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烽火战鼓催，海波澜惊现远人。
四方怀柔凄凄梦，百战艨艟滚滚奔。
古来争利多干戈，货通东西几回闻？
折戟百年复汉唐，斧钺沉沙再寻真。
作者：冯彪
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那是一个做不成生意就要真刀真枪干一仗的年代。
皇帝的决心
1633年（崇祯六年）9月22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正在巡视军营，整顿防务。辕门外一阵急促的快马声打断了邹维琏忙碌的工作，崇祯皇帝的六百里加急圣旨到了。邹维琏立即擦干汗水，换上朝服，跪接圣旨。
两个月前，从台湾出发的荷兰舰队突然袭击南澳岛，随后又继续侵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崇祯皇帝命令邹维琏严惩占据台湾、此次又公然来犯的荷兰人。
接过圣旨，邹维琏此前的疑虑终于落了地，他立即向下属文武将吏传令，一是不许再谈“互市”，二是“誓以一身拼死当夷”。
“停止幻想，准备战斗”，邹维琏的命令并非空穴来风。荷兰人进犯的这两个月时间里，虽然明朝军队积极备战，但是战是和明朝廷还没打定主意。
主战派认为，“敢犯中华者，必诛”，况且倭寇之乱为害数十年，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才逐渐平息，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不严惩荷兰人，恐怕又将遗祸无穷。
主和派则认为，荷兰人进犯无非是因为贸易需求，只要与其“互市”，荷兰人必能不攻自退，况且明朝与后金的战事正紧，也恰好是这一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东渡黄河与高迎祥率领的农民军汇合，实力大增，若是南方沿海再添战事，恐怕官军分身乏术。
身为“前敌总指挥”，邹维琏还远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仗打输了，肯定不行，打赢了，赢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少代价，这些都要小心拿捏，唯皇命是从。
擅于读史知今的文官可能都还记得83年前东南沿海倭寇肆虐，和邹维琏同样担任抚巡职位的朱纨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在对倭作战中大破倭寇总部，还将抓获的倭寇统统处死。然而，朱纨却在抗倭大胜之后遭到同僚大举弹劾，朱纨最终竟忧愤自刎。
朱纨之死的原因，正如《明史》记载：“（沿海居民）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虽说是倭寇，但从大头目到小跟班，十有八九都是沿海一带的以出海贸易为生的中国人。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不能出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只得以日本倭寇为名烧杀掠抢，背后也不乏沿海一带士家大族的暗中支持。
此时身处抗敌前线的邹维琏同样明白，荷兰人占据台湾，这次又进犯厦门，之所以朝廷有休战互市的声音，恐怕在与荷兰人的贸易中这些朝臣没少捞到好处。邹维琏可能会想：“若严惩荷兰人，自己是否会重步朱纨的后尘？若不严惩，又有负皇命。”
不过邹维琏对自己的决策还是有足够的自信，当年抗倭，毕竟对方大多是明朝自己人，用现代人在的话说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次不一样，来犯者是“红毛外夷”。
更重要的是，这位曾经的东林士人巡抚福建已有三年，身负击退敌寇的使命。他还记得三年前上任之时，受崇祯皇帝接见的情景。邹维涟见到的是一位20出头，风华正茂，雄心壮志的皇帝。他知道正是这位皇帝上任不到3个月就肃清了魏忠贤一党，也正因如此，他邹维琏才得以获得提拔并被委以重任。临行前，皇帝要邹维琏整顿军队，鼓舞士气，巩固海防，而这也是饱读经书、以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生格言的邹维琏的人生理想。
如今北方后金大汗步步紧逼边关，各地农民军更是风起云涌，朝廷军队已是分身乏术，3年前皇帝还错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令天下寒心。对崇祯来说，要以对荷兰人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决心，更要以此震摄北方的反对者。
邹维琏重任在肩，稍令他宽心的是对荷作战他还是很有信心。去年（崇祯五年，1632年），他还曾亲自出征打击海盗刘香，直捣刘香巢穴。如今最大的海盗头目郑芝龙也已接受朝廷招安，成为明朝海军的先锋大将，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可谓船坚炮利。
接到崇祯皇帝痛击荷兰人的圣旨后，邹维琏仍是丝毫不敢怠慢，加紧部署，确保万无一失。他知道崇祯皇帝要的不仅仅是驱离荷兰人，而是要对荷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大胜，要大到一胜定乾坤。
荷兰人的野心
八九月份的东南海面，夏季的闷热容易让人焦躁不安，好在闷热过后常有强劲的东南信风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让人为之一爽。
不过，大海的信风也如长城的烽火，是入侵的信号。1604年8月，荷兰两艘军舰偷袭澎湖，此次又借夏季信风偷袭厦门，207年后的1840年，英国人的战船也正是在夏季进犯广东。
1633年7月到9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荷兰人只在开战初期因偷袭得胜，焚毁了明军十多艘舰船，此后双方偶有小战，但都没有占到对方太多便宜。期间，双方还有过两次谈判。明朝要求荷兰退回台湾，并赔偿明朝战争损失，荷兰人提的条件则是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贸易。谈判结果，双方都拍着桌子向对方说“你开什么玩笑？”
