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能打的省份:械斗13年,死人上百万,够狠

金石道 2018-05-11

作者:最爱君  来源:最爱历史


咸丰四年(1854年),当曾国藩发表战斗檄文《讨粤匪檄》,号召天下读书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这个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和传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也以客家人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广西贵县一个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打算纳已同土著汉人订婚的一个壮族女子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对。


这件小事,引起了贵县客家人与土著汉人间大规模的械斗。


客家人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大约3000名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干脆加入了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并成为金田村燎原之势的重要火种。


凝聚力强而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人,在不断的移民迁徙过程中,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结出来的“奇葩”。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民间械斗的升级版。


与此同时,他的家乡同胞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大械斗。但在太平天国的“光环”下,这场战争,被遗忘了。


▲广东台山碉楼,曾经是土客械斗的产物。


1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对话实录。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这个江苏仪征人还跟皇帝调侃,说这些民间械斗的死难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因为福建、广东的械斗传统“声名在外”,被任命到这些地方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头大


清代不许官员在原籍任职,派到闽粤两省的外地官员,因为语言障碍,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当地大族一般也不会把外地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粤东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应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这三个地方征收钱粮,要募集一帮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乡催收,否则一个子儿都收不上来。


最离谱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宁县,不要说收不到钱粮,就连官方的户口登记系统都是瘫痪的,当地人处于政府压根管不着的状态。


这么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斗的传统中练出来的。


郭嵩焘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发现粤东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广府一带,东莞、新安(现深圳市)诸县,在彪悍斗狠方面,跟潮、惠的风气相当接近。这些县的富家大族,自行营造土城,大量购买枪炮,干啥呢?干强抢豪夺的勾当,俨然地方一霸。


离省城那么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们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们早已收到风声,逃之夭夭。


当时,在全国的军事版图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样,以强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内,东莞勇则与潮勇齐名,都相当强悍嗜杀。这其中,还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洪兵起义。


洪兵的目标是“擒龙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译一下,就是拿下石龙、虎门(现均属东莞)、广州(俗称羊城)、佛山,然后挥军西进广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广州及其周边一带。


官府对付洪兵起义,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当时率官兵在新会、鹤山边界抗击洪兵队伍的赵源英,对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赵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鹤山的客家人。他说,这些客家人身裹旧棉胎,天气很热也不解下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冲,直到与对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当勇狠。


▲客家土楼最能反映客家人的族群特性。


2


官府招募客勇对抗洪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是,清廷正规军无论是八旗、绿营,当时已经腐败堕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参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与广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们的对立情绪,激发客勇的战斗力。


这一用心,蛮险恶的。


不过,广东土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秘密。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攻打广州城的时候,英国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打算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来的人口增长趋势,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广东的数据是,从1685年人均耕地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人均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许多家庭必须应对这个残酷的问题:要么弃农从商,要么移民迁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找可供耕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闽粤两省,时常发生。这样,客人(新迁入者,即客家人)与土著(先迁入者,即广府人)势必产生资源的竞争。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的使用。


在广东省内,客家移民从东部的嘉应州、惠州府西迁,进入广州府、肇庆府之后,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和冲突,就此埋下了引线。


广府人早已占据了当地最好的资源,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新来的客家人,还在文化上歧视、丑化客家人。他们称客家人为“匪”,为“贼”,或者给“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蛮、未进化。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语言的鄙视链。我们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广府人),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不一样,无法沟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蛮鴃舌”。结果,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广府人竟然把这个词捡起来,用到了处于鄙视链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别人嘲笑我的,我将转嫁到别人身上。人群的优越感,往往通过这种鄙视链来传递。


土客双方最终酿成械斗,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为语言沟通而起,故而也被称为“分声械斗”。


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从来不会甘愿受鄙视。所以,面对中原人“鸟语”的嘲笑,广府人的回应是:我们才是中原古音。同样的,面对广府人“鸟语”的嘲笑,客家人的回应是:你们也配?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这正是:别人用正统打击我,我就建构一套正统反击他。


