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很伟大，但并非最优秀
来源：王陶陶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国内舆论逐渐出现了一股盲目自大的倾向。一部分人不但认为中国文明是最优秀的，而且还认为其他一切文明低劣且不值一提。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认知不仅仅错误，而且非常危险，任其蔓延，很可能给中国国家和民众带来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中华文明并非最优秀
毋庸置疑，中华文明肯定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但这并不成为中华文明世界最优的理由，更不能代表其他文明就不值一提。
首先，中华文明的扩张和同化能力并不强大。事实上，相比于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这一点，从13世纪蒙古征服者被在不同文明圈被同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欧洲的蒙古人少部分基督教化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则全部彻底地伊斯兰化；而征服中国的蒙古部落不但保留了自身的习俗全身而退，反而使得中原地区出现了部分蒙古化现象。
事实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尽管出现更晚，但其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远远超过只能局限于东亚一隅的中华文明，这就是文明同化能力差距的最好体现。而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理因素的阻隔，我们的文明是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坚韧（在今天的中华文化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生命力远远超越扎根于乡村经济的传统中国文化）。
况且，从目前已知的创新记录来看，中华文明对现代科技的贡献远远不及西方文明，无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在近代，西方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现代生物学；在现代，西方文明又开创了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科技；更不用说西方社会数百年来无可计穷的现代发明创造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必须承认，中华文明在鼓励思维创新方面，远远不如西方文明，这是我们应予正视的短板。
自我文明最优秀论的危害
事实上，一旦我们将中华文明视为最优秀，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本身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天朝上国”和“天下最优”的观念一旦再次深入人心，很可能诱发致中华文明重走故步自封和闭关锁国的老路。
笔者阅览明清诸史，对此算是深有体会。数百年来，导致中国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朝野大多数士人的共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上国天朝”的自大情绪，我们过高估计自身文明的优势，忽略了其他文明的长处，所谓“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与英王诏），即是此理。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盲目地把中华文明视为最优秀，并将此类情绪推向狂热，很可能使整个民族缺乏实事求是的政策视角，激发盲目的排外情绪和不必要的外交冒险。
近代民间的义和团运动，将西方文明视为浑水猛兽，后来竟然发展到拆电线杆、火车铁轨的地步，这种激烈的自大排外冲动，不仅仅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损失，而且还引发庚子国变的惨痛教训；德国纳粹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思想和日本军国主义大和民族优秀论，则导致德日外交陷入癫狂，最终使得两国陷入地缘绝境而走向灭亡。
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南宋末年疯狂的“端平入洛”冒险（南宋知识分子轻视蒙古，鼓动宋蒙战争，引发南宋灭亡）和明朝末年不负责的“誓不和清”政策（崇祯朝廷在内外困境下，以满清夷狄鄙之，拒绝与清廷江河，导致国家灭亡）等历史事实，就会发现那些超脱现实的中华文明最优论，必将给中华文明本身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蒙古围金于蔡州，邀南宋助战。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子）问计名将孟珙，孟珙劝宋朝要顺应形势、不惜钱粮与蒙古交好，切不可恶化彼此关系，史嵩之深然之，然和蒙政策随后被蔑视蒙古的国内士人激进舆论和宋理宗破坏
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捍卫中华文明
事实上，要想真正捍卫、发扬中华文明，就必须实事求是看待各个文明的优劣之处，正视对手的长处，了解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昏头昏脑的愚蠢之举。而那些最优秀的大政治家，对彼我文明的认知也最为务实。
西方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缔造了强大的法国，但他深深地钦佩荷兰人的商业文明之力量，并叮嘱自己的继承者一定要尊重荷兰对法国的价值；现代俄罗斯的缔造者彼得大帝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和强大，他逼迫俄国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学习西方，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居所独自迁往波罗的海的荒郊；而德国历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俾斯麦，则认为俄国文化中的专制威力切不可低估，德国不论多么自负，都不宜蔑视俄国的潜力；而明治维新的杰出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很早就了解到西方文明的优势之处，意识到只有向西方虚心学习，才可能缔造强大的日本。
“为了执行一道命令，派出一个哨兵，从此哨兵年复一年的站在那里，这种事情往往引起柏林报界的哄笑。但是在我看来，这却反映出俄罗斯人坚持不渝的性格，俄罗斯文明的可怕就根植于此，此乃绝不容被低估的潜力”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
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务实理性地看待彼我文明的差异，那么不仅不能改善自己文明的缺陷，而且很容易因傲慢和自负，低估其他文明的力量或者威胁，最终贻害整个民族。
笔者常常阅览那些招致亡国之政客或思想家的言论，在这些误国者的认知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其盲目的自我文明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轻视。
乌姆战役之后，拿破仑自负地认为，相比优秀的法国人，德国人是一群下流的痞子，俄国人是一群愚蠢的牲口，意大利是一群胆怯的妓女；
希特勒在打败法国之后，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一群蠢材，俄国人天生智商低；
永野修身（1941年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在珍珠港之前，认为美国文明腐败无能，美国人是花花公子，只需要稍微显示一下日本的军事勇气，美国人就会求和。
抚古视今，若不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自负和傲慢，这些领袖们又怎会将自己的国家带入自毁的歧途？
相比之下，苏俄领袖斯大林固然在公开场合嘲笑“美国文化腐朽，美国军力不堪一击”，但这只是糊弄俄国愚民的宣传而已。事实上，俄国人民的慈父本人从来不会低估美国工业潜力及军事力量，在斯大林的所有外交决策中，他都力避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显示出一个真正马基雅维利政治家的内外务实之处：
为了体现布尔什维克优势和合法性，他必须鼓吹美国制度和文明的无能；为了更好地夺取利益和避免损失，他必须时刻冷静正视西方文明无可匹敌的优势。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坂本龙马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强大之处，认为日本绝不可低估西方，必须以务实精神看待外来文明，日本得以因此强大；相比之下，昭和时期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的著作中，则充斥着日本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低劣论和八纮一宇的狂妄思想，北一辉的思想浸染了日本社会，日本帝国也由此走向灭亡之路。
同样，今天西方白左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引入穆斯林难民，并不是他们尊重穆斯林，而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起码的事实，过高估计了西方文明的物质力量，并以惊人的傲慢低估了伊斯兰文化背后强大组织能力和文明韧性，这足以在未来引发不可逆料的后果。
与所有自负一样，当前盲目的中华文明自负论，离不开对西方文明无可回避的自卑。毕竟，在今天的中国，崇洋媚外依然是当前大众的普遍心态，诸如中国女人热衷外嫁，中国学校偏爱洋学生等诸多问题，依然是中国舆论极为愤感的所在。这些非理性的自负与自卑，形成了中国民众对外心态的两极，扭曲着这个民族的外部认知，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分裂。
实际上，文明的自卑固然不可取，但文明的自负却尤为危险。毕竟，文明的自卑还能逼迫了一个国家奋发图强，审慎务实；但文明的自负则更可能驱使一个伟大的民族走向毁灭。
罗马文明的废墟、煤山上的罪槐和广岛的核爆，不断警示着那些小有所成的文明人，实事求是，永勿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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