想要垄断同中国的贸易权，荷兰人的野心不小。1624年，荷兰人窃据台湾，并希望以此为基地，同明朝开展贸易。但是9年来，荷兰人的生意并不好做，这让先后担任荷兰驻台湾长官（相当于东印度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兼武装部队司令）的纳茨和普特曼斯相当着急。
本以为占据台湾就进入了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天堂，从此就能一本万利，躺着赚钱。可没想到，与明朝贸易正常渠道套路深，旁门左道路很滑，荷兰人在欧洲那套生意手段在中国走不通。
所谓正常贸易渠道就是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即承认明朝皇帝老大哥的地位，带着本国产品前来拜见，然后得到一大堆皇帝赏赐，回国一卖还真能一本万利。东亚国家都这么玩，不过荷兰人玩不了。一是这套体系还需要牵扯到儒家一整套礼仪文化制度，二是明朝后期国力不振，明朝自己也快玩儿不起，因此严格限制了其他国家朝贡的次数和规模。
荷兰人最希望的是直接同明朝商民展开贸易，用他们带来的白银或是从其他区域运来的苏木、香料等商品交换明朝盛产的茶叶、生丝和瓷器，可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封锁了这一渠道。但是明朝又没有完全禁止与荷兰人的贸易，而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予个别商人特许贸易权，使其成为贸易代理人，或者叫做中间商。
最终这种贸易特权集中到了一个叫许心素的明朝商人手中。起初荷兰人还能通过中间商买卖货物，但是一旦中间商被垄断，又出现了新情况，例如延迟交货、随意提价。来看看当时荷兰驻台湾官员的书信就知道这生意有多难做，“我们不敢拒绝他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个人可用，我们在此地就什么也干不成。”
之所以阻止其他商人直接与荷兰人贸易，而将贸易权让一人垄断，荷兰人还分析过其中的奥妙。荷兰驻台湾长官向上级汇报的书信集中记录了这样一句话：让许心素独揽交易，让明朝地方官员有了更多贪污受贿的方便。想要做生意，还必须打通明朝地方政府的层层“关卡”。
不但与贸易代理人的生意难做，荷兰人还面临早一步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的竞争，有时还需要同日本人、西班牙人竞争。
面对这种局面，荷兰人将目光转向了东南沿海另一股势力——海盗，或叫做亦商亦盗。在几股大海盗势力中，荷兰人选择了郑芝龙。在荷兰人的支持下，郑芝龙先后打败其他几股海盗势力，1628年初，郑芝龙攻入厦门，打败了许心素，史料记载当时“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为之震动。”
许心素败了，可荷兰人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换来梦寐以求的直接自由贸易，而是郑芝龙在其锋芒正劲之时选择投靠明朝，进而获得贸易特权，成为新的中间商。郑芝龙要求荷兰人只能老实待在台湾，并向郑芝龙手下的商人预付款，由他们将购得的货物送往台湾完成交易。这样一来，荷兰人需要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而且还不能保证有充足的货源。
能够想象当时荷兰驻台湾长官的处境，东印度公司股东们花钱支持他们海外贸易和殖民，有什么压力还能比来自股东们的压力大？
财报不好看，做生意受制于人，荷兰人决定发动战争来改变这一局面。与明朝谈判破裂后，1633年9月底，荷兰人准备扩大战事，除了调集自己拥有的11艘装备精良的战船外，还联合投靠此前被郑芝龙打败的其他海盗，大约有海盗船50艘。10月18日，荷兰人与海盗的联合舰队进入金门附近的料罗湾海面，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将军的雄心
让荷兰人最头疼的人非郑芝龙莫属。荷兰人前来偷袭的7月12日，损失最大的正是郑芝龙部队，10多艘舰船被毁。荷兰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心想：“郑芝龙这厮翻脸不认人，这次一定要出口恶气。”
年少时意气风发，经通日语、荷语、葡萄牙语等多门外语和地方方言，拿得了笔、扛得起枪，做得了生意、打得了仗，曾经的海盗，1628年接受明朝招安后被封为游击将军，当前对荷战争中又担任先锋大将，郑芝龙对“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的感悟相当透彻。
十月的夜晚已经有些凉意。与邹维琏商议完军事部署，郑芝龙来到舰队甲板上，远远看见对面海上荷兰舰队的点点火光。郑芝龙太了解海面上的对手了，他不仅会说荷兰人的语言，还明白荷兰人的那一套贸易方式，还能在明朝政府、荷兰殖民者、日本商人、中国商人、海盗等多方博弈中审时度势，成为一个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并且让明朝政府和荷兰殖民当局都拼命想拉拢的人。
因为之前被偷袭而损失惨重，郑芝龙命令各舰加强防备，同时高挂灯火，仅凭这舰队规模和气势如虹的火光就能震慑海对面的来犯之敌。舰队的火光映在海面，反光让整个舰队更显得灯火辉煌。
如果只想打家劫舍、大块分金银，郑芝龙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海盗，充其量只能成为最大的海盗，但在已经成为事实上最大的海盗后，郑芝龙选择归顺政府。如果只是想多赚钱，郑芝龙可能成为第二个许心素，在明朝地方官员庇护下获得垄断与荷兰人的贸易特权，但他又不甘心只做一个附庸或中间商。