▲电影剧照:小型械斗现在各地仍时有发生。


但是,语言分歧还不能算是土客械斗的根本原因,经济和制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为争夺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在闽粤两省的发生频率,就跟在东北见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类的骂架一样普遍。


客家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争夺坟地?其实,从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


客家人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于是一方面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


跟现在一样,户籍不仅是合法身份的象征,还是谋求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最关键的,就是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因为土客学额之争,使得双方的士绅都抛弃修养,直接成为械斗中的带头人。


客家人谢元位,原籍嘉应,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携眷寄居高明县,置有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儿子谢国佐,以寄居满20年,申请在高明县参加科举。


结果,土著生员谭瑛等人极力阻挠。高明知县因此批复称,谢国佐有原籍,应回原籍考试。


谢国佐不满,告到省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谢国佐仍不死心,一直在为学籍之事上访。尽管清朝律例明确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认为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规定,但在地方势力的干预下,他的执着,如泥牛入海。


在这期间,高明土著士绅也没闲着。他们也在一路控告谢国佐等客籍生员冒籍捐官的问题。


双方控诉往来,最后以土著的胜利告终。


客家人争取入籍与学额之路,异常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县州,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单独给予一定的生童名额。尽管名额很少,限制颇多,但客家人在科场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发出《讨粤匪檄》的曾国藩,早年考科举,经常抱怨自己没天分。如果他是一个客家人,他或许连抱怨天分的资格都没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械斗场景。


3


从清初算起,经过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隐忍抗争,到道光、咸丰时期,广东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经不像他们初来乍到那会儿,满足于蜗居穷乡僻壤,做佃农帮佣。


一些家族开始“反客为主”。


这些发展起来的客家人为了取得广府人的田地,引诱土民子弟参与赌博,通过借贷给他们,最终让他们以割让田地来偿清巨额高利贷。


广府人压迫客家人,这么多年,压迫习惯了,突然面对客家人的经济崛起,没有羡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则一直不习惯被压迫的日子,总在寻求机会“反客为主”。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咸丰四年的洪兵起义,给客家人送来了复仇的“机会”,也最终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最爱君前面讲过,广东官府因为正规军战斗力不行,于是通过招募客勇剿匪。这些客勇杀红了眼,最后假公济私,开始有意识地报复广府人。


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离了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广府人。他们任意指认土著居民为洪兵成员,肆意屠杀,然后占据其田地、坟山。


其中,打杀广府人最落力的是武举人出身的客绅马从龙。他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准许,以带领客勇清剿洪兵余孽为名,诬蔑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使得这股报复土著的仇杀之风,蔓延至广东多个县。


这场土客大械斗,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持续到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13年。有学者估计,在这场械斗中,双方的伤亡达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这场大械斗的死亡人数当在百万级别。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此事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土客大械斗的波及范围应该在珠江西岸的17个县,包括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载,当时土客双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士农习战,人皆带剑,户尽佩刀,巨炮洋枪,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


▲历史上客家人迁徙示意图。


客家人诉诸暴力,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周围各县土客械斗战火烧了两年之后,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土绅李维屏等人联络开平、恩平两地土绅,图谋共同“灭客”。为了取得广大土著的支持,这些土绅极力宣传客勇仇杀土民的行径,土民为求自保,纷纷响应,采取武力对抗客民。


于是,广府人用红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阵,互相动员,双方的血腥残杀在一片红白之间,渐渐失去了边界。


械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都采取“铲村”政策。就是说,聚集武装,血战到底,摧毁对方的村庄,抢掠妇女财物,最后一把火把村子烧了。被害的一方则重新聚集力量,杀回来进行报复。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园大片荒废,村落成为废墟。


