了，他气都不打一处来。
康有为自恃“帝师”，也是很看不起孙中山的。于是他电报叫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去檀香山组织保皇会。
作为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梁启超还是马上动身去了檀香山。孙中山觉得没关系，檀香山也是他兴中会的地盘，于是还写信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大哥孙眉。
去到檀香山了之后，梁启超打出了保皇会的旗号：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在梁启超的巨大名声帮助下，一下子就筹到了十万银元的款项。
后来孙中山自己到檀香山募款，结果只募到了两千，气都不打一处来，把责任推到梁启超身上，责备他借着革命的口号，却行保皇之实，消耗了海外华侨的民气，也背叛了当初大家共同的誓言。
其实这就是梁启超。
保皇也好，革命也好，他考虑的，始终是哪一种方法对中国最好。如果两种都好，那就把他们都糅合起来。
早在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后来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历史上第一个将汉、满、蒙等多种民族糅合起来的人，“中华民族”这个词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既然多种民族都是中国人，那么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是不对的；革命党、立宪派和满清政权的开明贵族，完全可以万众一心，为一个美好中国而奋斗。
6
“如果复辟，就是叛国”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了十四年，在外国人眼中，梁启超就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一再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担任法务总长。
梁启超想：既然皇帝完成不了自己的志向，没准这个大总统还是可以的。
于是他满怀憧憬，回到祖国。梁启超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掩不住得意：
得知自己回国的消息，全国若狂，自己成了北京的中心，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旁，好像天上无数的星星拥戴北斗星一样。
无奈袁世凯还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组织“筹安会”准备做皇帝。但他最怕的是梁启超的笔，所以不遗余力去笼络、贿赂梁启超。
但梁启超算是认清了这个人，愤然说道：“如果复辟，就是叛国！”并且马上和他的最得意的弟子、云南军阀蔡锷商量，“再造共和”。
首先，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袁世凯，举国震动。蔡锷此时在北京，假装公开表态说：
“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但书呆子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先稳住了袁世凯的心，以为他不会和他的老师一起反对。但蔡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久就乔装出京城，密会梁启超。
蔡锷见到老师，一时愤慨：
“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师徒于是约定：
“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
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
此后，蔡锷趁袁世凯不备，借口去日本养病实则偷偷返回云南，举起护国战争的大旗。而梁启超对战事也非常着急，实在不想留在安全的地方光等消息。
他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乘坐日本邮船南下。但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杀，他只得日夜蛰伏在舱底用来贮存邮件的小房间。
房间旁边是邮船的锅炉，日夜运作不停，梁启超每天都挥汗如雨，呼吸困难。只有到了深夜，他才敢偷偷爬到舢板上，透一口气。
为了抵达目的地，梁启超不断伪装，日夜兼程，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搜捕回去了。其间，他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差点就客死异乡。
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跋涉，他终于到达广西，和蔡锷一起领导反袁战争。而袁世凯，终于被全国的军事力量和群众唾沫给逼死了。
1913年袁世凯举行传统祭天仪式
7
书生一笔，乾坤大定
护国战争结束，民国的乱局一塌糊涂，梁启超无心从政，准备就此退隐。但他还需要最后出一次手。
他的老师——康有为在袁世凯取消帝制短短几个月过后，就祭出了他的复辟主张：
“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
共和也好专制也好，有个皇帝就最好了。而他口中的皇帝，自然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满清皇帝。
梁启超早就不爽这个老师了。1913年他回国任司法总长的时候，康有为就向他多次请托，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搞得他烦不胜烦。
现在他忍无可忍了，先是向复辟党开炮：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全国人民痛心疾首，你们在一旁袖手旁观。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你们忽然来搔首弄姿，助贼张目，是什么居心！
面对自己为老不尊的老师，梁启超也直接开骂了：
“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康有为也怒了，没想到昔日乳臭未干的学生，现在居然也来反对自己。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也写诗会骂：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一个公开称老师是“大言不惭”，一个称弟子是食父食母的妖魔，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两人，算是正式决裂了。
决裂就决裂吧，此时的梁启超，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学生，而是指导整个反对复辟联盟的谋主和文胆。
复辟鞭子军浩浩荡荡开过来，梁启超的战斗檄文一篇一篇传出去，他那种四六骈文的铿锵有力，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
主持复辟的张勋，变成了蟊贼、垃圾；他带领的复辟军队则成了丑类、土匪、凶党。
这些文章的影响，早就有人总结出来了，非常精彩：
清朝皇室挨飞机轰炸过后，再看到这样的檄文，早就打退堂鼓了；
众遗老争先恐后，逃离北京；
徐州的辫子军将校，见大事不妙，声明跟张勋脱离关系；
在京的辫子军，则被人轻易收买了。仗打到一半，大半兵力都已经投降了，复辟势力，基本瓦解。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梁启超作为天下仰望的启蒙知识分子，他的一支笔，往往比天子一怒更能震慑乾坤，扭转大局。
从政时的梁启超，经过了许多次大变，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只是政治投机。他自己的话说的最清楚：
“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康有为）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是善变的，但他的善变是跟着时代而变，他不过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能做到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康有为
8
“启超是没什么学问的。”
经历过“倒袁运动”、反复辟事件，梁启超意兴阑珊，从此真的金盘洗手，不再从政。他先是出游欧洲，更加详尽地考察西方文明，两年后回国，致力于教育和著述。
实际上，梁启超从年青时开始，就办过很多报纸，发表政论，也到过很多地方讲课、演讲。20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鲜少没受过梁启超影响。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被他迷得如痴如醉，甚至改了个笔名叫“学任”，任公就是梁启超的号。