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坐镇厦门后，郑芝龙开始争夺沿海贸易的主动权。首先，郑芝龙发放贸易许可证，并规定“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得来往，每舶例入两千金”，而且能获得许可证的商人均是郑芝龙自己的下属。其次，郑芝龙严格限制荷兰人在台湾交易，不得前往大陆沿海贸易。再次，郑芝龙制定同荷兰人的贸易规则，例如他要求只要中国商人将生丝等商品运到台湾，不论质量好坏，荷兰人必须全部购买，否则中国商人将不再运货到台湾。
郑芝龙在17岁左右便离开家乡，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学习经商。较之明朝官员，郑芝龙更加明白贸易所能发挥的威力。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以他为主导的贸易体系，并以其海军力量维护贸易的主导权。或许他还想过，羽翼丰满后也像荷兰人那样向海外扩张。不过荷兰人建立了股份公司，并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而郑芝龙还没有做到这点。
与荷兰一战，对明政府来说是保家卫国，对郑芝龙来说更多是争夺贸易主导权。
为了打赢对荷战争，郑芝龙准备下血本。为了鼓舞士气，除了明朝官方安排的给士兵的赏赐外，郑芝龙自掏腰包对手下发出赏格：参战者每人给银二两，若战事延长，额外再给五两，砍下一个荷兰人头给银五十两。众赏之下，必有勇夫，加上江湖义气激起的愤怒，使得郑芝龙的部下士气高涨。
10月18日，荷兰舰队进入料罗湾，10月19日便收到了郑芝龙派人送来的战书。
胜利的欢心
1633年10月22日，也是崇祯六年农历九月二十。天刚蒙蒙亮，郑芝龙已经率领的140多艘舰船铺天盖地般出现在料罗湾海面。旗舰上飘扬着的大纛旗上，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明”字，另一面正方形帅旗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郑”字。
荷兰舰队长官普特曼斯很快发现，他所率领的9艘战舰和投靠荷兰的50多艘海盗船（伪军）已经被郑军从两面包抄。霎时间，炮弹如雨般落下，海面上水柱四起，炮声震天。
普特曼斯下令舰队后撤，退到明军火力范围之外，从而发挥荷兰舰队火炮远距离射击的优势。同时普特曼斯还命令伪军挡在荷兰主力舰前充当炮灰。这时，郑芝龙下令实施“火海”计划。
原来明军140多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小船是满载硫磺硝石和干草等物的火船。郑芝龙令旗一刷，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海面瞬间火光连天。被点燃的海盗船狼奔豕突，四散奔逃。
这时，海盗船中间出现一条宽阔的水道，原本被海盗船围护的荷军主力舰暴露在明军眼前。郑芝龙下令明军主力抓住战机，快速向荷舰驶去，隆隆炮声中，两艘荷舰随即被炮火击沉。普特曼斯见败局已定，只得下令能动的战舰立即撤退，落荒而逃。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军大胜荷兰舰队。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人的5艘战舰，俘获1艘。《明史》则记载“郑芝龙焚其巨舰，俘其丑类，为海上数十年所未有”、“（荷夷）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结果让人伤心
料罗湾大捷后，郑芝龙主动向荷兰人提出和议，表示默许中国海商前往台湾与荷兰人贸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的保护费，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通过中国水域。
虽然缴纳了保护费，但是荷兰人也并非无利可图。海战之后，郑芝龙在东南沿海的地位更加巩固，海峡两岸的局势也逐步稳定下来，加上郑芝龙默许了海商的贸易，荷兰人希望买到的生丝、瓷器和布匹源源不断的被运到台湾。然后荷兰人将这些商品转口卖向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大获其利。
虽然荷兰人在战场上输了，但是自从有了充足的货源后，供过于求的局面使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荷兰人开始利用商业的手段打压明朝海商。1637年之后，荷兰人对一些利润不高、质量不佳的商品采取拒收态度，并压低购买价格，还不时在贸易中拖欠货款。中国海商除了忍受外，没有还手之力。
明朝政府虽然在战争中取胜，但后期中国海商与荷兰人的贸易中，对中国海商来说卡脖子的因素暴露出来。当明朝政府在海禁与开海政策之间徘徊不定之时，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国海商在贸易中只能充当供货商的角色，购货、分销的贸易渠道掌握在荷兰人手中，贸易体系的主导权、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荷兰人手中。
正如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一书中写道：“（明朝政府）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相反，面对蓬勃发展中的国际贸易和风云变幻的国家政治军事形势，明朝反应迟缓，行动不力，因此不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新形势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随着明朝灭亡，清朝鼎立，海禁政策重新加强，东南沿海的贸易火种也逐渐熄灭。
1633年，在一场贸易战中，我们打赢了一场战争，但却没有打赢贸易。207年后，另一家洋人再次凭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那时，我们连战争也输掉了。
千岛书院好文推荐：教育恐慌，为什么更多是女人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