新宁东路的赤溪一带,客家人与本地人向来相处和睦。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斗不可避免,但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还是努力通过土民士绅,在一座庙内歃血会盟。土客双方立下毒誓:谁先开启战端,谁就遭灭族天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挡不住理性的丧失。仅仅一个月后,广府土著在赤溪一个叫火烧寮的地方先动手,杀死一名客家人。


战端开启,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环海,北面又是广府人聚集地,客家人无路可逃,只能应战。这一战,就是整整11年。


最惨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斗。广府人雇请匪勇分路来攻,客绅钟毓灵率壮丁抵御,立寨固守。钟还约请周边客村联合设防。但终归抵挡不住土民的强大攻势,此战,河洲村男女死了数百人,领导者钟毓灵则被掳到新宁县城进行肢解,土民争啖其肉,惨不忍睹。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新宁县内许多客村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迁。其中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时分,遭遇广府人伏击。突然锣声四起,广府人分头截杀,客家人惊慌四散,最终遇害者高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互斗以来,客家人被杀最多、最惨的一次。


这次遭遇战给客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回忆。客家人认为,当天因为扶老携幼西迁,行程缓慢,加上沿途经常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察觉并连夜纠众截杀。


此次教训之后,客家人凡是携眷迁徙,途径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鸦片烟膏涂口,让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闷死的小孩不在少数。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运同样发生在迁徙途中。当时新宁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于原居住地被广府人占领,集体乘船迁往曹冲、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盗抢劫,被劫去金银20余万,男女被杀及封闭船舱内闷死者达2000余人。


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除被杀戮外,年轻男子还被广府土著掳掠,运到澳门,再转卖往秘鲁、古巴作苦力,俗称“卖猪仔”。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掳卖的客家人,人数大约两三万。


客家人损失惨重,但广府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史料记载,当时“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髅成堆”。


▲如今的台山赤溪。


4


总体而言,因为人多势众,广府人在械斗中相较客家人占有军事优势。但这还不够,广府人利用政治优势,不断向上控告,由县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们的控告实际上怀有强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观调解土客双方的矛盾,而是单方面请求官方派兵驱逐、弹压客家人。


广府士绅的“上访”起初并未引起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洪兵叛乱初期,参加者多是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讨贼,所以不可能站到广府人一边;二是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事冷处理。


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到京上访(即“京控”),指称客家人自倡乱以来,前后杀广府土著十余万,焚毁村庄、劫掠妇女不可胜计,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当时的广东代省长(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对冯典夔的控词提出辩驳,客观地指出土客双方经年累月的大械斗,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也没有是非曲直可论,而且双方互相掳杀,伤亡都很大,各至数十万人。


郭嵩焘说,在大械斗中,土客两方都不可理喻,都无比残忍。“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


总之,双方都彻底失去理性,应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焘强调,切不可光听广府人的一面之词。


▲郭嵩焘。


朝廷吸纳了郭嵩焘的意见,专门发文强调,处理土客冲突,要一体同仁,应该“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还是变了形。官方态度明显偏向广府人,批准广府人建立团练,剿办“客匪”。政府也不时派遣军队围剿客家人。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去见了上帝之后,帝国大局逐渐安稳下来,官府才有心力去应付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帝国统治者也害怕,迁延日久的土客械斗发生性质演变,由民间互斗变成举旗叛乱,再生出一个太平天国,那大清剩下的半条命就要彻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莅任之初,就定下剿办“客匪”的政策。


蒋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亲信。他调来数万湘勇,用于剿办“客匪”。但在实战中,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对阵客勇并未尝到甜头,反倒时常吃败仗。


原因很简单,客家人久经战斗,视死如归,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为虐,所以打起仗来尤为勇猛。


广府人对官军也时常不领情。他们不时会伏击官军与客民。潮州总兵卓兴一路护送投诚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土著沿路掳杀客家人400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恼火。


广东,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省份,从土客双方对待官兵的态度和战绩,可以知道这个称号不是盖的。长期的暴力械斗传统,实际上使广东民间形成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他们有胆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势力,一旦他们认定官方不能遂其愿的时候。