后来他学着梁启超的文风写政论，贴在学校墙壁上给同学看，里面主张要把孙中山从日本找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然后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梁启超演讲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广式普通话、不标准的国语，通常开始的第一句话是：
“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
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点头，又说：
“可是也有一点喽。”
这种既谦逊又自负的神态，也只能梁启超才有了。
好的学者，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学问，将学问化作自己的生命。梁启超做学问，往往做到“一往情深”的地步。
梁实秋记载过梁启超的一次讲课，可见他对学问的通透：
当时他在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他最爱的《桃花扇》的时候，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他居然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搞到台下的学生都被他感染了，纷纷落下泪了。
讲“剑外忽传收蓟北”，先是号哭，继而拍手大笑，声音高昂，仿佛捷报真是传到他面前一样。
当时清华筹划建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本来想请胡适，胡适觉得自己不合适，他说要请一流的学者，一定得请三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
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学霸之一，梁启超担任国学院导师，没有人敢非议。
后来，梁启超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导师”，号称“教授中的教授”，开创了一代国学研究的高潮。
其中的陈寅恪，当初没有学历、文凭，也没有名声，但梁启超慧眼识珠，一定要将他请到清华来。
如此厚待，陈寅恪应该对他毕恭毕敬才对吧，但是他却在学术问题上和自己的恩人杠上了。
比如，在陶渊明弃官归隐这件事上，在梁启超看来，这是因为陶渊明不肯与当时的士大夫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失掉。
但陈寅恪却认为，陶渊明是东晋时人，东晋亡后，他“耻事二姓”才是归隐的真正原因。而且，陈寅恪还就此批评了梁启超，暗讽他既侍奉清朝、又入仕民国的做派。
有好友劝他：
“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
陈寅恪淡然笑答：
“错了，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
被人嘲笑是“引狼入室”，梁启超只是淡然一笑，然后答道：
“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的确，无论是像陶渊明、陈寅恪那样坚守初心、不事二姓的做派，还是梁启超那样敢于改变、但求务实的作风，都不过是捍卫了自己始终如一的人格。
这种学术的人格，哪里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有学生曾经问梁启超：“老师，我们的国粹将亡了啊，怎么办？”
梁反问：“什么叫国粹将亡？”
学生说：“先生，你不见今天读经的人已经很少了吗？”
梁启超闻声大怒，拍案而起，说：“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少，我们的国粹还是没有亡！”
梁启超和他那一代的学者，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论人格，都是那么自信和动人。
陈寅恪
9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梁启超曾有名言：“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为了写文章、做学问的那股狠劲，非常人能比。
有人统计过，在梁启超不到六十年的一生中，他居然写下了1400多万字，平均每天要写5000多字，涵盖各个方面，包括政治评论、学术史、文学史、佛学、历史哲学，堪称是个超级学霸。
比如，从上海逃往广西参加护国战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还两天两夜没合眼，写就了一本两万字的《国民浅训》，为战争呐喊。
这还不是一次两次。才思敏捷的梁启超，写文章常常都是一写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写完才休息。
而且他写文章的时候还不仅是写文章，他还要“五官并用”。
有一次他的学生到他家里去请他写几个对联，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
“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
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又来告诉他“有电话”，他听说来电内容后马上就答复要回什么话，让儿子去回，此时他手中的笔还没停过。
家人送信过来，他吩咐家人读信，他边听边写，听完之后还说了回信要怎么回。
接着家人送来早点，他眼睛稍稍瞄了几眼，边写边说：
“这个不要，那个再加一点。”
学生看到这一幕幕真是惊呆了，生怕老师写错字。但事实证明：梁启超写的对联，一个字都没错过。
梁启超自述：
“我每天除了睡觉，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运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
但这样一心几用、长期劳碌，生活没有规律，又烟又酒的，其实已经让他的身体有点吃不消。
晚年，他患上了尿毒症。
当时西医刚进入中国，大家都不相信西医。
众人都劝他用中药，但他笃信科学，一心要让西医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坚持要看西医。
熟悉的人就说：既然你那么喜欢西医，那就去欧美名医看吧，中国的西医毕竟刚起步。
梁启超也不去，要为中国西医树立名声，于是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医生认为需要割除右肾。
但割除右肾以后，梁启超的身体还是虚弱得不得了。这次西医手术的治疗方案完全是错误的。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梁启超这样的民国大拿，被西医医成这样，以后还能看西医吗？
梁启超急了，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毅然捍卫了协和和西医的名声：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梁启超老婆心切，完全是为了国人能够接受进步的事物。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启发民智，普度众生。
三十年前，他不能和谭嗣同一起，为变法流血牺牲，慷慨赴死；
三十年后，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让一个新生事物的名声毁坏。
这一份慈悲，堪与天地同光。
梁启超家庭照
10
无字碑
手术后不久，梁启超就去世了，享年还没有60岁。当时是1929年，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20年。
如果天不妒英才，他还能再活20年，以他的影响力，民国的历史必定会发生重大改变。在这20年，民国局面险象环生，因为国本虚弱，国人备受欺凌。假使任公在世，能使天下乱如斯乎？
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徒令后人哀叹。
梁启超死后，他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为他设计了墓碑——墓主体是黄色花岗岩结构，两通汉白玉石碑上只写着梁启超和夫人的名讳，对于梁启超生前的事迹，一个字都没有。
这其实是梁启超本人的意思——不留墓志，不做评价：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和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
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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