在剿办“客匪”时,蒋益澧使用一种叫天花炮的炮弹,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内,房屋倒塌,全无活物。


不过,客家人很快观察发现,这种炮弹由火线引爆,从坠地到爆炸,有个时间差。于是妇女儿童每次看到炮弹射落,争先跑上去,摘去火线,将炮弹交给客勇指挥者。


听到消息后,估计蒋益澧整个人都黑线了。


这也促使蒋益澧产生了从剿到抚的思想转变。据说,蒋益澧在巡营时曾登上山顶,望见客家人的堡垒内,男耕女织,儿童读书,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贼,他们只是守死自卫而已。


客绅头目此时也冲到军营,面谒蒋益澧,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蒋益澧大为感动,即刻转向促使土客息斗和好的路线。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广府人的地盘内扫墓。


过去的十余年间,土客双方互有攻占,导致广府人有祖坟落在了客家人占有区内,客家人也有祖坟落在广府人占有区内。蒋益澧促进土客联和的第一招,就蛮打动人。他谕令土客绅民不得阻拦客家人或广府人互相入境扫墓,尤其应当妥当保卫对方的祖坟。


早已厌战的土客双方,此时内心的愤怒被短暂软化。


作为土客议和的一个主要成果,官方将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新宁赤溪单独设厅,听任客家人迁入。民国元年(1912年),赤溪厅改赤溪县。


持续了13年的血腥大械斗,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双方的集体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一旦陷入现实的口角,广府人和客家人就会轻易调动历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个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


郭嵩焘曾近距离目睹那场血腥大械斗,他为此反复哀叹道:“劫运生于人心,人心知悔则劫运立消,人心交相为构则劫运滋烈。”


但愿我们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调解彼此的争端,永远不要陷入残暴而非理性的缠斗。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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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道

    中国最能打的省份:械斗13年,死人上百万,够狠

    金石道 2018-05-11

    作者:最爱君  来源:最爱历史


    咸丰四年(1854年),当曾国藩发表战斗檄文《讨粤匪檄》,号召天下读书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这个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和传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也以客家人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广西贵县一个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打算纳已同土著汉人订婚的一个壮族女子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对。


    这件小事,引起了贵县客家人与土著汉人间大规模的械斗。


    客家人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大约3000名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干脆加入了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并成为金田村燎原之势的重要火种。


    凝聚力强而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人,在不断的移民迁徙过程中,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结出来的“奇葩”。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民间械斗的升级版。


    与此同时,他的家乡同胞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大械斗。但在太平天国的“光环”下,这场战争,被遗忘了。


    ▲广东台山碉楼,曾经是土客械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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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对话实录。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这个江苏仪征人还跟皇帝调侃,说这些民间械斗的死难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因为福建、广东的械斗传统“声名在外”,被任命到这些地方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头大


    清代不许官员在原籍任职,派到闽粤两省的外地官员,因为语言障碍,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当地大族一般也不会把外地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粤东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应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这三个地方征收钱粮,要募集一帮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乡催收,否则一个子儿都收不上来。


    最离谱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宁县,不要说收不到钱粮,就连官方的户口登记系统都是瘫痪的,当地人处于政府压根管不着的状态。


    这么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斗的传统中练出来的。


    郭嵩焘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发现粤东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广府一带,东莞、新安(现深圳市)诸县,在彪悍斗狠方面,跟潮、惠的风气相当接近。这些县的富家大族,自行营造土城,大量购买枪炮,干啥呢?干强抢豪夺的勾当,俨然地方一霸。


    离省城那么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们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们早已收到风声,逃之夭夭。


    当时,在全国的军事版图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样,以强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内,东莞勇则与潮勇齐名,都相当强悍嗜杀。这其中,还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洪兵起义。


    洪兵的目标是“擒龙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译一下,就是拿下石龙、虎门(现均属东莞)、广州(俗称羊城)、佛山,然后挥军西进广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广州及其周边一带。


    官府对付洪兵起义,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当时率官兵在新会、鹤山边界抗击洪兵队伍的赵源英,对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赵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鹤山的客家人。他说,这些客家人身裹旧棉胎,天气很热也不解下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冲,直到与对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当勇狠。


    ▲客家土楼最能反映客家人的族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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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招募客勇对抗洪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是,清廷正规军无论是八旗、绿营,当时已经腐败堕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参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与广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们的对立情绪,激发客勇的战斗力。


    这一用心,蛮险恶的。


    不过,广东土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秘密。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攻打广州城的时候,英国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打算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来的人口增长趋势,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广东的数据是,从1685年人均耕地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人均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许多家庭必须应对这个残酷的问题:要么弃农从商,要么移民迁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找可供耕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闽粤两省,时常发生。这样,客人(新迁入者,即客家人)与土著(先迁入者,即广府人)势必产生资源的竞争。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的使用。


    在广东省内,客家移民从东部的嘉应州、惠州府西迁,进入广州府、肇庆府之后,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和冲突,就此埋下了引线。


    广府人早已占据了当地最好的资源,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新来的客家人,还在文化上歧视、丑化客家人。他们称客家人为“匪”,为“贼”,或者给“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蛮、未进化。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语言的鄙视链。我们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广府人),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不一样,无法沟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蛮鴃舌”。结果,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广府人竟然把这个词捡起来,用到了处于鄙视链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别人嘲笑我的,我将转嫁到别人身上。人群的优越感,往往通过这种鄙视链来传递。


    土客双方最终酿成械斗,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为语言沟通而起,故而也被称为“分声械斗”。


    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从来不会甘愿受鄙视。所以,面对中原人“鸟语”的嘲笑,广府人的回应是:我们才是中原古音。同样的,面对广府人“鸟语”的嘲笑,客家人的回应是:你们也配?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这正是:别人用正统打击我,我就建构一套正统反击他。


    ▲电影剧照:小型械斗现在各地仍时有发生。


    但是,语言分歧还不能算是土客械斗的根本原因,经济和制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为争夺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在闽粤两省的发生频率,就跟在东北见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类的骂架一样普遍。


    客家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争夺坟地?其实,从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


    客家人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于是一方面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


    跟现在一样,户籍不仅是合法身份的象征,还是谋求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最关键的,就是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因为土客学额之争,使得双方的士绅都抛弃修养,直接成为械斗中的带头人。


    客家人谢元位,原籍嘉应,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携眷寄居高明县,置有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儿子谢国佐,以寄居满20年,申请在高明县参加科举。


    结果,土著生员谭瑛等人极力阻挠。高明知县因此批复称,谢国佐有原籍,应回原籍考试。


    谢国佐不满,告到省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谢国佐仍不死心,一直在为学籍之事上访。尽管清朝律例明确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认为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规定,但在地方势力的干预下,他的执着,如泥牛入海。


    在这期间,高明土著士绅也没闲着。他们也在一路控告谢国佐等客籍生员冒籍捐官的问题。


    双方控诉往来,最后以土著的胜利告终。


    客家人争取入籍与学额之路,异常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县州,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单独给予一定的生童名额。尽管名额很少,限制颇多,但客家人在科场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发出《讨粤匪檄》的曾国藩,早年考科举,经常抱怨自己没天分。如果他是一个客家人,他或许连抱怨天分的资格都没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械斗场景。


    3


    从清初算起,经过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隐忍抗争,到道光、咸丰时期,广东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经不像他们初来乍到那会儿,满足于蜗居穷乡僻壤,做佃农帮佣。


    一些家族开始“反客为主”。


    这些发展起来的客家人为了取得广府人的田地,引诱土民子弟参与赌博,通过借贷给他们,最终让他们以割让田地来偿清巨额高利贷。


    广府人压迫客家人,这么多年,压迫习惯了,突然面对客家人的经济崛起,没有羡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则一直不习惯被压迫的日子,总在寻求机会“反客为主”。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咸丰四年的洪兵起义,给客家人送来了复仇的“机会”,也最终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最爱君前面讲过,广东官府因为正规军战斗力不行,于是通过招募客勇剿匪。这些客勇杀红了眼,最后假公济私,开始有意识地报复广府人。


    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离了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广府人。他们任意指认土著居民为洪兵成员,肆意屠杀,然后占据其田地、坟山。


    其中,打杀广府人最落力的是武举人出身的客绅马从龙。他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准许,以带领客勇清剿洪兵余孽为名,诬蔑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使得这股报复土著的仇杀之风,蔓延至广东多个县。


    这场土客大械斗,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持续到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13年。有学者估计,在这场械斗中,双方的伤亡达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这场大械斗的死亡人数当在百万级别。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此事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土客大械斗的波及范围应该在珠江西岸的17个县,包括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载,当时土客双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士农习战,人皆带剑,户尽佩刀,巨炮洋枪,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


    ▲历史上客家人迁徙示意图。


    客家人诉诸暴力,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周围各县土客械斗战火烧了两年之后,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土绅李维屏等人联络开平、恩平两地土绅,图谋共同“灭客”。为了取得广大土著的支持,这些土绅极力宣传客勇仇杀土民的行径,土民为求自保,纷纷响应,采取武力对抗客民。


    于是,广府人用红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阵,互相动员,双方的血腥残杀在一片红白之间,渐渐失去了边界。


    械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都采取“铲村”政策。就是说,聚集武装,血战到底,摧毁对方的村庄,抢掠妇女财物,最后一把火把村子烧了。被害的一方则重新聚集力量,杀回来进行报复。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园大片荒废,村落成为废墟。


    新宁东路的赤溪一带,客家人与本地人向来相处和睦。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斗不可避免,但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还是努力通过土民士绅,在一座庙内歃血会盟。土客双方立下毒誓:谁先开启战端,谁就遭灭族天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挡不住理性的丧失。仅仅一个月后,广府土著在赤溪一个叫火烧寮的地方先动手,杀死一名客家人。


    战端开启,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环海,北面又是广府人聚集地,客家人无路可逃,只能应战。这一战,就是整整11年。


    最惨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斗。广府人雇请匪勇分路来攻,客绅钟毓灵率壮丁抵御,立寨固守。钟还约请周边客村联合设防。但终归抵挡不住土民的强大攻势,此战,河洲村男女死了数百人,领导者钟毓灵则被掳到新宁县城进行肢解,土民争啖其肉,惨不忍睹。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新宁县内许多客村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迁。其中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时分,遭遇广府人伏击。突然锣声四起,广府人分头截杀,客家人惊慌四散,最终遇害者高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互斗以来,客家人被杀最多、最惨的一次。


    这次遭遇战给客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回忆。客家人认为,当天因为扶老携幼西迁,行程缓慢,加上沿途经常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察觉并连夜纠众截杀。


    此次教训之后,客家人凡是携眷迁徙,途径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鸦片烟膏涂口,让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闷死的小孩不在少数。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运同样发生在迁徙途中。当时新宁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于原居住地被广府人占领,集体乘船迁往曹冲、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盗抢劫,被劫去金银20余万,男女被杀及封闭船舱内闷死者达2000余人。


    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除被杀戮外,年轻男子还被广府土著掳掠,运到澳门,再转卖往秘鲁、古巴作苦力,俗称“卖猪仔”。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掳卖的客家人,人数大约两三万。


    客家人损失惨重,但广府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史料记载,当时“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髅成堆”。


    ▲如今的台山赤溪。


    4


    总体而言,因为人多势众,广府人在械斗中相较客家人占有军事优势。但这还不够,广府人利用政治优势,不断向上控告,由县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们的控告实际上怀有强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观调解土客双方的矛盾,而是单方面请求官方派兵驱逐、弹压客家人。


    广府士绅的“上访”起初并未引起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洪兵叛乱初期,参加者多是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讨贼,所以不可能站到广府人一边;二是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事冷处理。


    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到京上访(即“京控”),指称客家人自倡乱以来,前后杀广府土著十余万,焚毁村庄、劫掠妇女不可胜计,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当时的广东代省长(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对冯典夔的控词提出辩驳,客观地指出土客双方经年累月的大械斗,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也没有是非曲直可论,而且双方互相掳杀,伤亡都很大,各至数十万人。


    郭嵩焘说,在大械斗中,土客两方都不可理喻,都无比残忍。“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


    总之,双方都彻底失去理性,应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焘强调,切不可光听广府人的一面之词。


    ▲郭嵩焘。


    朝廷吸纳了郭嵩焘的意见,专门发文强调,处理土客冲突,要一体同仁,应该“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还是变了形。官方态度明显偏向广府人,批准广府人建立团练,剿办“客匪”。政府也不时派遣军队围剿客家人。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去见了上帝之后,帝国大局逐渐安稳下来,官府才有心力去应付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帝国统治者也害怕,迁延日久的土客械斗发生性质演变,由民间互斗变成举旗叛乱,再生出一个太平天国,那大清剩下的半条命就要彻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莅任之初,就定下剿办“客匪”的政策。


    蒋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亲信。他调来数万湘勇,用于剿办“客匪”。但在实战中,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对阵客勇并未尝到甜头,反倒时常吃败仗。


    原因很简单,客家人久经战斗,视死如归,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为虐,所以打起仗来尤为勇猛。


    广府人对官军也时常不领情。他们不时会伏击官军与客民。潮州总兵卓兴一路护送投诚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土著沿路掳杀客家人400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恼火。


    广东,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省份,从土客双方对待官兵的态度和战绩,可以知道这个称号不是盖的。长期的暴力械斗传统,实际上使广东民间形成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他们有胆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势力,一旦他们认定官方不能遂其愿的时候。


    在剿办“客匪”时,蒋益澧使用一种叫天花炮的炮弹,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内,房屋倒塌,全无活物。


    不过,客家人很快观察发现,这种炮弹由火线引爆,从坠地到爆炸,有个时间差。于是妇女儿童每次看到炮弹射落,争先跑上去,摘去火线,将炮弹交给客勇指挥者。


    听到消息后,估计蒋益澧整个人都黑线了。


    这也促使蒋益澧产生了从剿到抚的思想转变。据说,蒋益澧在巡营时曾登上山顶,望见客家人的堡垒内,男耕女织,儿童读书,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贼,他们只是守死自卫而已。


    客绅头目此时也冲到军营,面谒蒋益澧,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蒋益澧大为感动,即刻转向促使土客息斗和好的路线。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广府人的地盘内扫墓。


    过去的十余年间,土客双方互有攻占,导致广府人有祖坟落在了客家人占有区内,客家人也有祖坟落在广府人占有区内。蒋益澧促进土客联和的第一招,就蛮打动人。他谕令土客绅民不得阻拦客家人或广府人互相入境扫墓,尤其应当妥当保卫对方的祖坟。


    早已厌战的土客双方,此时内心的愤怒被短暂软化。


    作为土客议和的一个主要成果,官方将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新宁赤溪单独设厅,听任客家人迁入。民国元年(1912年),赤溪厅改赤溪县。


    持续了13年的血腥大械斗,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双方的集体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一旦陷入现实的口角,广府人和客家人就会轻易调动历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个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


    郭嵩焘曾近距离目睹那场血腥大械斗,他为此反复哀叹道:“劫运生于人心,人心知悔则劫运立消,人心交相为构则劫运滋烈。”


    但愿我们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调解彼此的争端,永远不要陷入残暴而非理性的缠斗。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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